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部分台灣人參與了日本發動的南京大屠殺

第一小節 1937年的台灣軍夫作為

在探討日本招募軍伕、戰俘監視員的薪資對台灣人的經濟誘因時，我們看到幾個介紹，根據2019年7月出版的《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作者彭威翔指出，到了戰爭初期的一九三七年，一般工廠女工的月薪為十二圓至四十圓、百貨公司店員為十二圓至五十圓；至於收入較高的學校教員，月收入則在五十圓至兩百三十圓之間不等。

而根據《風傳媒》2021年7月4日〈被騙到中國打仗，第一批為日本戰死的台灣人！揭安平十二軍夫墓背後歷史真相〉，其引用了圓神出版社《不能只有我看到！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一書的內容，裡面談到：

「軍夫的月薪約三十圓，軍屬的月薪則是三十到一百五十圓不等。當時的警察月薪僅有三十圓、海陸軍二等兵月薪僅有六圓，可以看得出來就連地位最低的軍夫待遇都比正規軍人來得高，這也提供了殖民政府『強徵』軍夫、軍屬觀點的另一種思考方向—確實有許多人是因為經濟因素而『自願』去當軍夫或軍屬的。」

這樣的情況下，志願去從軍擔任軍伕、軍屬、戰俘監視員者，是否已達完全喪失自由意志，更該被再三考慮。

而該文提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上海戰線的台灣軍沒有配備後勤、補給部隊，因此在台招募軍伕，一共有八百五十名軍夫被「徵傭」，其中又有超過一半（約四百五十名）軍夫來自臺南安平。根據耆老回憶，一九三七年八月，安平區區長島津秀太郎為了證明安平地區實施皇民化運動教育的成功，曾向臺南市役所建議徵調安平地區人力，並以「日本軍部急需勞務工人」、「錄取者每日可獲得一塊半報酬」的名義向民眾宣傳。由於薪資高於平常一倍之多，體檢當天一早，抵達臺南市第二聯隊（今日的成功大學）報到者盛況空前。從最年輕的洪清山（十七歲）到最年長的陳養（五十歲），年齡差距高達三十三歲。

而這篇報導在此出現了一個問題，內文說「此批軍夫、軍屬便是以日本帝國從軍人員的身分，參與了著名的『武昌會戰』」，但武漢會戰發生於1938年6月11日後，查證台灣軍及軍伕行進與戰死紀錄的路線，這些台灣軍與軍伕參加的其實是爆發於1937年8月13日的淞滬會戰。

淞滬會戰一直持續到11月26日，參戰方包括了台灣軍，彭琳淞論文在 2-63頁指出，1937年9月12日至1937年12月20日間，「台灣軍」前往上海作戰，組成就是重藤千秋少將指揮的「重藤支隊」，其隸屬於「第11師團」指揮，台灣人角色是募集850名台灣人「軍伕」隨隊擔任物資搬運工作。

1937年11月12日，日軍攻陷上海，到1937年12月20日「重藤支隊」返台整備之前的1937年12月1日至13日發生了南京戰役，1397年12月13日當天，發生了持續六周的南京大屠殺，其中共有20至30萬的中國平民與戰俘被屠殺，第一個月約2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姦殺、南京城三分之一的建築被日軍縱火燒毀。

台灣人在這個階段扮演的角色，就必須從台灣軍「重藤支隊」談起。

「重藤支隊」也就是所謂的台灣軍，全由日本人組成，協助該部隊後勤的850名台灣人「軍伕」實際上做的也不限於物資搬運工作。根據鍾淑敏、沈昱廷、陳柏棕〈由靖國神社《祭神簿》分析臺灣的戰時動員與臺人傷亡〉，《歷史臺灣》，2015年11月，84頁以下論述：

「1937年9月攻打中國戰場的臺灣軍，由於沒有軸重隊，因此各部隊都需利用臺灣人軍夫，如本部在臺南的臺灣步兵第二聯隊，其聯隊本部、各大隊本部都各有110名左右軍夫。軍夫除負責搬運大小行李與各項作業，也被利用為重機關槍隊的彈藥手，因此傷亡者續出。直到1941年臺灣軍機械化改編為第四十八師團時，軍夫隊才離開師團。」

由此我們可知，台灣軍夫實際上有參與對中國的作戰，這種作戰模式不只是廣義的後勤，在狹義的前線作戰中也包括，因為該文明確指出軍伕「也被利用為重機關槍隊的彈藥手，因此傷亡者續出」。

