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伶人、傳統文化和經典

◆說伶人：女人演女人演不過男人演女人

　　 我為什麼會寫伶人，首先因為他們和我的專業​​相關，我從學習戲曲到研究到教學，有30多年，當中有十幾年牢獄生活。我知道他們的故事，我也希望別人能夠知道，伶人在舞台上講別人的故事，我願意講伶人的故事。我希望講給那些不了解他們、不看戲的人看。伶人的藝術是美的，美需要欣賞，其實他們的人也是可以欣賞的，因為生命也是美的。

　　 準確的講，中國藝人極具魅力，不亞於好萊塢的那些明星。舉個例子說，陳凱歌的電影《霸王別姬》裡頭有個非常出色的演員叫張國榮，他演的程蝶衣最叫人難忘，可能大家都覺得，他在片中的演技最棒。張國榮演的是個戲子，是個伶人，更具體說是個叫男旦的人。他演出男旦的習性、男旦的眼神、男旦的情感生活，男旦的豐姿。這影片的女演員是鞏俐，但如果將張國榮和鞏俐一起看，不客氣的講，她在裡頭就是個十足的傻丫頭，不是鞏俐傻，而是張國榮演的男旦這個角色賦予他特殊的魅力。

　　藝人在舞台上漂亮，生活上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包括他們的缺點。葉盛蘭的脾氣特別大、馬連良喜歡小玩藝、小擺設、吃夜宵；言慧珠喜歡首飾，她抄家時毛皮大衣有100多件，言慧珠非常愛漂亮，她走到哪裡一出場全場黯然失色。這類人已經沒有了、消失了，現在的藝人要想達到那樣一種高度，那樣一種在藝術上令人心馳神往的藝人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我寫伶人沒奢望揭示出他們的真相，寫出他們的真實，這個很難做到。你能看清伶人的面容已經不容易，可以不過分的講，他們的性格比戲劇人物的性格還復雜，他們的生活經歷比戲劇情節要曲折。舉個例子，我認識一個男旦，有一個人看上他的藝術的同時也看上他的老婆，然後他就獻妻了。這個藝人後來非常的紅。然而他的獻妻比戲劇編織的情節還要令人痛心。藝人很痛苦，他要忍受很多屈辱，他為了他的藝術，為了能站住，他要割捨藝術以外的許多東西，這個時候他的老婆就成了戲劇以外的東西。

　　還有比如程硯秋，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莫測高深，工於心計，很難接近，很難寫。台灣《中國時報》、香港《明報》的總編輯都跟我講，程硯秋和梅蘭芳必須要寫一個，但都不容易寫。我有幸從程硯秋的日記、自傳、通信才看到程硯秋台下的面容，他的空幻、他的孤寂，他隨時都不想唱戲，他想做一名歸客。舉個小例子，抗戰時他一個人在郊外務農，程太太來看他，把好吃的吃了，揚長而去。他在日記裡寫：她把好吃的都吃了，我以後這麼多天，我該吃什麼，這叫夫妻，一切都是空幻、都是夢。我們一般人很難體會，為什麼太太來看他，吃了一點胡蘿蔔，吃了一點白菜，他就這樣的悲涼，就產生這樣的空幻感。但你要知道，這就是藝人。

　　藝人都世故，但他們也有非常嚴格的標準。這種標準不下於中共黨員處世的標準。因為有這個依據，我才能走進程硯秋的內心，寫出《伶人往事》程硯秋那一章。

　　梅蘭芳也是一樣，現在人們提起梅先生都把他抬得很高，都說他滿懷信心到美國、日本演出載譽而歸。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1930年梅先生去美國，那時候他一點底都沒有，而且去以前，紐約的報紙寫，要看東方戲劇就不要怕煩躁，要悶的話到外面呼吸一點新鮮空氣再進來，這是什麼話？又說他的表演只有一張臉和兩隻手在外面，其他是看不到的，這種說法很刻薄。所以他不是滿懷信心去美國演出。他登台以後說：“中國戲劇博大精深，我是個末路演員，如果我今天演不好是因為我記憶力太差所致。”所以梅先生去美國是忐忑不安的，沒有把握，但沒想到演完之後滿台全瘋，非常轟動。他們要他鞠躬，要他換下戲衣、換上男裝再謝幕，他們要看看為什麼這個只露一張臉和兩隻手在外面的男人會把女人演得這樣好。

