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个月，我原本有好几个话题要谈，包括中英关系、LHC的实验结果和CIA最新的幕后运作，因为手臂受伤，就暂时搁置。没想到有媒体拿我以往评论高能物理的文章去质问丘成桐教授。丘教授写了回復（参见http://www.kedo.gov.cn/news/feature/answer/848997.shtml）之后，有好事的读者和媒体牵綫，要我答復。我被逼上梁山，只好忍着手臂痛楚，慢慢打出这篇文章。

丘教授的评论是这样开头的：王孟源在高能物理界籍籍无名，我是哈佛数学教授，我同伙的超弦大佬们比他论文发得多的太多了。大家还记得我写过的《美国式的恐龙法官（三）》那篇文章吗？如果有媒体拿它去质问Steven Cohen，他也可以说王孟源在对衝基金界籍籍无名，我是康州第一富豪，我赚的钱比他多的太多了。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説明这种对我人身攻击的莫名其妙，让人啼笑皆非。我曾经多次提起理亏的人会用狡辩术，最常见的就是人身攻击，这是Strawman Fallacy的一种特例，藉着把话题转移到对方的专业能力，来避免谈真正的问题核心。

那这里的真正问题核心是什么呢？绝对不是我王孟源是否天下第一的物理奇才，因为我并不是质疑超弦界的智商，而是他们的诚信。我对他们的批评并不是说他们笨，而是物理现实在可探测的能阶上是一片空白的背景下，他们寧可无中生有，创造出几十万篇无病呻吟的论文，三十多年来做了成千上万个预测，毫无例外地被实验打脸。而事后必然回头修改歷史，以致到现在，超弦已经被改成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完全没有预测能力，也就是典型的不能被证伪的伪科学（参见前文《什么是科学？》）。同样的，我对Steven Cohen的批评也不是说他笨，而是在法律现实不容许轻易赚钱的背景下，他寧可犯法大赚黑钱。如果他拿黑钱赚得极多（从而可以买下法庭，重新定义什么是合法的）来回击我，就如同丘教授拿他的超弦同伙的伪科学论文出得极多（从而可以独霸高能物理界，重新定义什么是科学）来反击我一样，是颠倒黑白的説法。

丘教授提起我在哈佛的导师，那么我就提供一些相关的细节吧。我进哈佛的时候，正是超弦完全席卷高能物理界的前夕，哈佛物理系是传统科学的最后据点之一，当时的三个大佬：Glashow，Coleman，和系主任Georgi都不相信超对称（原因我以前解释过：拿一个有几百个自由度的理论来解释只有二十几个自由度的标准模型，那是毫无科学意义的），所以自然也不接受延伸自超对称，而自由度几乎无限的超弦。我在找导师的时候，原本是希望跟Glashow（主要是性格使然，他是个老顽童、直肠子，一切实话直説；对高能物理不熟的读者，我提一下，Glashow和我后来做Postdoc时的老板Weinberg就是70年代创立标准模型的伙伴，不过Weinberg的个性就完全不同），但是他拿诺贝尔奖之后，不再收学生了。刚好他的关门弟子做完Postdoc回哈佛当助理教授，我就主动请他当导师。当然整个系的所有学生都想方设法找有名有势的导师，像我这样自愿跟助理教授的，的确是绝无仅有。所以丘教授指责我出身无名，在下欣然承受。

我藉着导师的关系，得以受Glashow几年的教诲，那时就坚定了决心，即使牺牲职业前途，也不屈从于超弦邪教。但是物理现实在高于标准模型的能阶上是空白，如果不参加超弦界的集体胡扯就出不了论文，而论文的数量不但决定学生是否有出路，也决定了大牌教授是否有话语权。哈佛物理系在承受了几年的压力之后，不得不开始雇用超弦界的新星；Glashow，Coleman，和Georgi都即将退居二綫。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成名教授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加入超弦界，例如Weinberg；第二个是坚持科学理念，不碰超弦和超对称，但是正因为他们有科学家的修养，在自己有100%的专业把握之前不做断论，既然不做这方面，也就不是专家，那么就不公开评论它，例如杨振寧和Coleman（丘教授既然崇拜杨振寧，是否可以考虑学习他在这方面的修养呢？）；第三个，是虽然知道自己不是超弦和超对称的专家，但是从科学的基本原则就可以确定它们是伪科学，必须全力打伐，肯这样出头试图力挽狂澜的例子很少，有名的就只有Glashow一个。

