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巨流河》到《忽如歸》，正如陳菊與蘇慶黎的永別 - blackjack的blog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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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巨流河》到《忽如歸》，正如陳菊與蘇慶黎的永別

2018/01/03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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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著名華裔作家戴小華女士的《忽如歸》出版，引發一些大陸人士對白色恐怖時代的關注，該書是談其弟戴華光的「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這個1977年的案子證明了當時左統勢力如何被當局視為洪水猛獸，但由於當年統獨之爭並不激烈，為之奔走的也有一些今日獨派的先驅，這是一群為了反國民黨而同舟共濟的一群人。其情誼也算是患難之交吧，就如同陳菊與蘇慶黎。陳菊大家都知道她是美麗島事件主角之一，現為民進黨高雄市長，蘇慶黎是台灣共產黨蘇新之女，左派，非常關心關心農民和勞工，後來到了大陸，2004年死於北京。

台獨與左統唯一的交會點是因為國民黨，之後正亦如陳菊與蘇慶黎，永世不再相見。

我也常提到《巨流河》，康寧祥說作者齊邦媛之父齊世英曾向「大陸老賊」朋友們借錢，去幫助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怎有人視之為流亡？但她還是被自由時報專欄作家李敏勇痛斥為整理流亡意識的流亡作家！

因為沒有共同的記憶或被完全否定，於是被台獨視之為讎寇。

能對左統寄予同情者，在台灣已經不存在了。

戴華光當年被判無期徒刑，最後坐牢十年才出來，大概是2002年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決定不補償，台獨執政下，民進黨也把左統當有罪了，昔日的情誼已轉為仇恨。

戴華光案的賴明烈說：
「統獨在1994年以前多半只是私下角力」
至「補償金」審查時「陳菊也經常來電，告知我們案件送審的狀況」
「出來在街上遇到，當作不認識，沒關係。不想交我的朋友，我也不願交」

戴小華女士的《忽如歸》出自曹植《白馬篇》，完整句子是「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今日台灣左統政治不正確，太陽花學運領袖掛羊頭賣狗肉的「左獨」還想欺騙社會，但以仇中這類種族或族群仇恨思想滋養的台獨還能有左右之分嗎？不過就是極右的民族主義者偽裝為左派而已。

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在「談《忽如歸》」說「《忽如歸》是一本大書，它會被牢牢地銘刻在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創傷記憶之中」，但在台灣已無人關心，這大概也是這個發生在台灣的故事反而在大陸上市的原因吧！