　　我告訴你：女人演女人演不過男人，絕對是這樣的。

◆說傳統文化：文化掃蕩造成民族文化自信心喪失

　　早在20世紀就說中國戲曲有危機，其實現在已經不僅是中國戲曲有危機，而是中國傳統文化都有危機，事隔幾十年我們一直都說危機，到了21世紀，我們還說傳統文化面臨著危機，但是上個世紀我們講危機是說傳統文化面對的問題多、困難多。現在我們講的危機是指它的消亡，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說傳統文化消亡不是指中國政府不重視，或是政府投入的不多，其實政府在這方面很重視，政府對崑曲的搶救花了3億元（人民幣），投資之大是極其驚人的。

　　我們說傳統文化消亡，是我們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喪失。這與百年來，特別是後50年來​​，我們對傳統文化持續不斷的批判和掃蕩直接相關。這個掃蕩是徹底的、粗暴的、毀滅性的，就像拆城牆一樣，傳統文化從內容到形式沒有一樣是好的，對傳統文化的評估全部都是負面的，這使人們認定傳統文化是不好的、差劣的。

　　對傳統文化掃蕩的結果就是文脈的斷絕，我說的文脈的斷絕不是指城牆沒了，也不是指文革時把字畫燒了，也不是說把四合院拆了；我是指沒人了，懂得掌握和熟悉傳統文化的人已經沒有了。那種流動的、鮮活的、有生命的人都沒有了，你還想看優秀的演出嗎？那你就看電影、看片子、看老藝人的回憶錄。還想看北京的城牆嗎？那就去看城牆的圖片。

　　文化最重要的工具和載體是語言，我們中國大陸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文化掃蕩的另一結果是中國語言出現問題。

　　蔣介石政治上如何評價我們不管，但他執政期間他對中國傳統語言文字沒有斷絕，毛澤東的政治這裡也不做評價，他雖有深厚的傳統文化，但他否定它，結果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現在的中國沒有傳統語言的流傳，沒有美言可言。我們都說余光中的詩不錯，我們也都說白先勇的文章很美，這些都來源自他們古典文學的積累，余光中的詩很多人看得出從歌賦中演化而來，因為他有傳統古典文學的底子。

　　在批判傳統文化的同時，卻又大力宣揚西方文化的文明性、先進性、優越性，確實也沒錯，西方文化的確有其文明性和先進性，但在宣揚的同時又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就以糟粕性來形容，這對我們這樣的人沒有什麼影響，但對審美情趣還在形成的年輕人影響就很大，他們從此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離心力，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都很糟，西方什麼都好。

　　傳統文化是否注定消亡？這取決於時代需求，但是需求是可以培養的，如何培養完全在教育。西方美學教育從啟蒙開始，而大陸一直把傳統美育排除在教學大綱之外，這和對傳統文化的鄙薄是相關的，如果中國從1949年後就讓學生從小開始接受審美教育，練練毛筆字，讀讀詩詞，聽聽民樂，欣賞《牡丹亭》，逛古廟等，中國傳統文化不至於沒落到今天的地步。

　　所以我在文化上是一個絕對的悲觀主義者，我看不到前景，有很多是假象，我從前說過，樂觀主義不一定好，悲觀主義不一定不好。魯迅是個悲觀主義者，魯迅是頹廢的，魯迅是絕望的，魯迅不是毛澤東所講的戰鬥的，但是魯迅在黑暗中發出光輝；我們這50年特樂觀，但在樂​​觀中葬送了美好的東西。這講起來很傷心，也很寒心。

