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佛教與商人——探秘佛教與商人的淵源及現狀

作者 : 蔣守豐

　　蔣守豐　江蘇

　　佛家是出世的，以了脫生死為第一要義；商人是入世的，以追逐利益為目的。可是，自佛教產生以來，佛教與商家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是在當今社會，佛教與商人之間的關係更是剪不斷、理還亂，他們依附、互動，甚至相互融合。本文沿著佛教的歷史脈絡，就佛教與商人的關係作初步探討。

　　一、原始佛教時期

　　佛教初創時期，史稱「早期佛教時代」。在這一時期，商人與佛教關係非常密切。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商人首先支持了佛教的發展，另外，佛教在為商人爭取社會地位方面，也做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1、佛陀開悟成佛後，首先向他敬獻食物的就是商人。佛陀在菩提樹下成佛，首先向他奉獻食物的是兩個商人。據《釋迦牟尼佛傳》載：佛成道後，在第一個7天，他面對菩提樹自言自語：「我在這裡破除了一切煩惱，該做的事已經做完了……」又過了7天，佛便決定前往世間說法。他站起來，正巧有五百商人(佛經的五百代表數量很多的意思)從山下經過，牛車和牛因山高路陡而滯留在山道。他們看到路邊有一棵大樹，於是前往樹神求福。樹神用神通告訴他們：「這裡有一位佛陀，你們應當供養他，將來必獲大福。」商人們聽到佛的名號，十分歡喜，當即將蜜塗在面包上，委派兩個商人前往佛陀所在的菩提樹下，恭恭敬敬地獻上。這兩個人一個叫提謂，一個叫波利，他們是北天竺的商主。釋迦牟尼成佛後，有緣結識的第一批人是商人。

　　2、佛陀度化的第一個世俗人，也是一位商人。《釋迦牟尼佛傳》載：耶舍是波羅奈國的一位大商人。在家男僕女傭，前呼後擁，生活極是尊貴富足。一天半夜，靈光忽現，耶舍離開家園，向著鹿野苑的方向奔去。耶舍走到恆河邊上，河水寬闊，沒法過去。此時空中傳來佛陀的聲音：「耶舍，你就過來吧，我這裡有脫離苦海的辦法。」耶舍聽到聲音，不顧一切地渡過河去，並循著佛光的指引來到佛的住處。當他看到佛有三十二種相，八十種好，且莊嚴威武。當下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請求將他脫離苦海。佛隨機說法：「耶舍，色、受、想、行、識，都是無常的、痛苦的、空的、無我的……」為了使耶舍更加堅定信仰，佛又為他宣講了四諦法門。耶舍當下煩惱頓解，將身上穿的珍貴華麗的衣服脫下，說：「只希望世尊，讓我出家。」佛說：「好，你就是比丘了。」話音剛落，耶舍的鬚髮自然而然地落了下來，袈裟也隨即披在身上，於是便成了一位真正的比丘。

　　3、佛陀傳教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從佛教傳播的途徑來看，佛陀游化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長阿含·遊行經》比較系統地記載了佛陀成道前由北向南所走的路，以及入滅前由南向北走的路，這兩條路便是當時的商道。佛陀第一次說法是在鹿野苑，就處在四通八達的商路上，首先駐足聽法的也都是往來的商賈。佛陀首轉法輪，就是想把菩提樹下悟得的大道說給商人聽。僧侶外出傳道，沿商道行走，且有商人為伴的事例，在佛經中隨處可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十三載：　芻與　芻尼共商旅期行，有恐怖難處，同商旅共行，若無商旅，不能得去。《摩訶僧祗律》卷三載：如果比丘同商人行走到曠野得了病，同伴的比丘不許丟開他，應該代提衣缽，親近扶接，不應遠離。如果不能走路，應該向商人借車和牛馬。《十誦律》卷六十一載：舍婆提國有賈客主，欲至他國，占卦在沸星日出發。有比丘想同行。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在當時的商道上，只有兩類人，一類是商人，一類是僧侶。

　　4、佛教初創時期，捐贈僧舍與說法道場的，也都是商人。在佛教的傳播過程中，商人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僧眾的衣食多由他們供養，而且辦道修行所居住的房舍，也多由商人提供的。如著名的道場——給孤獨園等，都是商人捐贈的。給孤獨園是當時擁有巨大財富的給孤獨長者購置後捐給佛陀的；竹林精舍是大商人迦蘭陀長者出資建造的。佛陀經常說法的舍衛城祗園精舍也是由富商須達多佈施的。可以這樣說，佛教初傳階段，能得到不斷擴散，完全得益於商人的佈施與支持。據《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二十一載：「北方五百商人聽說有佛出世，來到室羅伐城，看比丘的住處床褥破舊，便將五百妙疊奉施眾僧」。這是有史記載向佛教寺院的第一次捐贈，捐贈者是商人。同書卷三十七又載：「佛從王舍城到橋薩羅去，路上所需四件東西，都由商人供養」。在佛陀初轉法輪的時候，商人對佛教的貢獻是巨大的。

