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是在一九九○年代以後，慢慢成為一種風氣，在一九九○年代之前，當然也有，不過不多。九○年代以後，為什麼會越來越多，我認為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台灣歷史文化受到重視之後，發現很多資料不足，不足的原因是來自於過去國民黨政府對台灣資料欠缺蒐集，甚至於毀壞，使得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之後，台灣歷史文化受到重視，資料卻非常奇缺。這種奇缺之下，要重構台灣歷史文化有相當的困難性。這是一九九○年代之後，所面臨的現象。

第二個原因是，政府資料大部分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來書寫。國民黨的立場只能代表它的觀點，放在台灣歷史脈絡上來看，可能缺少另外一個角度，這剛好是台灣歷史重構過程很重要的部分。因此政府雖然有檔案資料，卻受限於國民黨的立場，使得利用政府檔案資料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看到台灣人的想法，或者台灣人遺留下來的紀錄，使得重構台灣歷史相當困難。

第三個原因，要重構台灣歷史文化，當然是要以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民為主的觀點，有此觀點，重構出來的才能代表這塊土地上人民的心聲。在白色恐怖年代，台灣人幾乎不敢書寫自己的東西，縱使書寫也忌諱甚多，處處遷就現實，轉彎抹角才有辦法寫出自己所想的。這些雖然透露出一些訊息，但是要據此重構臺灣歷史還是相當困難，因為民眾沒有辦法大聲說出自己的想法，或是對時代、對統治者批判的觀點。重構臺灣歷史，主人翁的台灣人民需要有聲音。在沒有臺灣人民聲音的時代，要重建起台灣歷史文化，幾乎很難，重建出來的也是別人所寫的台灣歷史、別人所寫的台灣人物傳記、別人所寫的台灣文化。站在這塊土地上、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上，重新建構台灣歷史文化，是一九九○年代以後急迫的追求。

這三個因素是促成一九九○年代之後，口述歷史風氣興起的原因。這從一九九○年代之後，年度出版品目錄收錄的口述歷史書籍日漸增多，可得明證。

二、口述歷史的困難性

因為台灣長期處於白色恐怖和戒嚴的年代，所以要去從事口述歷史訪問時，會發現很多的困難性。受訪者不敢說出內心話，因為他心裡有所顧忌，認為說出來以後，會不會造成第二次傷害，同時也不太曉得他自己的經驗是否重要，因為被統治久了，委屈自己成為習慣，覺得自己很渺小，好處是很謙卑，壞處就是沒自信心。沒有自信心的結果，他不會認為他說的、他所經歷的很重要，反而會覺得不要講，這哪有什麼，也沒有什麼偉大的事蹟，講這些又有什麼用。另外，他的親身經驗讓他受傷了，感受到國民黨過去對他的壓迫，他覺得要防衛自己，如果說出來，可能對他的兒女不好，他認為將這些埋藏在過去的記憶裡面就好，不用再呈現出來，如果呈現出來反而造成他自己、他的兒女很多的困擾。我覺得這是心靈上非常不健全，沒有信心的表現，也是被統治久了，習慣以後，養成自己不足為道的被扭曲性格。這樣的情況之下，你要去跟他採訪，跟他口述，就會遭遇相當的困難。

其實口述歷史不是到九○年代以後才有，過去報紙上很多的報導文學或者專訪某一個人，雖然是片段的、或是主題性的，不是一篇很完整的人生經驗談，也是口述訪談的紀錄。但以一九九○年代以後的口述歷史的標準來看的話，其實是不符合口述歷史的條件，因為當時還是沒有辦法講出心裡話，還有很多避諱。我認為如果要講台灣的口述歷史，應該從解除戒嚴之後談起，從此口述歷史才能呈現活潑、多元，講出內心的感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很早就有口述歷史，但都以國民黨的黨國元老、國民黨政府的政治領袖、或是軍隊的將軍為主，雖然這也是口述歷史，不過看來看去都沒有台灣，幾乎都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台灣，甚至沒有講到台灣，只講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國的歷史。所以近史所雖然很早就有口述歷史這樣的工作，其實沒有站在台灣立場上。最近近史所受到台灣主體意識興起以及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成立的衝擊，也開始做台灣的口述歷史。