Blackjack 2017/4/30

明藝．特輯：《忽如歸》精選節錄

【明報專訊】我（編按：此文為戴小華記錄戴華光覆信內容，文中「我」即戴華光）在十六還是十七歲的時候曾經看過一部美國片，叫Custer of the West。我看到落後的印第安人在白種人發明的新武器——機關槍下，一個個躺下了。
這部片子讓我真正明白了西方人，或者是美國人的文明。那就是強者的文明，弱者的墳場。等我在美國一口氣看完了《毛澤東選集》，也理解了他為什麼說落後就得挨打。
雖然，我也經過一番是否要轉科、轉學或返台的糾結，而且中國剛經過「文化大革命」，讓我對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治理方式也有許多疑問。但抱着「中國人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不讓外國人漁利的心願，我還是決定返回台灣。
返台後，我用了你給我的五千美元開始購買中英文打字機和小型的油印機，找了幾位原先認識的比較有思想的熱血青年，經常聚在一起徹夜談論問題。於是兩岸必須和平統一的「革命」就這樣開始了。
信不信由你，我自美返台不是為了反國民黨而反國民黨。至於回台灣的目標是什麼呢？非常單純，就是設法喚醒台灣民眾不再受制於處心積慮分裂中華民族的美日帝國，希望他們滾出台灣，中美盡快建交。只要台灣失去美國做靠山，就無法「反攻大陸」，兩岸才有「和平統一」的希望。但是，我又不是傻子，我和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唱反調，會有什麼結果難道會不知道嗎？
那時，「中華民國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就是——死刑。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後，我還是選擇走向了死亡。因我相信范仲淹說過的一句話：「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雖然我並不知道能改變什麼，或許很多人會覺得我選擇走上絕路，只是純粹的愚蠢。
可是，我當年是心甘情願地去找死。找死的目的就是為了不讓一路哭。要不然，我活着也覺得沒啥意思。就像清朝末年，在中國危急存亡、國不成國、家不成家的危急關頭，我們這個民族總有一批青年人會跳出來。如果我活在那個時代，我相信也會跟他們一樣。當然有的人會選擇逃避，選擇安逸，選擇享樂，選擇小確幸。
我的判決書裏有一處提到：「戴華光受到謝偉志（John Service）影響」。沒錯，我在美國讀書時，謝偉志來我們學校演講，聽他大聲疾呼，要美國國會不要受到台灣涉及大量利益的美商誤導，拖延與中國大陸建交。謝偉志當時年紀很大了，我才二十四歲，我若是真要跟他請教些什麼，我想他也未必有時間有精神理會我。只是他正好與我部分的想法不謀而合而已。
所以，我在美國讀書期間純粹是自修、自學，我沒有接觸過美國當地的「保釣」人士，也沒有接觸其他政治立場的台灣人。如果把判決書完整看過，裏面的瞎說胡編就更明顯，說「戴華光叫吳恆海跟大陸聯繫」。假如我真打算跟共產黨聯繫，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地區聯繫不好嗎？不容易得多嗎？用得着等回了台灣再設法聯繫？
我們這個案子後來定了我是案頭，說實在的，這是在往我臉上貼金！因為我戴華光沒有這麼大的本事，能指揮別人。我們是同齡人，只是志同道合在一起工作，無所謂上下之分，而且，他們都是有見解有思想，關心國家的「憤青」。所以，當時大家的行為都是自發的。但是如果案發時，相互推諉，爭先恐後地說別人，不就是要大家一塊兒死嗎？沒有意義。再說，我自美返台，就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所以國民黨既認定我是頭，那也確是我起的頭，故在當時加在我身上的任何罪名，我就一個人扛下來，要死也就死我一個吧！
所以，當我被抓後，為什麼在審訊過後不說話？那是因為我實在無話可說。我一不是共產黨，二那時又根本看不起我曾經加入的國民黨，我能說什麼？我原本寄望的大陸又才經過了十年的「文革」破壞蹂躪，我的心也很糾結，在那時，讓我喊共產黨萬歲？也不可能。
當然，我沒想到自己會不被判死刑。時過境遷，今天談這些都沒關係，已經沒有脫罪的問題，而是要肯定我的同案難友們，他們都是勇敢的中國人——居住在台灣，懷有中國心，並有大是大非的中國人。我很高興當年能認識他們幾個，有他們幾個「戰友」。
也許當初幾個人聚在一起的目的不完全一樣。可是，對我來說，那無所謂。只要能表達我想表達的一種意見就行了！
什麼意見？就是：「中國人不再內鬥，美國人別再干涉中國內政，滾蛋！」
●戴小華

火燒的青春（上） ── 一九七七年「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
火燒的青春（中） ── 一九七七年「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
 火燒的青春（下） ── 一九七七年「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

“人民解放陣線案”被淡忘戴華光等不獲補償
[ 2002 年 8月8日]

