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怎樣的創作觀，能讓肖像在喧囂的環境中釋放深沉的靜默？作者在欣賞攝影師馮君藍的作品時，看到了觸動人心的「靈魂肖像」，由此展開了更深的思考。

馮君藍作品

喧囂中的初遇

2018年9月，我去參觀影像上海藝術博覽會。那是一個擁擠的傍晚，上海展覽中心的「社會主義洛可哥風」展廳裡人潮洶湧。高大的穹頂下垂著水晶吊燈，浮雕與鎏金紋飾在射燈下泛著舊時代的光澤。而展廳之中，卻是另一番現代的熱鬧——無數展位如迷宮般排開，各色影像在牆上交錯：霓虹城市、抽象人體、荒誕景觀、紀實鏡頭......視覺的喧囂幾乎讓人透不過氣。我隨著人流緩慢移動，目光掠過一張又一張臉、一片又一片色彩，直到在某一個轉角，忽然停了下來。

那是一個並不起眼的展位，牆上只掛著寥寥幾幅黑白肖像。周遭的聲浪彷彿驟然退潮。我看見其中一張：一個男子頭戴藤蔓編織的冠，光線從側面落下，照亮他深邃的眉眼。他像是從遙遠的時空裡走來，卻如此沉靜地凝視著此刻。我的呼吸停頓了一下——所有嘈雜似乎都被一道無聲的屏障隔開，只剩下一種異常的、幾乎可觸摸的寧靜。

《亞當——自然的園丁》，馮君藍

後來得知，那是馮君藍的《亞當——自然的園丁》。 離開展覽後，那張臉卻常在記憶的暗處浮現。因此，當我看到創文發佈馮君藍牧師的講座信息《卑微的隱喻》時，便帶著好奇點開——我想知道，是怎樣的創作觀，能讓肖像在那樣喧囂的環境中釋放深沉的靜默？也隱隱希望，藉著他的講述，能摸到自己當初被震撼的緣由。作為一個藝術愛好者，我是否在那些影像裡，觸碰到了藝術與信仰之間那片模糊而真實的交界地帶？

提詞人：誰是演員，誰是觀眾？

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我首先被馮君藍反覆提到的祁克果「提詞人」的隱喻吸引。他說：「作為一個傳道人，我從祁克果身上得到很多提醒。不管我是用語言來證道，或是使用圖像的語言——攝影這個媒介，我其實都在扮演同一個功能，就是作為一個提詞人。」

祁克果認為：牧者不是講台上的演員，而是躲在幕後的提詞人；會眾亦不是被動的看戲人，反倒是真正的演員。提詞人（講道者）轉述劇本與角色設定，鼓勵演員（觀者）在自己的生命中、在所處的現實歷史情境中，把祂所要求的角色演繹出來。就好像聖經所說：「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這個比喻推翻了我對傳道者的刻板印象，也喚醒了我作為平信/徒的主體性。我們太常將牧者置於知識與權威的高台，盼望他們給出完整的答案、明晰的道路與令人滿意的論述，卻常常忘記：信仰從來不是一件可以外包的精神成品。提詞人的職責並非代替演出，而是忠實地提示劇本的核心。同樣，傳道者的話語也非供人觀賞的完美獨白，而是向我們傳遞那永恆劇本中的片段與指引。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聽到了多麼精湛的台詞，而是我們如何將所領受的提示，在自己真實而具體的人生場景中，勇敢地演繹出來。

明暗之間的掙扎

帶著這一顛覆性認知，我以全新的視角與期待，繼續聆聽牧者阿藍的講座，細細體會他如何用鏡頭佈道。

在介紹我最熟悉，也是我起初在展廳遇見的「微塵聖像」系列時，他放出一張照片：一張男人的臉，大半隱沒在黑暗中，只有額頭與一隻眼被側光擦亮。他說，這張照片叫《墜落的晨星》，是他鏡頭下的撒旦，也是對奧古斯丁那句「惡是善的缺乏」的視覺詮釋。

《墜落的晨星》，馮君藍

我忍不住按下了暫停鍵。不是因為這張照片多麼驚悚或華美，而是因為那種局部被光照的狀態，突然讓我意識到：原來信仰中的掙扎，並非全然的黑暗對抗全然的聖潔，而更多的是不完全活在光中的模糊地帶。我們都是那張臉，部分向著光，部分隱入暗影，渴望完整，卻常活在割裂裡。

詩意的靈魂肖像

馮君藍說，他拍攝的這一系列肖像並非客觀記錄，而是「帶有詩意的靈魂肖像」。這些創作基於聖經的啟示，也基於祂所呼召的歷世歷代見證人的生命故事。他用「單幅戲劇」的形式，來表達聖經的人觀。

一邊聽他講述創作背後的故事，一邊看著他以教會弟兄姐妹為模特拍攝的聖經人物照，心中總被激發出一種溫柔的美感，像是秋日午後的陽光暖暖照在皮膚上。是因為那些熟悉的題材引發的聯想嗎？ 我想也不盡然。即便隱去那些有明顯指向性的作品名，哪怕是沒有信仰的人，也會立即被攫住心神——無法抗拒鏡頭中流露出的那種返璞歸真的靈性之美。

比如那張最初借《生活月刊》封面進入公眾視野的《預備著的童女》，它曾以清澈而安寧的力量讓雜誌編輯落淚，也深深擊中了我。馮君藍自言靈感來自《城南舊事》裡的小英子——畫中的女孩身著民國粗布裙，齊劉海下雙眼明亮，靜靜望向鏡頭，神情中透出一種超越年齡的成熟與內在的安穩。那一刻，彷彿能透過她的面容，瞥見被神光映照的靈魂本真。原來肖像可以如此逼近靈魂的本來面貌，無須言語，無須象徵，只要足夠的虔誠與凝視，尋常之人便也成了光的載體。