三、平埔族人的自信與認同

我現在先談一下我的經驗，然後再說明我對口述歷史的看法。在戒嚴解除前後，我剛好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在那段時間，我做很多平埔族的口述歷史訪問，我不敢說我是唯一的，但是很早期。因為當時在做平埔族的口述歷史的訪問，有相當的困難。困難有兩點，第一，平埔族人的後裔不承認他是平埔族人，認為他是福佬人、客家人，所以就把祖先傳承捏造改為是福佬人的後裔，或者是客家人的後裔，族譜都追溯到福佬人、客家人在中國的祖先。我想這個原因是來自於長期被漢人壓迫以後，他認同或改為漢人的生活模式，而失掉自己。因此訪問的時候相當困難，他不願意承認是平埔族的後代，你跟他講他是平埔族後代，他罵你說：你怎麼亂說我是平埔族後代！認為做平埔族後代是很羞恥，認為這樣的背景是不好的。我想這是平埔族人沒有自信心的表現，以及長期以來受到漢人欺壓之後，為了生存、為了保護自己，而隱藏自己的身分，沒有將祖先的想法、經驗傳承給下一代，所以下一代慢慢的忘掉祖先的歷史。

第二個困難性。雖然平埔族人比漢人來得更早，在台灣長期居住，但是過去教科書沒有平埔族的記載，在漢人的觀念裡面，沒有平埔族的存在，把他抹滅掉，認為這是低俗文化、低級文化，沒有受到肯定，因此造成平埔族人不敢肯定自己，認為自己的祖先沒有什麼，不用談。在漢人優勢、統治者優勢之下，認為改變平埔族文化是文明人應有的責任。蘭嶼的達悟族，以前叫雅美族，政府建新房子給他們，達悟族卻不習慣，也不想住，因此就可以看的出來，漢人的觀念往往抹殺了台灣原住民的文化，抹殺了他們的自信心。所以我當時在做平埔族口述歷史訪談時，就遇到這些問題。從地方文獻資料，可以推算住在那些地方的人，就是平埔族人的後裔。但是他還是不承認，必須要跟他溝通建立感情之後，他才會承認說他是平埔族人，不然他絕對不說。必須要有感情的基礎，建立互賴、互信之後，他把你當成朋友，認為承認是平埔族人你也不會見笑，他才願意說出來。他說出身世的時候，有時連他的孩子也不曉得父親或祖父竟然是平埔族人，他們還自認為是漢人呢，跟我一樣是第一次才聽到他的父親、他的祖父說自己是平埔族人。這樣的經驗，我碰到很多。我發覺要打破漢人中心主義，打破統治者的觀點及其優越感，才能與平埔族平等相處。接觸平埔族之後，我發覺要重構台灣歷史，原住民是很重要的一環。根據DNA的鑑定，台灣幾乎沒有純粹的漢人，漢人都跟原住民混血過。台灣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即來自於原住民社會的成分，如果我們加以重視，就可以重新詮釋台灣歷史文化。

四、二二八的創傷與重建

其次說明我做二二八口述歷史的經驗。一九八七年二月，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之後，到台灣各地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提出建立二二八紀念碑、二二八紀念館、國定假日、賠償、公開史料、追求真相等要求。國民黨政府卻以鎮暴警察來回應，圍堵演講場、禁止群眾走上街頭抗議，但越壓制越引起熱烈反應，二二八平反運動終於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使得二二八平反運動越來越蓬勃發展。二二八是因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之後處置不當，引起台灣民眾抗爭的事件。國民黨不思反省，反而派兵鎮壓，造成台灣民眾傷亡慘重。事後，國民黨又不准人談論二二八、研究二二八，從此二二八成為台灣最大的禁忌。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長期以來不敢說出自己的心聲，社會大眾也聞之喪膽。國民黨政府刻意造成這樣的恐怖氣氛，並視二二八是叛亂、是暴動，參與的人是亂民、暴民，以此合理化鎮壓的事實，二二八反而成為台灣人的原罪，統治者鎮壓、屠殺台灣人民反而是正當有理。這是長期以來二二八的情況。從最近出土的二二八史料來看，如何被抓、如何槍殺，槍殺後埋葬何處，都沒有記載，也沒有審判的紀錄，只有政府對二二八控訴的報告而已，如此怎能呈現二二八的真實。因此口述歷史的訪問就是很重要的工程。進行二二八口述歷史訪問，會碰到許多困難，因為長期以來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幾乎不敢說出他們的心聲，當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平反運動剛展開時，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幾乎不敢站出來，直到一九九○年才站出來公開說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這三年之間，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都在台下邊聽邊流淚，反而是非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在台上呼籲要正視二二八。一九八八年李登輝繼蔣經國擔任總統之後，初次碰到二二八節日時，也不敢講二二八，只說應該往前看不要往後看，可見當時社會上仍然充滿恐怖的氛圍。