◆說經典：經典的失寵與經典觀念的顛覆

　　傳統文化中有一個很極致的東西叫經典，經典大概有三個涵義，一是在文化方面有根本性的示範，例如紫禁城；二是在文學藝術方面具有權威性典範性的作品，如《紅樓夢》 ；三是這兩者的內涵確認的經典準則。

　　文化經典不僅是文本，更重要的是這文本體現出不可動搖的文化取向，鑄造人的思想、制約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是一種極大的學習文化。最典型的例子是《論語》，有句話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就是這個意思。

　　經典內在的本質是非物質的，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和時代，經典文化永遠是生命的依托和精神的支撐，經典是民族得以延續的精神血脈。

　　經典文化的形成必定伴隨著一個文化大師，大師的存在不僅是一個個體的形成，還有文化歷史學的含義。要成為大師要不很有文化造詣，要不很受尊崇，透過大師們讀歷史，會發現歷史被大師們所壟斷，越讀越畏懼，所有的思想都被他們表達了，所有的情感都被大師們傾訴過了，所有的美都被他們發現了。經典看多了，有一點勇氣會喪失，他們的不朽和偉大使我們覺得自己的渺小，例如文學家面對曹雪芹和托爾斯泰的時候，哲學家面對尼采和莊子，藝術家面對畢加索和梅蘭芳的時候，不服都不行。

　　但問題發生在現在，我們的經典和大師現在都在變，過去頂禮膜拜的，現在有可能變得一錢不值，事情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經典開始發生變化，高新技術革命將人類帶進一個前所未有的變化，文化產業、文化生產，出現媒體文化和消費文化為主流心態的大眾文化，一切都隨之而改變。這種新型文化使我們無經典也無從確立經典，成為當前新型文化的一個特點。在無所不在的市場經濟中，簡單一句話說，所有的作品都是商品。創作方法也改變，為了追求利潤，產生了集體生產行為，例如寫電視劇本就是一個例子。

　　文化的轉型和變異包括經典文化的失寵和經典觀念的顛覆，而且是在不知不覺中。首先是和市場經濟同步的大眾文化的大面積覆蓋，具體來講，大眾文化的迅速發展，使以娛樂為目的，以快餐式為特徵的三消文化（消遣、消費、消閒）四處充斥。

　　文化層次不高的普通人，被現代高科技所武裝的視像文化拉著走，文化程度較高的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也被視像文化拉著走，一切只求好看，只看那些走紅的作品，熱衷於各種新鮮、流言、花邊新聞。審美眼光的低俗化和世俗化則由於功利主義。

　　我們文化研究者在研究經典的時候，在肯定經典固有的普遍美學價值的同時，也要質問經典背後的權力關係。第一個是：什麼是經典？第二是：誰的經典？這很重要。一個經典的確認過程，不單是個文學藝術現象，它也是國家政權、一個黨派、一種政治勢力共同構建的東西，並非文學藝術上所有美的、好的東西都可被尊崇為經典；事實是，一些經典化的行為同時有排斥和接納的雙重過程，有時候排斥比接納更重要。

　　在大陸這個問題更突出，一些民族一些政權一些黨派一些集團的作品被奉為經典，而另一些民族的、黨派的、群體的則被剝奪了有可能成為經典作品的資格。這過程中，一些文化被接納，一些文化被排斥。

　　經典的標準也在變，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大陸提出重寫中國文學史，實際上是重新評價那些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抬得過高的作家，比如郭沫若、比如茅盾；也重新評價同樣因政治原因而被邊緣化的作家，比如周作人，比如張愛玲。這就是解構經典和再造經典的一個過程。今年大陸搞了一個“10大文學大師”，茅盾被排除在外，金庸榮幸入主其內，這不是說茅盾差，也不是說金庸好，而是代表了經典標準的改變。金庸代表了大眾文化，反映了新興文化的一種標準。要求淡化政治的一種訴求，也是對精英文化提出的挑戰。

2006年12月15日新加坡管理大學禮堂張曦娜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