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臺灣大選之前，我曾不邀而至、主動為當時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洪秀柱借箸代籌（參見前文《如果我是總統候選人》）。現在臺灣又出了新一位言論政見比較靠譜的政治人物（只要不太離譜，就已經是臺灣當前體制下的救世主，想想真是可悲），我想再次給些建言。

當然我在《民主體制下的救世主情結》一文裏曾經論證過，西式民主體制的基本問題遠超過一個政治任期所能解決的極限，即使出現了有意願、有眼光、有能力的真正救世主，願意犧牲一己的政治生涯來推動改革，成功的機率仍然很小，而且很難持續。不過這裏，韓國瑜和以往我討論的救世主們比起來有一個很大的優勢，亦即他只是一個市長，責任和包袱都要輕得多。地方政府的政務原本就只集中在經濟和基建議題上，沒有國家共識、軍事外交、思想教育、法律制度等等深刻的難題，更加沒有體制改革的責任，所以不會像意大利的Renzi那樣栽在修憲，或者英國的Osborne死於公投。他不但已經當選，而且還是當紅的人氣明星，因此也暫時不必擔心像洪秀柱那樣被自己的“同志”在背後插刀。再加上臺灣“民主化”之後，30年來治理水平每下愈況，民衆的期望標準已經降到極低，在蜜月期有些小過錯應該也能獲得原諒，所以他對臺灣民衆做出真正貢獻的機會還是有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對韓的建議，不會像上次對洪那樣專注在言論和態度上，而主要是實際的政策選擇。但是韓國瑜的心態仍然是成功執政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説，如果韓把高雄市長，當作未來繼續爬官位天梯的一個階段，那麽權衡社會公益最大化過程中必有少數人吃虧這個問題時，他就無法做出必要而正確的決定，轉而會采納短期内嘩衆取寵的選項，結果是我們又多了一個僞救世主。具體來説，他當前絕對不能想著競選更高的官職，必須下定決心，專心在兩任共八年的市長任期内，把高雄改造為一個模範都市。

在實際執行細節上，現今臺灣政壇極爲膚淺愚昧，所以作秀造勢不但是難免，而且是必要的。但是韓國瑜自己必須明白，作秀只是安撫愚民、爭取支持的手段，像是到市場過夜，或是邀請瓊瑤當顧問，對發展高雄都沒有真正的貢獻。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個市長執政是否成功，仍然取決於經濟發展的速度，和對貧困民衆的幫助能否落實。

其實八年對發展經濟來説，並不是很長的時間。韓國瑜如果只專心扎基本功，可能成果還沒有顯現，自己已經先下臺了（例如Gerhard Schroder，參見前文《捨生取義的政治人物》）。所以我的建議是快慢均顧、内外兼修。我們從見效快的講起。

韓國瑜應該立即整頓市府團隊，吸收有理想、有經驗的主管來提升效率、消除舞弊浪費。他有很高的人氣，可以請到一般不會願意到臺灣政界趟渾水的人才，但是他自己必須有意願、有眼光來邀請這些政壇之外的能人。切忌在國民黨的那桶爛蘋果裏東挑西撿，否則因爲幕僚決定實際政策細節，韓的市府團隊必然是過去30年臺灣亂象又一次重演。例如2008年，Obama以極高人氣當選新任救世主，但是他一上任就指定Timothy Geithner為財政部長，我立刻知道Obama只是騙人的另一個財團傀儡，引發金融危機的銀行必然不會受到處罰，美國也不會有任何深刻的改革。

在整頓内部的同時，韓國瑜當然應該與中國政府合作，以做爲樣板地方政府，來換取貿易政策上的支持。這其實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迅速改善高雄的觀光業和農業的簡單辦法，真正的危險就在於它太過簡單，效果快速明顯，使得韓國瑜有從此因循苟且、不求長進的選項。這在經濟學上，叫做“Resource Curse”，“資源的詛咒”：來得太容易的錢財，會使政府和人民都養成依賴性，反而失去了長期發展的動力，例如中東的產油國。