　　5、佛教「眾生平等」思想，是因為商人而提出的。公元前六世紀——公元前五世紀的古代印度，經濟發展迅速，尤其是手工業和商業非常發達。此時印度的社會財富，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掌握在從事工商業生產活動的「吠舍」手中。然而，由於嚴格的種姓制度，他們的地位依舊很低。軍政大權掌握在婆羅門和剎帝利手裡，他們的地位最高。商人雖擁有大量的社會財富，但是社會地位極其低下。佛教出於對商人的同情，對婆羅門種姓「出自梵天」的謬論給予激烈抨擊，提出「眾生平等」的口號。這一口號，對後世影響很大。

　　二、佛教漢化時期

　　佛教傳入中國，無論是在傳入過程中，還是傳入之後，都與中國商人結下了不解之緣。

　　1、佛教是沿著商道傳入中國的。對佛教的傳入，歷來都有兩個版本，一是沿絲綢之路由西向東陸路傳入中國；一是沿海路經印度洋、太平洋從東南沿海傳入中國。不論是沿哪條路，都可以說，佛教是沿著商道傳入中國的。因為這兩條路都是商貿之路，都是由商人開闢出來的。絲綢之路由西安，經張掖、酒泉、敦煌、玉門、陽關、鄯善，逾蔥嶺至安息、天竺，直達羅馬。這條路是張騫出使西域後，中國和中亞及歐洲的商人走出來的。海上貿易之路，由廣東→印度支那半島→ 馬六甲海峽→馬來半島→印度南部→斯里蘭卡。這條路是中國東南沿海的居民利用六月末至九月的東南季節風開闢出來的，從漢武帝時就開通了。通過這兩條路，中國的絲、綢、綾、緞、絹等絲製品，源源不斷地運向中亞和歐洲，西方的皮貨、藥材、香料、珠寶首飾運往中國。在貿易過程中，僧侶隨商人來到中國。可以這樣說，沒有商人，也就沒有佛教的傳入。總之，是商人打通了佛教文化的傳播之路。

　　2、中國赴西天取經的僧人，也是沿商道進入印度的。中國第一位去印度取經的是東晉高僧法顯。隆安三年(399)春，法顯偕同慧景、道整從長安出發，沿絲綢之路，經西秦、北涼、高昌、哈密、鄯善、焉耆、于闐等西域諸國，歷盡艱辛，耗時6年，最後翻越蔥嶺，經巴基斯坦、阿富汗到達佛教的發祥地——天竺(印度)，在那裡遊學8年，遍訪佛教勝蹟，抄寫經律，收集經典，得《薩婆多部鈔律》七千偈、《雜阿毗曇心論》六千偈、《經》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經》五千偈，以及《摩訶僧祗阿毗曇論》一部。義熙七年(411)，法顯搭乘載有二百餘人的商船從斯里蘭卡泛海東行歸國，於412年抵青州長廣郡牢山(今山東青島嶗山)。他去的時候，走的陸路商路，來的時候，走的海上商道。另處，家喻戶曉的唐僧玄奘，也是沿商道進入印度取經的，他於645年，從印度帶回經書 657部，從而把中國佛教推向鼎盛時期。

　　3、中國最大的佛教藝術聖地——敦煌莫高窟，也因商人而成就的。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於中國敦煌東南的鳴沙山崖壁上。它所處的位置不僅是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也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可以這樣說，沒有絲綢之路就沒有莫高窟。自366年，僧人樂尊第一個在這兒開鑿洞窟，莫高窟的開鑿活動一直延續到元末明初，直至到絲綢之路的廢棄。絲綢之路繁榮了1100餘年，莫高窟的開鑿也延續了1100餘年。莫高窟是集建築、彩塑、壁畫為一體的文化藝術寶庫，內容涉及古代社會的藝術、歷史、經濟、文化、宗教、教學等領域，具有珍貴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瑰寶，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 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可以這樣說，沒有商道絲綢之路，就沒有莫高窟。

　　4、中國內地大量的佛教寺院，也多由商人捐資興建的。古代中國社會，在政治上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商人的地位一直處於末位。中國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是：皇室貴族、各級官僚、平民百姓。平民又分為四個階級：士、農、工、商。在這四個階級中，商人的地位最低。自兩漢至明未清初(鴉片戰鬥前)，各朝政府皆歧視商人，在經濟上實行的是「重農抑商」政策，漢代車輿制度曾明確規定：「商人不得乘馬車，不得穿絲質的衣服，也不得在政府部門充任公職。他們的生活幾乎被史學家所忽略。翻開中國的史書及各地的《府志》、《縣誌》，你會發現，除了有關商人「傾軋欺詐、無信無義、唯利是圖、錙銖必較」等充滿貶抑意味的記載，幾乎找不到他們真正的生活記錄。然而，從中國各寺院殘存的碑刻看，在「功德芳名」中，「建寺塑像、供養僧尼」捐資最多的基本上都是本地的富商；設「千僧齋」，啟建「水陸法會」的也往往是富甲一方的商人。如宋代《萍洲可談》卷二中載：「商人重番僧……至廣州飯僧設供，謂之羅漢齋。」