一九九○年以後，我開始做二二八口述歷史時，發現問題很多，受訪者談到二二八還是很怕，怕國民黨再次修理他，自己老了無所謂，但是如果連累兒女被抓去關怎麼辦；如果影響兒女的事業，又怎麼辦，這種恐懼心理，使得受難者認為講出來也沒有用，最好不要講，只會造成麻煩而已。況且國民黨政府至今都不認錯，那我講出來，不是白講嗎？反而多加上一筆。甚至他還會認為你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故意撩起他的情緒，他一講出心裡話，你做好紀錄，會交給國民黨或是警總，而列入黑名單。所以二二八口述歷史訪查碰到很多困難。以我的經驗來說，比平埔族還困難，因為很多平埔族人把我當成朋友，我又放棄過去習慣的漢人中心主義觀點，或是官方觀點之後，與平埔族人就很容易相處。我在做平埔族口述歷史訪查過程中，深深感覺漢人中心主義一定要揚棄才可以，不揚棄就沒有辦法重建臺灣歷史。這是我從田野調查中得到的啟示和改變。我過去認為台灣是漢人開闢出來的，台灣史是漢人發展的歷史，但自從接觸平埔族之後，我改變了，雖然過去也看過敘述台灣多元族群的書籍，但看歸看，要自己從內心裡面轉變，必須要自己去做才有辦法。我認為二二八的口述歷史訪查比平埔族更困難，因二二八是台灣最大的禁忌，又牽涉到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派兵鎮壓屠殺台灣民眾的責任。國民黨政府一直認為沒有國民黨就沒有台灣光復，沒有蔣介石就沒有台灣的進步，功勞是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偉大的領袖和偉大的政府壓在台灣人民頭上，使得台灣人民喘不過氣。所以這個禁忌沒有突破，不只二二八歷史沒有辦法重見天日，台灣歷史文化也就無法建構。

我當時去做二二八口述歷史，遇到很大的困難。第一，必須要重建他們的信心、他們的信賴，才可能讓他們講出心內話，並且要讓他們理解二二八的經驗傳承，不只是告訴後代子女有關父母、祖父、兄弟、丈夫的故事，而是要讓悲慘的經驗留在台灣歷史上，讓台灣人知道，在一九四七年的時候，台灣人民曾經這樣努力過，這努力雖然沒有辦法改變台灣，卻促成台灣的改變，成為台灣民主化、自由化與台灣化的力量。這一股重建台灣歷史文化的精神會讓他們感動，而理解他們的經驗，或是親人的死難是有價值的，而不再怨天尤人，活在陰暗中。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受難者家屬才會覺得說出來有他的價值性，而改變了原先認為說也沒用的想法。我做很多二二八的口述歷史，包括台北、基隆、宜蘭、台中、嘉義、雲林、台南等地區，這種被懷疑到被接受的經驗，我都有過。後來因為社會反應太熱烈，受難者家屬慢慢感覺到社會溫暖，認為應該要站出來勇敢說出內心感受，批判國民黨政府，所以訪問是越來越容易，他們越來越敢面對過去的悲痛，講出自己的心聲。雖然是如此，但是從事突破禁忌的口述歷史訪查，還是會因人而得到不同的訪問效果。