兩種凝視：謙卑與權力

這讓我想起另一次截然相反的觀看經驗——多年前在柏林攝影博物館，參觀赫爾穆特·牛頓（Helmut Newton）的回顧展。同樣運用黑白影像，同樣以女性為主體，赫爾穆特的畫面卻充斥著強烈的視覺侵略性。在他的鏡頭下，女性往往置於被觀看、被慾望化的情境中，肢體與姿態滲透著獸性與男性凝視的張力。作為一名女性觀眾，行走在那樣的展廳裡，我感受到的並非共鳴或啟迪，而是一種極大的羞辱與不適。

兩位攝影師的作品之所以形成如此鮮明的對比，根源在於完全不同的創作視角與精神指向。

馮君藍的肖像源於一種向內的凝視，帶著宗教性的謙卑與靜觀，試圖在尋常面容中捕捉神性的微光。他關注的不是外在形態，而是內在生命的顯露。攝影之於他不是慾望的投射，而是靈魂的澄明。因此，他的影像沉靜、樸素，卻具有直抵人心的滲透力。

而赫爾穆特·牛頓的時尚攝影則源於現代消費文化與感官美學，其鏡頭語言強調權力、情慾與戲劇性。他的作品常常刻意營造衝突與挑釁，通過肢體、場景與符號的編排，強化觀看與被觀看之間的張力。這種影像不追求靈魂的顯現，而致力於視覺的表層震撼與心理的刺激，也因此往往攜帶著濃厚的性別政治與凝視權力的問題。

從本質上看，這兩種攝影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藝術倫理：一種是謙抑的、交托的、尋求共感的凝視；另一種則是掌控的、消費的、帶有權力意識的窺視。馮君藍說：「基本上我們怎麼相信，就大致決定了我們能看到什麼。」

「半刻意」的哲學

大概許多觀看講座的人都會和我一樣好奇：馮君藍那些深入人心的影像，到底是如何創作出來的？

馮君藍說他的創作是一個「半刻意」的過程。有時是先有主題再找人，有時是見到一個人，突然覺得「可以拍點什麼」。他喜歡保留那種未完全清晰的狀態，給觀者留下想像的空間。

比如他談到《恩寵》那張照片的由來：在與同工關係緊繃、覺得全世界與自己為敵的日子裡，他灰頭土臉地走出門，卻在橋下看見孩子與狗、驚起的鷺鵜，突然被提醒：「並非全天下都在跟我過意不去。」在那一刻，自我的委屈，轉為體認受造世界的豐盈。他隨後上山撿枯葉，為孩子做衣帽，拍下那幅如自然貴族般的肖像。

《恩寵》，馮君藍

我想，這就是「天作之合」的最佳示範吧。創作如此，生活也如此。當人不再執拗於自我的全然掌控，而是對世界敞開一道接納意外的縫隙時，光、偶然與恩典，才可能悄然降臨。馮君藍的「半刻意」，正是這樣一種珍貴的創作姿態：既主動尋求，又謙卑等待；既構建意圖，又臣服於際遇。

這不僅僅是一種創作手法，更是一種生命姿態。我們多數人要麼太刻意，要麼太隨意。而「半刻意」是一個合乎中道的選擇：它要求你持續耕作自己的心田，保持敏銳的主題意識、技術與美學修養；但同時，你必須學會在耕耘時抬頭，聆聽風聲，觀察雲跡，允許一隻意外的鷺鵜闖入畫面，並認出它可能是恩典的信使。

深刻的創作與飽滿的生活，或許都源於同一種能力：在主動的追尋中，保有被動的、接收性的溫柔。不是我們創造了所有意義，而是我們準備好了自己，成為意義流淌的河道，成為光得以顯影的底片。馮君藍的鏡頭如此，我們每個人面對自身生命的方式，又何嘗不該如此呢？

藝術：手指還是聖所？

講座尾聲，馮君藍談到藝術的定位。在這個世俗化的時代，他說藝術不應取代宗教，而應回歸為「手指」或「提詞人」，引導人去觀看終極的造物主。

我心中浮起一個疑問：當代人是否能透過藝術這根「手指」，感受到某種神聖維度的存在？對非信仰者而言，馮君藍的攝影或許不指向至聖者，卻可能指向生命本身的深奧與尊嚴。那麼，藝術究竟只是「手指」，還是它本身已成了一個隱喻的聖所——讓神性在美的形式中棲息，哪怕觀者叫不出那神的名字？

作為一個文藝愛好者，我曾以為藝術的價值在於表達自我、批判現實或創造美感。但馮君藍讓我看見另一種可能：藝術也可以是一種讓渡，讓創作者退後，讓主題發光，讓技術隱身，讓靈魂顯影。這，也許就是他所說的「謙卑的隱喻」。

這場講座於我，成了一次緩慢的迴響。它並沒有直接回答「我當初為何被馮君藍的作品所震撼」，卻把我推向更深處，讓我再一次認真思考：我們是誰？我們何以在此？我們如何在卑微的塵世中活出一瞬聖潔的可能？

而答案，或許就藏在我們與下一幅肖像對視的靜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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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吳琛

在書店泡大的孩子，焚琴煮鶴般囫圇吞書，唯讀聖言，細嚼慢咽，順天改命。癡迷古典樂，常年流連於歌劇、話劇、音樂劇現場，在音符的起落與台詞的縫隙裡，反覆聆聽關於破碎與救贖的隱喻。熱愛暴走世界各地博物館的藝術旅人，在繪畫與雕塑的縫隙間，辨認神聖敘事的碎片。

現居上海。步履不停，筆耕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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