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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倫記事(七): 北安普頓(2)
2013/06/20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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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教育制度自然與國內有許多不同,就拿高中來說,英國的高中生只需要選擇與他們大學誌向有關的幾門學科學習即可,一般為三門。例如說,想學工程的孩子,在高中裏便可選擇數學,物理與化學這些科目來研讀,而不用分心與一些毫不相關的科目,比如說是歷史與地理。當然,興趣愛好廣泛的孩子,自然也可以做選修課. 這樣的求精而不求廣的教育制度,在當年的我,是非常欣賞和喜愛的,一來是學習的內容可以完全以自己的興趣為目的,二來可以集中精力主攻自己想學的技藝。英國人的這種教育思維,被福爾摩斯同學生動的表達了出來:“我腦袋裏的空間只有那麽大,當然只會裝一些對我有用的知識而已,至於月亮是不是繞著地球轉的,與我何幹?”

預科班和高中又是不同的,預科班很特殊,有些像國內的文理分班制度,在我們預科班內,也分文科(主要是商科)和理科(主要是工程類學科)兩個班。一般來講,報商科的學生還是占大多數,理科的居少數。我們預科班的主管叫薩姆菲爾德先生,是一位和藹可掬的老好人,四十出頭的樣子,見到人總是笑呵呵滴。印象中他主管行政,但也給我們上課,主要就是上數學課。因為天生沒有足夠的數學能力,我在國內最害怕的就是數學課。沒想到到了英國,我陡然成為了班上數學成績最好的一個,每每測試都拿一百分,九十九分的樣子,實在讓我大大懷疑英國數學教育的質量。畢竟,這是一個出過牛頓,羅素這樣的曠世奇才的國家。後來去上大學,我也驚奇的發現,我在初高中積累的那點數學知識居然還夠用,才明白在國外,除了數學系的人,對數學能力的要求並不是非常高。總而言之,由於我比較“出眾”的數學能力,我也成為薩摩菲爾德先生最喜愛的學生之一(我這麽說估計會讓我那些去了牛津斯坦福讀數學的朋友們噴飯的,天下厚顏無恥,不過如此,哈哈)。而我的預科班的同學們,則常常問我如何在數學考試中取得如此高的成績,以至於小尤後來和我說,在那段時間裏,她常常想殺了我, 因為她的數學成績總是在及格線左右徘徊。那段時間,真是我學數學最爽快的日子,只可惜當時愚鈍,居然沒有借機會去釣學校裏裏那些數學並不是很好的美女,真是耽誤了青春哦。(其實主要還是沒錢,數學再好,也沒鈔票來的實在,別人在酒吧舞廳買醉的時候,我得去外邊打工,此為後話).

薩姆菲爾德先生之外,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特林漢姆夫婦了。這是兩位和藹可親的老人家。特林漢姆先生主要教我們基礎的經濟學,而特林漢姆夫人主要教我們國際關系學和英文。其中,特林漢姆夫人給我的影響是深遠的。特林漢姆夫人的國際關系學課程,其實內容很簡單,主要是以閱讀當天的各種報紙上的時政報道為主,從而在班上進行各種討論,課後要寫一篇小小的論文出來。如果說在出國之前,家母和摯友蔣君對我與哲學和邏輯思維方面有著啟蒙的作用,特林漢姆夫人則在她的課上,讓我充分的體會到了思辨的樂趣和邏輯的魅力,而常常對時政的討論,也漸漸培養出我對社會和公共事務的關註。此外,由於對這門課程的濃厚的興趣,我在課上的踴躍發言和課後的積極寫作,也的確積極的促進了我三腳貓英語的提高。我對於英語的學習,從此就更有興趣和方向了。

我第一次引起特林漢姆夫人的註意是在5月份的一堂課上,那堂課講的是前一天在西班牙馬德裏發生的火車爆炸事件。這起恐怖主義事件在當時全歐洲引起了極大的反應。而特林漢姆夫人則很直接的與我們討論西班牙人的悲劇和美國人之間所有的關系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源頭為何。而討論的結果,則是恐怖主義是對於美國世界範圍內霸權主義的一種很自然的反應,可以看出,西方人也同意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講到這裏,特林漢姆夫人話鋒一轉,說到:

“西班牙的慘劇源於歐洲與北約對美國霸權主義的配合,而美國霸權主義的建立是基於其世界第一的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基礎。然而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帝國都有衰退和毀滅的一天,那麽當美國倒下的時候,中國也會接過這面霸權主義的旗幟嗎?我們在座的都知道,未來世界是中國的,毫無疑問的。”

這個時候,特林漢姆夫人和其他學生的臉齊刷刷的望著我和其他兩位大陸來的學生,期待著我們的反應。我被這臨時的一問弄的有些莫名其妙,但很快站起來回答了她的問題:

“特林漢姆夫人,如果你知道一些中國的歷史的話,你會明白剛剛這個問題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以漢民族為主的,追隨孔子的中國文明,在歷史上基本上沒有入侵他人國土的例子,中國人講究從內心尋找快樂和能量,而非對外擴張。”

我這個答案引起了特林漢姆夫人很大的興趣,於是我接著闡述了不少孔孟老莊的典型思想,以及後來新中國的對外政策,以此來安慰英國人對中國崛起的戒心。而這種戒心,是我後來在西方社會裏常常能遭遇到的。

特林漢姆夫人後來與我還有過幾次非常有意味的對話,其中一次是因為我在翻閱牛津大字典時,發現他們將“臺灣”列在了“國家”一欄中,我為此感到非常的憤怒,當天晚上寫了一封義正詞嚴的抗議信,將牛津大辭典的國家索引撕下,第二天交給了特林漢姆夫人,沒辦法,她是教國際關系學的,是我當時唯一的抗議途徑。我記得在上課時,當特林漢姆夫人讀完這封信時,沈下臉來,問我:

“So, Do you want to talk with Tony Blair on this issue?” (就這個問題,你想直接和首相先生討論嗎?”

在當時,我也是壓力非常大的,因為我並不了解發表自己的政治言論會給我在英國的學業帶來什麽樣的影響,只是憑著一股血氣,做了自己覺得該做的事情。雖然察覺到了課堂氣氛的變化,我還是就這個議題闡述了我的看法,並以英國的北愛爾蘭問題作為類比和反駁,並與大家都進行了辯論。很不幸的是,我發現全班十八個國際學生都與我的看法相悖,雖然引經據典,陳列各種事實,也不免最後無法說服他人。我並不自惱,畢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唯一讓我可氣的是,同行的兩個大陸女生,至始至終,將頭埋在課桌裏,一言不發,讓我無法接受。此事之後,校方還是給我記了檔案,將我的抗議信歸檔了,特林漢姆夫人說,歸檔不會影響我的學業因為發表意見是我的學術自由,只是英國方面需要記錄我的政治傾向。可見,所謂的“言論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

通過這件事情,我體會到了兩個道理:一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永遠不死,的確,在我後來的留學生活中,都能看到各種想分裂中國的勢力在西方的支持下粉末登場,甚至去買回國機票,都能看到某些旅行社的窗戶上依然為香港懸掛著港英旗幟而非紫荊花區旗。 另外,言論自由永遠是個假象, 任何言論的背後,都是有你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更重要的是,言論自由似乎是給了你一定的權利,但說完話之後起不起效果,則完全取決於你的身份和權力。

值得安慰的是,特林漢姆夫人並沒有因為我的這次意外的抗議而對我產生偏見,反而是更加欣賞我的很多發言,因為這是不同的聲音。盡管我從來不相信西方的政治制度,但那麽多年來我在英國和美國感受最深的是他們文化中的包容性,也就是允許不同聲音的程度。這一點,我自認為我們中國人做的並不是很好。從今天的網絡文化就能看出來,無論是在哪個論壇,談論何種問題,大家在一起總能分成兩派,吵成一團。是己而非人,仿佛我們看問題,一定要分個是非黑白,而且由此把自己捧高,將別人踩扁才好。這種無法理性思考的態度和心理,是普遍存留在亞洲文化裏的,應該和愛面子的封建文化有很大的關系。

