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禹錫事件是冤案嗎？——東西方爭奪背景下的科學政治學
江曉原 方益昉
當年的“造假”典型
最早對黃禹錫提出指控的是他的合作者夏騰（G. Schatten）。2005年11月12日，夏騰指控黃禹錫在獲取幹細胞方面存在倫理學問題。為此，黃禹錫在12天後黯然宣布辭去首爾大學的一切公職。
首爾大學於2005年12月18日開始調查黃禹錫，僅24天後，2006年1月1２日，美國《科學》雜誌即宣布撤銷黃禹錫的論文。時任《科學》主編的肯尼迪（D. Kennedy）發表聲明強調說，稿件撤除的最終依據，是基於首爾大學的調查報告，編輯部對論文數據概不負責。在《科學》雜誌的官方網站上，至今黃禹錫的那兩篇論文“該文章已被撤銷”的紅字依然如故。
在中國國內，大眾媒體上關於黃禹錫“造假”的報導、評論和“反思”鋪天蓋地，黃禹錫這個名字從此成為大眾心目中學術造假的典型。
判決中並無“造假”指控
2009年10月26日, 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對黃禹錫案一審判決，僅以“侵吞政府研究經費”和“非法買賣卵子”兩項罪名判處其有期徒刑2年，緩期執行。這個判決中並無對他“造假”的指控。
黃禹錫是一個很特別的科學家，他是徹頭徹尾的“韓國造”——無外國學位，無留學背景。也許這一點使得他對主導當今科學的所謂“西方範式”敏感度不夠，對拿到他面前的幹細胞試驗數據，未能做出正確的判斷。當時的黃禹錫或許沒有意識到，他已經抵達一個重大突破的關口。由於當時克隆出的幹細胞缺乏傳統識別標記，面對學界的質疑，他沒能也無法據理力爭。
韓國法院的判決實際上洗刷了黃禹錫“造假”的罪名，但是他已經失去很多。當年他即將得到的科學成果，已經落入別人囊中。這就像是在競選中常見的“故事”：在競選的關鍵時刻，有人指控競選者有“性醜聞”，等競選結束後，調查也結束了，盡管結論是誣告，而被誣告的競選者已經失去了當選的機會。
西方同行將成果收入囊中
在黃禹錫落馬之後，世界幹細胞研究卻進入了新階段。2007年8月2日，《時代周刊》科學專欄發表了有別於主流大眾媒體言論的報告，根據新近的科學進展，宣布確認黃禹錫胚胎幹細胞研究的重大價值。2007年11月，在黃禹錫被認定學術造假500天後，哈佛大學達利教授（G. Daley）確認黃氏幹細胞株有效，一夜功成名就。
達利教授在《細胞》上的一篇論文中宣布，由韓國胚胎幹細胞專家黃禹錫博士2004年建立的人類疾病基因胚胎幹細胞株，已被該研究團隊確認，這些細胞株的建立方法是不含外源性基因汙染的單性繁殖胚胎幹細胞，很有可能是一項歷史性的創舉。在宣布自己研究進展的同時，達利教授也不無惋惜地對媒體表示，2005年，巔峰時期的黃禹錫還沒有來得及認識到自己科研成果的價值，就已經被涉及“倫理和造假”的輿論搞得焦頭爛額，根本無法顧及對科研數據的深入分析，制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夏騰是在2004年黃禹錫一篇論文被《科學》雜誌退稿後加入黃禹錫團隊的，他利用自己在歐美學術共同體中的有利角色，為黃禹錫的論文多方遊說。但在 2005年他出面指控黃禹錫之後，立即遠離了黃禹錫，並從各路媒體中隱身。現在他也再次露面了。2009年1月夏騰與匹茲堡大學同仁一起提交人體幹細胞克隆技術的專利申請，其中許多細節與黃禹錫的技術如出一轍。
與此同時，許多西方學者卻從其初步的分析報告中，預見了一縷人類胚胎幹細胞克隆的曙光。此後直到2011年2月，美國《血液》雜誌網絡版上發表了日本研究人員的最新進展，黃禹錫當年的實驗在這些進展的脈絡中清晰可見。
大眾媒體在黃禹錫事件上的前熱後冷
在黃禹錫事件中，中國國內大眾媒體有一個明顯的現象：當初跟隨西方譴責黃禹錫造假時，輿論鋪天蓋地；而此後的科學進展證明黃禹錫的貢獻時，卻很少有人關註；甚至在韓國法院做出的裁決中並無對黃禹錫的造假指控時，媒體與公眾對這一重要事實仍然毫無興趣。
2011年4月，署名方益昉、江曉原的長篇論文《當代科學技術中的權益與話語爭奪：黃禹錫事件之後續發展研究》發表在《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卷2期上。以學術文本的形式研究黃禹錫事件及其背後的東西方學術、經濟、政治爭奪。然而幾個月來這篇論文很少有人註意。論文被貼上新浪博客後，一個多月總共只有兩百多人訪問，7個跟帖，人們甚至懷疑是否有人讀完了這篇論文。