第二是除了信賴之外，還要讓受訪者感覺到你有同理心，可以理解他。我不是二二八世代的人，沒有親賭二二八的慘狀。我是從文字記載去了解二二八事件。我去訪問他們的時候，要讓他們感覺到我對當時情況已有所了解，他只要講出一句話，講出一段歷史，講出他們經驗，我要讓他了解到我可以理解，雖然我不是他同一個世代的人，但是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理解那個時代的氛圍，這樣他才會感覺到跟我講話有興趣，不然他可能跟我講十分鐘，就不談了，或者就講一些其他事情去了。我覺得做口述歷史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對那個時代應該要盡量去了解，雖然不敢說全部會了解。了解當時的台灣社會是怎樣，了解當時台灣人的心情是怎樣，越了解的時候越能引起他談話的興趣，可能我們本來約好談一個小時、兩個小時而已，他可能談興一來，談到三個小時、四個小時，可能要你下次再來，或者請你吃飯。我想人與人之間，最微妙的所在就在這裡。這是心靈溝通的問題，心靈溝通不是來自於知識領域，縱使拿到碩士、博士，也不可能會心靈溝通。它是很微妙的東西，是來自於對人性的了解，對人性越了解，就會對事情越了解，就越能打動受訪者的心，讓他說出心裡話。這點很重要，尤其是做政治敏感性的口述歷史。這要怎麼具備，我也不曉得，只能自己去體會。做二二八口述歷史訪查時，我感觸很多，其中最感觸的還是人性的問題。二二八很多受難者的妻子、兒女遭遇到挫折，有的是來自於自己的家庭。親情應該是最能撫慰受傷的心靈，卻常常不是這樣子。丈夫死掉了，兄弟姐妹可能爭著要分財產，以致死難者的妻兒，無人照顧生活。這種情況常常發生。我們在同情二二八的心情之下，可能會認為二二八受難者那麼可憐，受難者家屬應該會受到體諒照顧才對，其實不然，有的受難者的家庭跟我們平常的家庭都一樣，人死了無依無靠，親情沒有了。二二八事件中，死亡者大多是男性，當時是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丈夫在外面做事情，妻子在家裡料理家事。丈夫被槍殺之後，妻子沒有辦法在外面工作，不像在座各位女性都可以工作，但是為了生存，還是要去找工作，不然沒辦法生活，有的從千金小姐、夫人搖身一變變成傭人，變成作田人，過著與以前相差極大的生活，說來令人心酸。被槍殺的人固然可憐，但活的人更是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這種傷痛又不能跟人講，隱藏在心裡四十年，直到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之後，才有辦法公開說出來，獲得心情上的抒解。當我訪問他們的時候，勾起往事，他們都會掉下眼淚，有時講到一半就講不下去了，因為回憶過去是種痛苦。

五、張七郎家的悲痛故事

我做口述訪談時，感觸極多。我舉張七郎的例子來說明，張七郎是中壢客家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與第三高女畢業的夫人詹金枝，搬到花蓮縣鳳林去行醫，三個兒子都跟他父親一樣，都學醫生，也到滿州國去行醫。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之後，張七郎要他兒子都回台灣，建設台灣，所以他們將滿州國的醫生館賣掉，回到台灣。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張七郎被選為花蓮縣縣參議會議長和制憲國大代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因為他是東台灣最具有名望的重要人士，再加上花蓮縣縣長不得人心，因此成為縣長接替人選，這可能也是造成他被逮捕的原因。

三月八日，國民黨軍隊在基隆登陸之後，從北到南，一路逮捕槍殺民眾。軍隊到花蓮的時候已經四月了，四月四日晚上十一時，張七郎跟三個兒子，都在家裡被軍人抓走，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在凌晨被槍殺於郊外公墓。僅第二兒子張依仁倖免於難。這公墓位於阿美族人跟客家人的交界，隔天有人告知，張家婦女到公墓尋找，終於找到，託親戚用牛車運回。屍體搬到牛車上，剎那之間，牛狂奔而走，不能制止，彷彿牛也感受到人世間的悲痛。

三位婦女撫摸已僵硬的親人，邊清洗邊流淚，發覺衣物被搶劫，只穿內衣褲，且有遭酷刑凌虐的痕跡。詹金枝決定將他們埋葬在庭院裡，墳墓上刻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好幾次軍人跟警察進去家裡騷擾，都被她罵出來。三個男的死掉，剩下都是寡婦，張依仁從鳳林搬到台北的淡水去行醫，所以家裡三個寡婦帶三個孫子，張宗仁有兩個兒子，張果仁有一個兒子，詹金枝將近六十歲，大媳婦才二十七、八歲，三媳婦才剛剛結婚一個多月，已懷孕，是個遺腹子。