　　5、中國居士林的誕生，就得益於商人佛教信徒的崛起。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商業一直被「貶之曰末務」，商人也被「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儈，不得與士大夫伍」。直至晚清，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之下，才逐漸有所改變。清末民初(1918)，隨著重商思潮的興起，以上海工商界人士為骨幹的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此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紛紛建立了類似的佛學居士團體。其中著名的有1929年成立於北平的華北居士林，湖南長沙居士林(1932)，密宗復興的天津居士林(1933)。此外，南京、重慶、成都、無錫、泰縣等地亦先後成立居士林。各居士林的主持者基本上是工商業人士，比較著名的有王一亭、狄楚青、丁福保等，他們刻印經書、鑄造佛像、禮請法師講法。這是中國佛教在商人的推動下的一次大復興，目前影響力依舊很大。

　　三、當代佛教城市化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經濟與社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佛教也由原來靜態的、苦修的、封閉的山林佛教走向人間，成為生活的、活躍的、開拓的、國際的佛教。佛教與商人的關係更加緊密與多元化。

　　1、在商人的推動下，中國佛教開始城市化。自八十年代中後期，我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在擴張，小城市在向大城市靠近，大城市在向國際大都市發展。據統計，1984年，全國295個城市市區土地面積佔全國面積的76％，到1996年，就增加到18％。大中城市的擴充更是迅速，近30年來，北京、上海、天津、哈爾濱、武漢、南京、廣州等特大城市周圍的若干縣區，均已建設成為城市新區。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城市自身大規模擴張，並向周圍地區產生強大輻射。原來處於郊區的寺院，被迫進入了城市。「姑蘇城外寒山寺」在這種進程中，跑進了姑蘇城內。中國佛教也由原來的「山林佛教」一躍變成「城市佛教」。從本質上講中國佛教屬於山林佛教，這也是佛教中國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獨有特色，或者說，最大特色。上殿過堂，坐禪唸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這些都是傳統佛教的精髓。佛教在商業化浪潮推動下，確切地說是在商人的推動下，寺院都市氣息日漸濃厚了。

　　2、出現了一批以「佛教倫理」指導商務經營的「佛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儒商」這一詞語開始在中國出現，九十年代中期，又出現了「佛商」一說。這一說雖然不如「儒商」響亮，但一批信佛的商人確實高調湧現了。他們皈依於佛門，成為佛門中居士；他們的產業做得非常大，在公共場合不避諱和隱瞞自己的佛教信仰，最關鍵的是，他們還用佛家的智慧和道德觀念來指導和規範自己的商業行為和企業管理。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鳳凰衛視董事長劉長樂、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峰、雙星集團總裁汪海、旭日集團的董事長楊釗、中美合資芬妮化妝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楊紅玲、真維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勳。他們都是佛門居士，他們認為商業精神與佛門教義之間是相通的。在他們的理念中，「佛理通商情，商情達禪要」，他們還以佛家的慈悲思想來定位自己的幸福；以禪修來調整自己的心態；以佛家的謙卑、隱忍來處理人際方面的問題。總之，佛教思想已成為他們的人生坐標，他們是一群擁有慈悲喜舍之心的商人。

　　3、佛教與商業倫理，一種新興的邊緣性管理科學誕生。佛教作為一門宗教，以其悠久的歷史淵源、眾多的教理典籍、系統的倫理規範、宏大的哲理體系、深邃的般若智慧、博大的慈悲心懷，對人類文明及社會的發展產生著影響，但如何把佛教文化應用到商務管理中，還是近幾年才提出來的事。當今的生意場上，大多數商家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商業技術方面的問題，而是環境方面的問題。例如：賄賂、脅迫、欺騙、失信、造假、歧視等等。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及高端管理者，一直在探尋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他們發現要解決這些問題，單單從法律，甚至道德上是不能完全做到的，最後，他們在宗教領域找到了。佛家的核心理念是：緣起，平等，慈悲，因果，智慧，中道。這些理念正與真正的商業倫理相符合。自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一些針對商人、企業家的主題佛學講座在各大學開講，且名目繁多，如：佛學高級遊學講習班；CEO靜心禪修大本營；禪宗與企業管理；禪學智慧生活研修班；禪宗智慧與人文修養；禪悅管理等等。經過近20年的探索，佛教文化中，適合商業企業管理的部分被挖掘、整理、總結、提煉出來，形成一門新興的邊緣性管理科學，即佛教商業倫理學。現在，這門學問已被大多數商人所接受。

　　總之，從佛教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來看，佛教與商業、僧團與商人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今天，認真發掘和研究其中的寶貴資料，重新認識商人在佛教的傳播，維護佛教和諧發展乃至整個社會和諧發展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對於充分認識佛教、規範佛教、發展佛教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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