媒體和大眾在黃禹錫事件上如此前熱後冷，其間頗有值得的我們反思之處。
確實，一個當時的英雄被指控造假，遠比後來他造假的罪名未能坐實，更能娛樂大眾。
但是，現代大眾媒體的社會義務到底是什麽呢？只是娛樂大眾嗎？
科學競爭背後的經濟利益和倫理衝突
在黃禹錫事件中，作為西方權威科學期刊，《科學》雜誌所采取的做法，與該雜誌的傳統慣例形成鮮明對比。
一個著名的例子，當屬1986年的“巴爾的摩事件”，這場牽連到1975年諾貝爾獎得主巴爾的摩的科學聲譽維權之爭，歷時10年，幾起幾落，官司甚至打到了美國國會。將學術爭論視為促進科學發展的必需途徑，不屈服於一邊倒的輿論影響，曾是《科學》等西方權威科學期刊堅守的做派，對待爭議論文和撤稿措施，一貫相當慎重。
然而，2006年1月12日，距首爾大學介入調查僅24天，《科學》雜誌便正式宣布，撤銷韓國首爾大學科學家黃禹錫等人兩篇被認定造假的論文，與巴爾的摩事件形成了一個顯著對照。以24天對10年，《科學》在黃禹錫事件中的雙重標準和處理手法很不尋常。
其實，這恰恰反映出學術共同體的西方中心主義，正越來越多地遭遇東方技術的挑戰，東方要尋求學術共同體的多元化與平等待遇，讓一些西方人相當焦慮。
在這個事件中，經濟利益的競爭隱藏在科學競爭背後。今天的科學早已不是象牙塔內的學問，而是跟巨額商業利益勾連到了一起，縱觀“後黃禹錫時代”的幹細胞克隆技術發展，其巨大的商業利益是顯而易見的，一場有關人體幹細胞克隆技術的商業專利之爭，也已經拉開帷幕。
在黃禹錫事件中，首先被用來發難的是東西方倫理衝突。例如，以西方倫理的眼光看，黃禹錫用女下屬的卵子做實驗似乎是大逆不道的；而對東方人來說，卻沒有那麽嚴重，一個有需要，一個自願提供，屬於雙方情願。又如，黃禹錫在韓國被奉為英雄，以舉國之力承擔國家戰略，也是儒家文化圈中理所當然的原則，而這似乎又犯了西方理念的忌諱。
韓國既是東方儒家文化圈的一員，又是西方科學經濟共同體的一員，在全球化進程中確實面臨兩難處境。例如，急於與西方接軌，過度看重西方的“國際標準”，因此在西方人指控黃禹錫時，韓國政府迅速180度轉彎，將這位英雄拉下神壇。現在回過頭來看，韓國政府當時的舉措恐怕失之輕率。事實上，韓國國內支持黃禹錫的呼聲也至今不絕。
當今世界的科學政治學
所謂“科學政治學”，是指在科學運作過程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從黃禹錫個人來說，一個科學家被奉為肩負韓國全民期望的民族英雄，其間顯然有政治在起作用。而當西方學者打擊他的時候，韓國為了維護國家聲譽，迅速將黃禹錫拉下神壇，其中政治因素也起了明顯的作用。
科學政治學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在東西方進行科學和經濟競爭的過程中，話語權成為至關重要的競爭手段。現代科學體系是在西方建立起來的，很多規範是西方建立的，話語權也掌握在西方手中。但是，東方應該有自信，不可能長期容忍西方獨霸話語權。在黃禹錫事件中，在西方話語權的強勢進攻之下，韓國多少顯得有些“失語”。
所謂話語權，表現之一就是當掌握話語權的一方說某人某事“不好”的時候，沒有人敢大聲說“好”，反之亦然。
話語權是一種軟實力，隨著東方的崛起，對話語權的爭奪在所難免。這也提醒我國科學界和媒體反思，以後中國的優秀科學家也可能受到國際競爭者的打壓，我們不要一味跟進，一聽誰被指控就立刻將他拋棄，而是應該采取冷靜、慎重的處理態度。反之，當西方極力鼓勵我們做某些事情——比如推廣轉基因主糧——的時候，我們同樣不能一味跟進，也必須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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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 | 因「幹細胞論文造假事件」於2006年遭到罷免的前首爾大學獸醫學院首席教授黃禹錫日前將首爾大學校長告上法庭，要求校方取消罷免決定。首爾高等法院11月3日對此案做出判決，推翻了此前一審中做出的「罷免是正當行為」的判罰決定，並宣判黃禹錫勝訴。 11月4日CCTV新聞頻道播出以上視頻內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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