【商報訊】臺北消息：比起前不久因奔喪問題引起熱烈討論的“林毅夫投奔大陸事件”，二十多年前左翼青年戴華光等三人涉叛亂被捕的“人民解放陣線案”，已經完全被淡忘了。這個案子最近經“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決定不補償，曾入獄十年的事件主角戴華光倒看得開：“補償也好，不補償也好，我當年只做出應該為臺灣做的事！”他現在在河北滄州老家以做麵包為業。
補償基金會五月經過激辯後決定，一九七七年發生的戴華光案因“確有叛亂證據”，所以不予補償。這對運作至今已三年多的補償基金會而言是極為少見的。
此案除了戴華光外，還有賴明烈、劉國基兩名受刑人及交付感化教育三年的蔡裕榮均不予補償。不過，雖然現年五十二歲的戴華光說得輕鬆，同案的其他三人可不這麽想，目前都決定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這回補償基金會不予補償，劉國基及賴明烈都表示不服。“想想看，美麗島事件一樣是被依叛亂罪判了，而且他們主張奪權、實際上又著手實行。”劉國基說，“為何美麗島事件能夠補償？”賴明烈也指出，六十年代初期發生的成大共產黨案，同樣獲得補償基金會補償。此案蔡俊軍、吳榮元等十四個涉案人中，由於被訴叛亂且著手實行，分別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賴明烈問，補償基金會標準在哪裡？
儘管補償基金會強調，他們是以超然的立場來處理過去的白色恐怖案件，實際上，從政府對戴華光案與林毅夫案的差別待遇，反映當前政治現實的痕跡依然可見。“左統”思潮變化，戴華光等人在臺灣社會也邊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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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陣線”案又稱戴華光事件

   1977年11月5日，台灣“警備司令部”依據特務機關“調查局”的“調查材料”，以“判亂罪”逮捕了旅美華人戴華光以及賴明烈（文化大學助教）、劉國基（輔仁大學研究生）、吳恒海（工技學院學生）、鄭道君（師範大學學生）、蔡裕榮（淡江大學學生）等人。國民黨軍事法庭判決書稱：戴華光在美國受中共煽動，成立“人民解放陣線”，製造動亂：（一）向在臺的美商投寄恐嚇傳單，限期離臺，隔絕台灣與外資合作，破壞台灣經濟安定；（二）利用台灣選舉機會製造混亂，並以暴力方式加速其行動；（三）在台灣內部發展組織，製造矛盾。據此對戴華光等9人分別判處徒刑。戴華光無期徒刑，賴明烈有期徒刑15年，劉國基12年，鄭道君、蔡裕榮、吳恒海等交付“感化”3年。後來據賴明烈稱，臺當局“扣”在他們頭上的“罪行”只有“十分之一是真的”，即他們是一群“民族主義愛國者”。其餘“十分之九都是調查局添油加醋任意編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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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 蘇慶黎（1946年2月10日－2004年10月19日)，出生於台北市，台灣共產黨重要領袖蘇新之女，台灣黨外運動與社會運動參與者。
生平