除了牛津字典事件之外,2004年的利物浦華工溺亡慘案也讓我對特林漢姆夫人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理解。在2004年2月份在利物浦發生了華人偷渡者在海灘拾貝被溺亡的慘案,從而揭露了英國許多華人被剝削利用的苦難 (主要是被當地的華人蛇頭所控制), 特林漢姆夫人在當天上課,很鄭重的向我們華人的學生表示道歉,她說:

“你們國家的人來我們這裏討生活,我們作為英國人,這裏的主人,卻沒有照顧好他們,據說他們每天只能收入一英鎊,卻要幹這麽勞苦和危險的工作,這一點,英國政府是應該負責任的!”

“英國政府並不是一個正義的政府,這些非法偷渡的華人為何死於如此殘酷的生存條件下?難道政府不應該負責任嗎?如果這個政府只給有錢的中國人發簽證,允許有錢的中國人來此生活,學習,那麽這個政府的道德心和正義感在哪裏?”

這件事情讓我非常感動,不僅僅是因為這反映出一個普通的西方老百姓很樸實的生命觀,更在於這種生命觀是跨越國界的,超過了其他一切的概念。這樣的生命觀,大概不能出現在未受教育的年輕人身上,我也不曾在那些富有的英國人身上看到,後來便覺得,只有受過教育的,但也理解普通百姓苦難的普通人才能有這樣樸素的生命觀。此後,我便越發關註同胞們的困難,確實,如果我們自己對自己同胞的生命都冷漠和忽視,那誰能拯救我們這個民族呢?可悲的是,導致那些華工喪失的是中國的蛇頭,可悲的是,我們的人民,往往缺少這樣樸素的生命觀,而只把利益放在第一位。今天,這樣的趨勢依然存在。

民智未開,何談民生呢?民智未開,何談民權?民智未開,何談民族?孫博士的三民主義可以休矣,註定是要被封建所湮沒的。

利物浦的慘案發生不久,我便寫了一篇討論正義的論文,因為發現西人喜歡引用耶穌就如我們喜歡引用孔子一樣,於是我下筆之前去北安普頓圖書館借了一些關於聖經的資料來看,然後給我的論文命題為: [中間的那一個],由此隱喻在天堂與地獄之間恍惚遊走的人類,無法判讀正邪,更無法尋求真正的正義。特林漢姆夫人很是欣賞這篇文章,後來問我:

“你如此熱愛閱讀,何以不去學法律?”

我回答道:“我不相信法律.”

“那你應該去學哲學,哲學是教你如何思考的學問,而你看上去是一個喜歡思辨的人。”

很有意思的是,後來我沒有去學哲學,卻學了會計,大概是因為我覺得數字應該是不會騙人的東西。當然,很快我就發現數字不但會騙人,而且會很高明的騙人呢。

相比於特林漢姆夫人,我對特林漢姆先生印象就少一些,大概是因為他教經濟學,沒有那麽多人文的東西供我咀嚼的緣故。特林漢姆先生則是一個充滿幽默但略顯沈悶的老師。他上課說話總是慢慢悠悠的,語調很平緩,常常給人一種講的講的要睡著的感覺,但卻冷不丁能冒出幾個冷笑話,讓大家開心開心。與他夫人一樣,特林漢姆先生也是一個很正義與誠實的人。2003年十月,楊利偉作為中國第一個航空員進入太空時,整個英國也為之震動,特林漢姆先生很高興的拿著報紙向我們祝賀,然後對我們說:

“你們總說長城是從太空中唯一能夠用肉眼觀察到的地球上的建築物,結果呢?你們自己的宇航員也說看不到。你瞧,看不到就是看不到嘛,不必要講什麽幾率問題。再大的幾率也無法反駁科學的事實。”

中國如何才能更加進步?中國人如何才能更加智慧?我們應該多講一些科學,少講一些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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