我訪問他們的時候，孫子三個人之中，有一個在美國，兩個在台灣。當他們回憶起祖母的時候，有時候覺得很氣憤，怪祖母管得太嚴，卻從心裡感佩祖母的精神，有她的堅毅持家才有今日張家的發展。祖母每天早上起來以後，就到墳墓前面，站在那邊喃喃自語或是陷入沈思，沒人敢去聽，敢去打擾。半個鐘頭以後，她才從墳墓回到屋內，墳墓離屋子大概有三十公尺，每天都這樣，風雨無阻。後來三位男孩都來台北讀書，回花蓮時必須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換成黑長褲、白上衣，如果穿花衣服回家，會被祖母罵。祖母從丈夫死掉以後，始終穿著客家人的大襟衫，沒穿過花色的衣服。三個孩子歌喉不錯，在家裡唱歌，祖母聽到就罵怎麼不用功，還唱歌。在大學時代結交女友，本是平常事，但有女友寫信到家裡，被祖母查到了，就罵他們，不好好用功，還交女朋友。當他們想起祖母的嚴厲時，就非常生氣，祖母是那麼的不了解年輕人的想法，不過等到他們年紀漸大，閱歷更深之後，他們發覺沒有祖母的堅持，他們張家就沒落了，可能就瓦解了。

三個寡婦帶三個孩子，五歲、三歲，還有一個遺腹子，怎麼生活下去呢？大媳婦本來在小學教書，所以繼續教書，三媳婦本來是媳婦仔，張七郎認為這個媳婦仔聰明、很善解人意，所以給她去讀台東女中，後轉校進入花蓮女中，花蓮女中畢業後就跟三兒子張果仁結婚。果仁被槍殺之後，那麼大的庭院，種水果樹、種檳榔樹、養豬、養雞，就落到三媳婦的身上，因為醫生館已經關閉了，不靠自己工作就無法生活。她從千金小姐，一下子變成下人、農夫，每天辛勤工作，什麼樣都會。她常常背幾十公斤的水果去賣，雙手都變粗糙了。我認為張七郎父子三人被國民黨槍殺，令人痛心，但是看到三個寡婦住在冰冷屋子裡，面對著社會的冷漠與政治的迫害，為了下一代，必須活下去，這種艱辛實在比死去的丈夫更艱難，而她們就這樣忍耐下來了。

這些心路歷程和想法，把它寫成小說，我想一定很感人；拍成電影，我想會轟動。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經驗談不只令人傷痛，更能感動人心，突顯出國民黨逮捕槍決無辜民眾的殘忍與可惡。做口述歷史是了解二二八很好的途徑。閱讀白紙黑字所寫出來的文件，是無法瞭解二二八的真情。二二八資料常常是官方留下來的，民間不敢留資料，尤其在恐怖的年代，怕國民黨會再來抄家滅族，因此銷毀資料以求安全，剩下的就只有國民黨的資料了。國民黨資料都將受難者說成是叛亂犯，該抓該殺。這是歷史真實嗎？中國政治人物滿口仁義道德、聖人聖君，說得漂亮，寫的也漂亮，如果相信這是事實，那歷史就不用讀了。做口述歷史是體會人性，體會社會變遷，體會政治變動的好方法，從事口述歷史工作之後，我發覺白紙黑字所寫的有很多錯誤，有很多是統治者的想法。如果只相信公家檔案，被騙了，還以為它言之有理。

六、白色恐怖案件的多樣複雜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發佈戒嚴令，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才宣布解嚴。長達三十八年多的戒嚴年代，台灣人民處於恐怖氣氛中，失去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如果不去探究這段歷史，則國民黨政府刻意形塑的蔣介石、蔣經國偉大領袖的英明形象，就會欺瞞隱匿史實，我們永遠會活在歷史假象中。

歷史是多元的，只了解光明面，則被騙了都不曉得；了解黑暗面，才能瞭解不同階層、不同背景、不同族群的想法。白色恐怖就是理解這些問題的重要課題。白色恐怖的案件多而複雜，有從中國派來的潛伏份子，有相信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年輕人，有國民黨內鬥的犧牲者，也有台灣獨立主張者，很難歸類出一個完整的體系。因國民黨政府多以匪諜案起訴，重則死刑，輕則15年、10年不等，從軍事法庭的判決書很難釐清真相，所以做口述歷史訪查是追究歷史真相必要的工作。但有兩點困難，第一，白色恐怖的時間很長，期間台灣政治環境也在改變，早期政治案件與晚期政治案件性質已有不同，參與人的思想也有差異，國民黨政府處置對策也有所改變，因此要瞭解這段歷史所發生的案件確實不容易。第二，因為環境改變，政治受難者在案發時的想法，與現今的想法已有很大的差異，他們所講的有的是現在的想法，有的是過去的想法，兩者之間需要釐清，否則容易掉入時空倒錯、真相難究的困境。有的過去是共產主義者，現在卻看破了共產主義，喜愛民主自由的社會，他說出轉變的心情，雖是口述歷史應該紀錄、重視的經驗，但需與事發當時的情境加以區隔。做白色恐怖時代的口述歷史，還需認識國民黨的情治單位和黨國體制，才能瞭解當時判案的情況、被捕的人所遭受的刑求、逼供，以及刻意造成的冤案、假案。