對照安平文教基金會關於「安平軍伕」的介紹中，軍屬的墓碑介紹中有多處寫到「中日戰爭的七七事變，日本人稱其為『支那事變』，而1938年(昭和13年)1月的戰役，中國人稱『一二八上海淞滬事變』，而安平軍夫稱『羅店鎮之役』，最為慘烈，傷亡最重。」，但一二八上海淞滬事變發生於1932年1月28日，安平文教基金會關於台灣軍伕前往武漢這方面的書寫完全錯誤，我們就以「故 陸軍軍屬 蔡福來墓」的日文介紹為例。

蔡福來墓誌銘如下：

「日支ノ風雲急ヲ告クルヤ君ハ高橋部隊附軍夫トシテ昭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勇躍出征シ上海羅店鎮常熟方面戰鬥ニ參加シテ更ニ武漢三鎮ノ大攻略戰開始セラレルヤ平田部隊附軍夫トシテ從軍中華民国江蘇省靖江附近ニ於テ罹病シ一旦內地ヘ後退ヲ命セラレ原隊復歸ノ途中昭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台北病院ニ於テ戰病死ス 享年三十八才。

昭和十四年二月

台南州知事從四位勳三等 川村直岡識

台南復興製造 王學石書」

我們對照「重藤支隊」的相關研究，根據余子道、張雲道所著，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一三淞滬抗戰》200頁以下，重藤支隊於1937年9月14日抵達上海寶山川沙鎮，投入淞滬戰場，配屬日軍上海派遣軍，參與羅店等區域的作戰。這剛好符合謝天德墓誌銘於1937年9月15日在常熟方面戰鬥、靖江附近罹病的描述，靖江距離南京約192公里。

墓誌銘提到安平軍伕所屬部隊為「高橋部隊」，對照孫宅巍、朱成山2014年南京出版社的《南京保衛戰史》12頁，臺灣步兵第2聯隊聯隊長就是高橋良，可知我們若要探討安平軍伕究竟於何時何地參與何場戰役，完全必須根據日本人當時所設立的墓碑及相關可信、可驗證的學術研究互相對照。

因此，附隨於「重藤支隊」的台灣850名軍伕究竟涉入中日戰爭的程度有多深，我們已經從台灣這邊鍾淑敏等人根據的研究得知，軍伕已成為重機關槍隊的彈藥手並導致傷亡慘重，根據中國方面的研究則得知「重藤支隊」台灣軍的進軍軌跡。

第二小節 「重藤支隊」與台灣軍伕參與了南京戰役，但沒有直接涉及日軍對南京城的「入城式」

參與南京戰役的日本軍隊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為松井石根大將，第10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將，轄下包括第6、18、114師團與國崎支隊，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為朝香宮鳩彥王中將，轄下包括第3、9、11、13、16、101師團，「重藤支隊」就在第11師團轄下。

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隊並未包括第11師團，由於南京戰役的最後一天1937年12月13日，正是日軍開始南京大屠殺的第一天，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台灣軍伕涉入南京大屠殺的程度，屬於附隨在南京外圍部屬部隊的情況，而台灣軍伕其任務包括做為戰鬥人員的重機關槍隊的彈藥手，應該可以被認為是作戰共犯結構的一員。 

我們再對照安平文教基金會的「十二軍夫墓」的最後一組「故 陸軍軍屬 蔡勇傳、王阿貧墓」，蔡勇傳墓誌銘內容為：

「君ハ安平公學校卒業後製鹽會社ニ奉職シ前途有為ノ青年熟練エトシテ囑望サレ居レリ 日支ノ風雲急ヲ告クルヤ高橋部隊付軍夫トシテ父子相揃ツテ勇躍江南各地ニ轉戰シ本島皇民化ノ尖チ行フ 其ノ意氣壯ナリト謂フ可シモ好事魔多シ病魔ノ冒ス处トナリ 昭和十三年一月九日中華民国江蘇省上海工作站病院こ於テ凱旋ヲ前こ戰病死ス 可惜 享年廿一才

昭和十三年四月

台南州知事從四位勳三等　川村直岡識

台南復興製造　王學石書」

由以上墓誌銘可知，蔡勇傳於1938年1月9日在上海死亡，由於南京大屠殺從1937年12月13日持續了六周，無論是彭琳淞論文指出重藤支隊於1937年12月20日回台整備，或是軍伕生病或受傷後送到上海，乃至於重藤支隊隸屬第11軍團並做為南京戰役的作戰序列，我們完全可以合理懷疑，台灣軍伕知情南京大屠殺，其涉入程度如前討論，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