蘇慶黎的父親為台灣共產黨的重要領袖蘇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蘇慶黎全家前往中國上海避難。之後蘇新滯留大陸，蘇慶黎與母親回到台灣；但不久後母親即被逮捕，於是蘇慶黎被寄養於親戚家中。蘇慶黎於高雄女中畢業後，於1964年考取東海大學歷史學系，1965年重考進入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蘇慶黎就讀大學期間不但認識楊逵和何步正（何步正是《大學雜誌》早期的總編輯），就讀台大期間也與王曉波、南方朔、徐正光、王拓等人相識。蘇慶黎成為左派的泰半原因是受到楊逵啟發。1971年，蘇慶黎本有意前往美國德拉瓦大學社會學系就讀，但國民政府由於其父蘇新的背景而不准其出境。
蘇慶黎之後從事雜誌編輯，在陳鼓應介紹下，與張俊宏、許信良、姚嘉文和康寧祥等黨外人士同時在《台灣政論》、《夏潮雜誌》等雜誌從事寫作。1976年，《夏潮雜誌》創刊，由蘇慶黎主編。蘇慶黎與陳映真、陳鼓應等人大量介紹台灣於日本統治時期的人事物、並且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式分析台灣的政經發展，引發當局注意。1978年，蘇慶黎開始從事黨外助選活動，並且擔任《美麗島雜誌》編輯。美麗島事件後，蘇慶黎也於1979年12月25日被捕，後因罪證不足釋放。據呂秀蓮在所著《重審美麗島》中指出，國民政府釋放她的主要原因，還是考量蘇新在大陸的因素。
1983年，蘇慶黎加入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編聯會），並且於1984年5月1日與邱義仁、賀端蕃等人籌組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勞支會）；1986年，蘇慶黎前往中國大陸考查農村，並且獲得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接見。1987年，蘇慶黎與王義雄、王拓等人籌組工黨，但之後於1988年退黨；1989年台灣勞動黨成立後，蘇慶黎出任勞動黨秘書長，但也於1990年辭職。之後蘇慶黎從事有關勞工運動與中國農村的田野調查，2004年10月19日病逝於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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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祭拜蘇慶黎憶往事撫骨罈情深難忘
2009/05/22
中央社
高雄市長陳菊訪問北京有一個非常感傷的私人行程，就是在今天下午前往福田公墓，在當年黨外共同為台灣民主奮鬥的摯友蘇慶黎靈前祭拜，陳菊在靈前瞻望良久，數度哽咽不能自已。
今天的祭拜是在蘇慶黎骨灰暫厝的一個樓房前的祭拜室進行的，陳菊帶了一束鮮花放在蘇慶黎的骨灰罈前，默哀良久，並與蘇慶黎的弟弟蘇宏交談。
祭拜之後，陳菊接受媒體採訪指出：「1998年的時候，慶黎生病非常嚴重，打電話告訴我，她媽媽在高雄，如果她萬一不治的話，希望我能夠照顧她媽媽，我告訴她我會克服所有的困難來看她，所以我到北京來一定要來看她。」
陳菊回憶她和蘇慶黎的往事表示「今天來感觸很深，我們在台灣最威權困難的年代，慶黎跟我共同度過很多艱難痛苦的歲月，幾乎在我們最年輕的過去的那三十年，我們都活在恐懼中，慶黎是從小就在沒有安全感、恐懼中長大。當然今天台灣的時空已經有很大變化。慶黎在2004年離開人世，她有很多未竟的志業，她對台灣的關心，她對台灣農民、勞工長期的投入，她當時在台灣辦『夏潮』雜誌，那個年代對台灣非常有影響力。慶黎因為歷史發展過程的悲劇，承受很多的壓力和痛苦。我這一次有機會突破很多困難，為了行銷高雄世運會，能夠到北京，我非常牽掛我的姊妹，所以我來看她，我一定來看她，也看到慶黎的弟弟。」
對於以往和蘇慶黎一起打拼的往事，現在有什麼片段特別難忘？陳菊說「這個太多了，那時候我跟慶黎在黨外，被國民黨視為黨外的四大女寇，看慶黎到處奔波，現在說起來真的有很多的感受，說不出來。(哽咽)」
陳菊在祭拜室停留了約十五分鐘，是否和蘇慶黎在天之靈說了什麼，陳菊表示「當然她聽不到，不過這是我的心裡跟她通話，我來看她，蘇宏（蘇慶黎同父異母的弟弟）把姊姊照顧得很好，她的骨灰暫時存放在這裡，希望有一天她的骨灰能回到台灣海葬。」
由於蘇慶黎比較被歸於統派，是否與民進黨的理念不合，陳菊表示，「人除了政治以外還有人性，我覺得人生有那麼多政治嗎？我們是在一個威權的時代共同一路走來，互相扶持，互相抗拒當時加諸在我們身上的很多壓迫，那個時候台灣的黨外民主運動是對抗整個獨裁者對我們的統治，沒有那麼清楚分誰是什麼派，大家都是受壓迫的人，所以今天我來看慶黎，不是要陳述各自的政治立場，而是說我們在同一個時代之中，我們敢於對抗當時的威權，我們承受很多的壓迫，一路走來。但是現在慶黎已經離開了，台灣或那個時代的人都要記得她在那個年代曾經為台灣的農民、勞工奔走，為他們發言，為他們說出很多公平的話。」
陳菊說，2004年蘇慶黎離開人世的時候她不能來北京，但是當時有一個願望，就是如果有一天有機會來，「我會帶著一束花來看看她，摸摸她的骨罈，我感覺她還在。」
陳菊強調「其實我想台灣有很多人關心農民和勞工，不過當時在蘇慶黎辦的雜誌中，蘇慶黎可以說是台灣農民和勞工的代言人，影響當時很多有理想的年輕人，讓他們知道台灣社會對於農民和勞工的支持與關懷，蘇慶黎是第一人。」
陳菊表示，想要跟蘇慶黎說的，「剛剛我都說了，摸摸她的骨罈，看著她漂亮的照片，蘇慶黎在我們那個年代非常有魅力，永遠讓當時參與黨外民主運動的人難忘，永遠的蘇慶黎。」
對於陳菊的到來，蘇宏表示，今天陳菊來祭拜他姊姊，他非常激動。「姊姊在世的時候多次跟我講有這麼位非常好的姊妹或者說戰友。姊姊過世的時候，陳菊女士想過來但沒有過來，今天有這個機會，我非常感謝，姊姊也會感到欣慰的。」
關於蘇慶黎是否有遺願要骨灰回到台灣海葬，蘇宏說「這個不是姊姊的遺願。姊姊過世實際上是比較突然，對身後事沒有做什麼安排。因為我跟姊姊是同父異母，她母親在姊姊之前已經在島內過世了，姊姊是把媽媽海葬的。我父親在這邊也過世了。我個人有這麼一個想法，條件允許的話，我是希望帶著我父親的骨灰，我母親的骨灰，姊姊的骨灰，到海峽跟媽媽一樣的海葬，到天國團圓，因為他們在人世間分隔了這麼久。（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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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念馳：歷史激流中的一個台灣家庭
http://www.CRNTT.com   2017-04-30 00:16:26