正確的態度，是如挪威那樣，把采油賺的錢由公家存起來，統籌運用、資助長期工業發展。韓國瑜必須瞭解，來自中國的觀光客消費和農產品采購，和石油蘊藏一樣，是短期的超收。不但高雄作爲樣板地方政府的地位，隨時可能有變動（例如2020年總統大選），而且高雄不是加勒比海的小島，不能指望單靠觀光業和農業來撐起整個都會的長期發展。一個成功的地區，必然有高端的產業，才可能有超越一般經濟周期（五到十年）的持續繁榮。

所以韓國瑜必須把來自中國政策上的資助，當作他任期頭兩年的短期支撐，給了自己一個餘裕來做見效慢的長期開發，而不是他的整個經濟策略。但是這也不是說他可以等到第三年再開始“拼經濟”；正因爲正確的長期發展政策困難而緩慢，他必須儘快著手佈局。如果未來幾個月，他在這方面什麽都不做，我們就可以斷言，他是又一個騙人的假救世主。

在長期的發展策略上，中國仍然是主要的考慮因素，不過這裏不再是短期的政策讓利，而是如何在高雄建立能夠嵌入紅色產業鏈的環節。最理想的，當然是有高端的製造業，例如半導體等等，但這些也是《中國製造2025》的重點，大陸自己的人力、財力、物力、腦力都比高雄高上幾個數量級；即使在臺灣本身，高雄也競爭不過新竹或甚至臺南。所以從實際可行性出發，只好選擇中、低級的產業，設法使高雄在這些產業的高端占據一點大陸可以容許的利基。

我離開臺灣已經30多年，對當地實業的發展現狀不是十分熟悉，所以這裏我只做原則性的討論，並給出少數幾個我覺得有潛力的產業來方便具體討論，並不代表它們就是最佳的選擇（例如以下的兩個例子，現有產業如果不在高雄，就必須爭取它們移居）。例如螺絲業，臺灣目前還佔有可觀的世界市場額分，但是生產者都是中小企業，沒有什麽研發能力，高端產品仍然是由日本獨占。正因爲這是一個小市場，技術研發並不需要天量的投資或世界頂尖的人才，完全適合高雄這個級別的城市來試圖整合吸收。韓國瑜可以在他訪問大陸的時候，要求中國政府給予合理的協助，包括不要有像三年前圓珠筆尖那樣的攻關國產，反過來鼓勵大陸學術界與高雄合作。

對内，韓國瑜當然應該和臺灣本土這些產業的老闆們交流，尋找願意做產業升級的合作對象，藉著土地和稅金上的優惠，邀請他們到高雄設廠。同時他應該到中山大學工學院去和每一個教授聊天，問問有沒有可創業的主意和可改善高端螺絲生產的技術能力。中山談完了，可以到成功大學去；成功談完了，可以到中正大學；中正之後，可以到中興大學，等等。自從韓國瑜上任，我就等著在新聞上看他去訪問中山大學的消息，目前仍在等待之中。

另一類值得追求的是應用軟件開發這樣需求極大極普遍、又有地域性偏好的產業。臺灣永遠都會需要本土的程序員，而好的程序員甚至不必是學校裏的高材生，只要有興趣、有環境，都可以在幾年内成爲高產出的人才。這裏的重點，是一般高校的教授，並不適合培訓這類人才，必須是在大公司裏有實戰經驗的老程序員或者駭客才能教有用的技能。如果我是韓國瑜，就會以各種優惠吸引他們到高雄創業，同時與一些學校（即專科、高中和高職）合作，開辦基礎訓練班，課程由前述的老程序員或者駭客來建議或編纂。這和螺絲製造一樣，在產業上已經算是短平快的種類，三四年就可以開始見效。

韓國瑜做高雄市長，天時地利人和兼具，所需的只是他自己的眼光、能力和決心；很不幸的，眼光、能力和決心剛好也是過去30年臺灣政客奇缺的素質。韓國瑜是否是例外，我們應該很快就會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