七、海外台灣人的建國故事

今年（2009）二月二十二日，我出版一本海外台灣人運動的口述歷史，並舉行新書發表會。這是一本以張家姊妹及其夫婿為核心的口述訪談紀錄。在大姊夫的影響下，張家姊妹一個一個到美國留學、結婚，並攜手加入台獨聯盟，共有10人參加，在一九六○年代台獨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義無反顧的參與，都被國民黨政府吊銷護照，列入黑名單，而無法返台。在當時從事台獨運動是種禁忌，國民黨政府恨之入骨，但台灣人自二二八事件之後，深切反省，開始展開獨立自主的運動。一九五○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獨立組織，揭開戰後台獨運動的序幕，獨立的思潮從日本散佈到美國，影響很多留學生，投入台灣獨立運動行列。張家姊妹及其夫婿就是留美學生的先行者，影響無數留學生。在當時父母親大多規勸子女好好用功，不要牽涉政治，而他們卻敢參與，在國民黨政府高壓統治的年代，這需要有極大的決心與勇氣，因此很值得紀錄下來。這是台灣留學生史的一部份，也是台灣建國史的一部分，更是極具戲劇張力的浪漫故事。

八、台灣人總統的心路歷程

從二○○三年開始，經過兩年八個月，我們完成李總統的訪談。二○○八年五月，在我卸任國史館館長之前，將之出版。為什麼做李總統的口述歷史，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他是台灣人第一個總統，過去都是蔣家天下，李登輝能夠當上總統有他的努力，也有時勢所造成。蔣經國總統去世後，他繼之成為總統，很多人都認為他是過渡時期的人物，實權不在他手中，是在蔣經國親信手中，那知他認真努力，借勢使力，逐漸鞏固領導中心，而成為實權總統。自一九九○年，開始展開一連串的憲政改革，終使得台灣邁入民主自由的社會。這是台灣重大轉變期，也是珍貴的台灣人執政的經驗。我認為必須把它留下來。第二個原因，我認為李登輝總統跨越兩個時代，從日本統治到國民黨統治，他有日本人所培養出來的武士道精神，也有蔣經國培養的從政經歷。台灣人從戰前到戰後，渡過艱辛歲月，需要重新調整腳步，重新出發，才能與時代競爭，台灣很多先輩都是如此，例如文學前輩的葉石濤、鍾肇政等。李登輝總統的感受與體驗正是台灣歷史變遷中活生生的見證。基於這兩個理由，我認為應該要做，應該要留下紀錄。

九、結語：台灣人生命史的重建

我從事口述歷史訪談之後，深深覺得台灣人充滿無奈，隱藏自己，不願或不敢吐露真正內心的感受，要花很多時間去交往、去瞭解，取得信賴之後，受訪者才會說出心內話。其實台灣人很熱忱、樸實、可愛，只要挑起他們的熱情，他們就會高高興興跟你談，談天說地，成為朋友。我因從事口述歷史訪談，有很多機會，接觸到很多人，常常受到感動，而深覺必須留下這些珍貴的經驗，傳給下一代，讓後代子孫知道先輩努力的成果。

台灣常處於外來政權統治，因此台灣史上留下許多空白需要補足，才能建立代代傳承的歷史感情。台灣人的經驗又常因外來政治壓力而被摧毀，很難產生典範人物。其實，經過口述歷史訪談，在庶民與菁英群中都可找到出類拔萃的人物典範，只是我們忘掉了自己，不知道自己藏有那麼好的寶物。

我認為台灣史要重建，不能只靠官方檔案或官方的允諾，而是要靠我們的力量。站在土地與人民的感情上，重新詮釋台灣史，將會發現台灣是那麼豐富與美麗，生活在寶島的民眾是那麼具有創造力，開創出台灣多元的文化。自我肯定與詮釋的過程中，典範、傳承與開創力將連成一氣，構築美好的台灣。

我從事口述歷史得到很多啟示、很多福氣，讓我更瞭解人性，更了解歷史上人物的做為，也深自反省我應該如何去做才能更加完美，不只要有理想，更要有實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