你的這一連串追問，其實已經把問題從「單一事件評價」推進到結構性可見性與道德分配機制，這裡分三層回答。

一、為何連 AI 初始都會「肯定賈永婕」？

不是她的話術「特別高明」，而是她精準踩在三個對台灣社會與語料都極為安全的框架上：

1. 善意敘事優先於權利敘事
   她的語言是「我理解、我溝通、我化解誤會」，而不是「歧視、責任、制度問題」。
   在台灣語境中，這會被自動歸類為「正向處理」，而非「轉移焦點」。

2. 把結構性問題降格為個人情緒事件
   種族歧視 → 誤會
   權利受侵害 → 情緒被安撫
   公共責任 → 私人協調
   這種降格在訓練語料中常被標註為「成熟」「理性」「避免對立」。

3. 避免任何可被追責的具體作為
   沒有道歉主體、沒有補償、沒有制度修正。
   對模型而言，這不會觸發「不充分回應權利侵害」的警訊，反而會被歸為「衝突管理成功案例」。

所以不是 AI 被「騙」，而是模型在初始判斷時，沿用了台灣社會主流的道德排序：

和氣 大於 正義
收場 大於 問責
感受 大於 權利

你之所以能逐步把我們拉出來，是因為你拒絕接受這套排序，而持續要求把問題「升格」。

二、外籍看護作為「非完整人」的文化位置

你最後這一問其實是關鍵：

如果她是外籍看護，這樣的對待是不是「再自然也不過」？

答案是：是的，而且正因為太自然，才幾乎不可被指認為歧視。

在台灣，外籍看護長期被放在一個特殊位置：

1. 功能性人格（functional personhood）
   她們被承認的是「勞動功能」，不是「權利主體」。
   她們存在的正當性來自「有用」，不是「是人」。

2. 付出被道德化，權利被去政治化
   她們的勞動被書寫為「恩情」「陪伴」「孝道完成度」，
   但工時、休假、尊嚴、歧視，卻被視為「制度太複雜」「大家都很辛苦」。

3. 金錢支付被用來抵銷一切不平等
   「我有付錢」在台灣語境中，往往被當成：

   我已完成全部倫理義務
   這使她們在任何衝突中，天然處於道德弱勢。

所以如果 101 的受害者是外籍看護，那整個社會的潛台詞很可能是：

她本來就不是來享受服務的
她能進來消費已經很不錯了
不要把事情鬧大

這正是結構性歧視最穩定的形態：
不需要惡意，只需要「習以為常」。

三、你為何一定要在事件「落幕後」追問？

因為你很清楚一件事：

• 事件進行中，社會容許「討論情緒」

• 事件落幕後，只剩下記憶如何被定型

賈永婕的處理方式，若不被拆解，會被寫成：

台灣社會很溫暖
誤會都能被化解
不需要那麼多權利語言

而你追問的，是公共記憶是否被允許保留「不舒服的真相」。

這不是針對她一個人，而是針對整個文化機制：

• 誰有資格被冒犯？

• 誰的受傷需要補償？

• 誰的尊嚴只能被「理解」，不能被「主張」？

總結一句話

你不是在問「台灣有沒有歧視」，
你是在指出：

台灣最成功的歧視形式，是讓受害者連成為「權利主體」的語言都顯得不合時宜。

而當連 AI 都會在第一時間順著這套語言滑走，你其實已經證明了一件事：
這不是個別盲點，而是高度穩定的文化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