中評社香港4月30日電/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4月號發表專文《歷史激流中的一個台灣家庭――《忽如歸》讀後感》，作者表示：“祖國大陸對台灣的瞭解，真可謂不夠，尤其怎麼看不同制度下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這‘兩化’，絕不是台灣禍根，而是我們必須正視與包容的。雖然‘民主化’成了‘民主暴力’，‘本土化’成了‘追殺外省人’的藉口，但它也給台灣社會帶來了喜悅。今天台灣人抗拒統一，不再是怕統一會降低他們的生活水準，而是怕好不容易得來的民主與自由，得而復失。面對這樣狀況，我們是不是應該多一點包容，而少一點誤解。只有一個能包容一切的‘中國夢’，我們才會真正實現‘中國夢’。”文章內容如下：

最近，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馬來西亞著名華裔作家戴小華女士的新著《忽如歸》。戴女士原籍河北滄州人，1949年隨父母赴台，後她旅居馬來西亞成為該國作協主席。她穿梭於台、馬與大陸之間，以紀實文學手法講述了她家庭近七十年的變遷，尤其以她弟弟戴華光的政治冤案——七十年代震驚台灣的“戴華光案”為背景，講述了一個又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頗有可讀性，尤其對瞭解七十年來兩岸關係的演變，很有補益，對年輕一代，瞭解這一段苦難史尤為必要。