其实大多数的成名物理学家在1980年代选择了第二条路，一直到2000年，高能物理界在Copenhagen开会，大家决定打赌LHC是否会发现超对称粒子，结果还是16：7，有近七成的人赌不会！（这个赌注在上周被判赔了，但是赌输的Arkani-Hamed居然有脸说“令人吃惊的是我们考虑了这些事情30年，却没有做出一项正确的预测让人能看到。”其实是大家早就知道他们在骗人，只是Arkani-Hamed把戏被拆穿了还是要装B。）但是这些明白人平常是沉默的多数，在论文数量至上的标准下，早已被排挤到二三綫，少有敢吭声的。敢吭声的Glashow则早就被迫离开哈佛，转到波士顿大学教书，像我这样不识相的后进，自然更是成百成千地被清洗出高能物理界。不过那和丘教授批评的出身没有关系：超弦界赶走成名大佬的时候，可完全是不在乎他们的出身的，所用的唯一藉口就是他们出不了那么多论文。

丘教授的文章除了嘲笑我的出身和论文数量，并且强调杨振寧没有公开批评超对称之外，在有关是否该建秦皇岛对撞机这事上，仍然只是避重就轻地去提歷史上对撞机对高能物理的贡献，以及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可是这里的问题重点正是如何保护并发展中国的基础科学。以中国GDP的1%来建秦皇岛对撞机，不但必然会影响真科学的资金来源，更糟糕得多的是会吸收至少几万名年轻的学霸进入伪科学界，中国或许不在乎浪费1000多亿美元来为超弦邪教建个神坛（有读者把秦皇岛对撞机和郑国渠相比，真正是颠倒是非；郑国渠明显是有益国计民生的，秦皇岛对撞机则刚好相反），但是人才脑力却是21世纪经济的最重要资源，几万名绝对顶尖的学生就这样被糟蹋了，中国能承担得起吗？

至于对撞机在歷史上的发现，我必须强调秦皇岛对撞机并不是第一个设计来找超对称粒子的对撞机，连第二个都不是。1995年之后的Tevatron升级和2000年代的LHC都有寻找超对称粒子的这个主要任务。Tevatron升级我是绝对支持的，它的费用相对地低，而且可以为超对称盖棺论定。后来找不到，丘教授和他的超弦伙伴耍赖，硬要再建贵超过10倍的LHC，我就觉得应该仔细斟酌单为Higgs那个附带任务花那么多钱是否合适了。现在LHC也找不到，超对称不但死透，尸体都烂光了，丘教授居然还要为了把超对称造成神，再建更贵10多倍的秦皇岛对撞机，不但不再有任何如Higgs那样的真粒子可以当安慰奖，而且还有脸说是为中国着想，我真不知道这逻辑是天外何处飞来的。丘教授的物理造诣，我就不做评论，这里只谈谈经济上的后果。我在前文《政府的第一要务》里解释过，根据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的估算，美国的一条人命相当于人均GDP的150倍，假设中国的人命价值也相当，那么浪费全国GDP的1%就相当于残杀全国人口的1%/150=大约九万个中国人，如果把人才脑力的浪费也算进去，长期的损失应该在10倍以上，那么为了一个伪科学计划，要冒着牺牲中国未来国运的危险，等同近百万人民的生命，值得吗？

【後註】波士頓大學哲學系的曹天宇教授在2016年九月27日對此事有一篇評論，參見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