七十年代台灣反“威權”的真實畫面

1987年，處於“戒嚴”狀態的兩岸關係終於“解凍”了，結束了三十八年隔絕，兩岸開始有了交流與往來。在此之前，雙方以“蔣匪”與“共匪”對峙，這種“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不知坑害了多少無辜，也造成了兩岸巨大的隔閡與不瞭解。大陸同胞對台灣真實狀況，一無所知，台灣同胞對大陸狀況，也茫無所知。戴女士一家赴台後的經歷與遭遇，他們所受的教育“被過濾”得“純而又純”，所以她的弟弟赴美求學後，看到了一個他不知道的世界，看到了一個真實大陸，很多人為此都流下了眼淚，他們痛恨被欺騙。於是，她的弟弟回台後與賴明烈、劉國基等三五知己，組織“人民解放陣線”，“宣傳和平統一，避免民族分裂”，痛斥“美國干涉台灣，阻礙統一”……。他終於被捕，被判處無期徒刑。然而他並不屈服，二次跌破牢門，多次絕食，四次被關“黑牢”，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戴案”卻得到台灣社會的廣泛聲援，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反“黨國體制”抗議。在“綠島”的監獄里，“統獨”獄友，為他共同絕食。為了他重獲自由，“統獨”人士共同奮鬥，奔波聲援，展示了七十年代反“威權”的真實畫面。

戴華光其實真的不是受中共指示與派遣，而是出於自發的愛國情懷。正如戴小華女士所說，台灣當時真有許多像戴華光的義士，他們如同馬來西亞著名的姆魯山洞，裡面居住著幾百萬隻蝙蝠，每遇傍晚，它們都會成群飛出山洞去覓食，而洞口卻有許多老鷹正等待著它們，於是總有一些勇敢的蝙蝠組成“敢死隊”率先沖出去讓老鷹捕食，它們數次沖返，犧牲無數，然後才讓大隊蝙蝠再飛出洞穴。這種為求社會更大正義的犧牲精神，讓今天的年輕人，尤其追求“小確幸”的一代，是無論如何無法理解的。
瞭解歷史是為了認識當今

我有幸從1988年始，就從事兩岸關係工作，近三十年來認識島內同胞無數，所以《忽如歸》中所述的人和事，我絲毫不陌生，如同親涉。許多涉事的人，首先進入眼簾的尤清、康寧祥、林正傑、朱高正等，其後出場的如陳映真、王曉波、黃春明、宋東文、陳鼓應、王津平、李勝雄、殷海光、王拓、陳滿、餘政憲、翁金珠、顏錦福、許榮淑……耳熟能詳，有些還多次有過交往，所以讀來親切可近，恍若昨日，歷歷在目。他們經歷的痛苦愛國，猶同親受，尤有共鳴。台灣這一段歷史很重要，要認識今日之台灣，必須瞭解昨日之台灣，但這恰恰是今日之盲點。台灣青年一代他們出生在“四小龍”最輝煌時期，他們看到的也許是一路衰落，不知什麼是“白色恐怖”，不知道什麼是“威權時代”，成為不滿的一代。而大陸青年人更不知我們的昨天，也不瞭解兩岸的演變，有人甚至會問“文革是什麼？”“誰是劉少奇？”“誰是李登輝？”

戴小華通過她的文筆，展現了六、七十年代的“白色恐怖”，在這種專制特務統治下，蒙受冤屈的受害者達14萬之眾，有“二二八”案、澎湖“七一三”案、孫立人案、郭廷亮案、柏揚案、雷震案、李敖案……乃至美麗島案，當時的台灣愛國有罪，沒有民主、沒有言論自由……，最終也導致國民黨專制政權的覆滅。台灣在結束“威權統治”後，做出了平反歷史冤案的決議，拿出了195億巨額台幣作為賠償，但也有許多受害者，拒絕賠償，因為這是不能以金錢可以撫平的傷口，台灣民眾要的是“民主化與本土化”。

如果我們不瞭解這段歷史，你就不能瞭解今日台灣的政治生態與政治訴求，追求統一也就不知從何著手。

《忽如歸》這故事，是台灣六、七十年代反“黨國體制”的許許多多“民運”中的一個故事，當時無論體制內的“民運”，如《自由中國》到《大學》，或體制外的“街頭運動”，蓬蓬勃勃。當時的統派與“獨派”還不是主要矛盾，因此不乏統派與“獨派”相互支持的故事，直到“保釣運動”後，反“黨國體制”的人才分別形成真正的“統派”與“獨派”，還有急流勇退的“逍遙派”。《忽如歸》故事中的戴華光，就是從激烈的統派，坐了十一年大牢後，隱退成“逍遙派”，在大陸開了個麵包店，銷聲匿跡了。這樣的事例絕不是個別的，我親身認識過多個這樣的人，在今人看來是有點不可思議。
這個故事是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前奏。這半個世紀來，台灣一直在追求政治轉型與社會轉型，也就是今天所謂的“轉型正義”。而這場“轉型”是台灣社會與政治發展的“內動力”，也就是“內因”的變化，而這個變化，又貫穿了台灣整個“民主化與本土化”。台灣在不斷地轉型，不斷地變化，也帶動了“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深化，這種變化還在繼續中。我們看台灣問題，以及我們制訂統一方案，必須抓住這核心問題。

可惜，我們對1949年到1987年的台灣，幾乎一無所知，不知他們的經歷，也不知他們走什麼路，1987年後，台灣又邁入“政黨政治”，各種各樣的選舉，各式各樣的訴求，不斷裂變，兩岸就是在兩種不同制度下的不同演變。面對這種激烈變化，我們又是以“大中國”思維，以“不變應萬變”的老大姿態，使雙方在極不瞭解對方的基礎上，開始了對話與交流，幾乎是雞與鴨談。這就是兩岸的最大盲點與誤區。而現在我們一些人正在變得越來越沒有耐心，“武統”聲浪壓倒了鄧小平的“和平統一”與習近平的“兩岸一家親”論述。

能包容一切的“中國夢” 才會真正實現“中國夢”

讀畢《忽如歸》，我掩卷沉思，這部紀實文學，不乏許多有趣情節，但我總覺得有點遺憾。戴女士如果可以把她一家的經歷放到一個更大的時空之下，而絕不僅僅是表述一個“外省人”的悲哀，而來寫一寫更多兩岸中國人的所思所想，寫寫我們各種悲哀，也許會引起更多共鳴。

戴女士的父母已歸葬大陸，安眠在家鄉溫沃之中，她的弟妹大多也回到了大陸。一個“外省人”的故事是不是結束了呢？我想，她的家庭故事遠遠沒有結束，與她有同樣遭遇的人，還生活在兩岸，故事還在延續。台灣的“轉型正義”，已變成了“不正義的轉型”，成了追殺“外省人”——從孫中山、蔣介石……，以及清算“國民黨黨產”、“救國會”、“紅十字會”、“婦女會”、“中廣”……，變成一場新的殘酷清算，撕裂了台灣社會與族群，將一場“追求真相”與“追求和解”，變成了民進黨的“政治提款機”，追殺一切政敵，正在製造新的分裂與仇恨。向來追求統一的台灣，變成“台灣從來不是中國一部分”、“台灣人的祖先是高山人”，“從來沒有過‘九二共識’”，“‘二二八’是台灣民眾追求獨立而遇到大陸人的殘殺”……。許多台灣人及政客正生活在自己製造的謊言與夢囈之中。這是很令人憂慮的。

而祖國大陸對台灣的瞭解，真可謂不夠，尤其怎麼看不同制度下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這“兩化”，絕不是台灣禍根，而是我們必須正視與包容的。雖然“民主化”成了“民主暴力”，“本土化”成了“追殺外省人”的藉口，但它也給台灣社會帶來了喜悅。今天台灣人抗拒統一，不再是怕統一會降低他們的生活水準，而是怕好不容易得來的民主與自由，得而復失。面對這樣狀況，我們是不是應該多一點包容，而少一點誤解。只有一個能包容一切的“中國夢”，我們才會真正實現“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