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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美國一直將台灣視為孤立乃至包圍蘇聯與中國的戰略支點。其遠東戰略也被台灣借重，依靠美國的武力支持“光復大陸”的夢想。但隨韓戰后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走強，台灣在美國的遠東政治布局中的地位逐漸下降。為取得戰略優勢，台海兩岸的國共双方都在尋求有可能撬動地緣政治的能源槓杆。核能在二戰末期和美蘇冷戰中的示範性效應，使其不可避免地成為台海局勢有關各方的優先選項。在兩岸情勢此消彼長與美蘇爭霸的主題下，美國對台海兩岸的“核態度”不斷改變，歷史也在博弈中行至今日。早在韓戰期間，美國就曾有利用核武器攻擊中國大陸的動議。在美國領導人看來，這是儘快結束和贏得戰爭的手段，也是保護台灣不受大陸染指的方式。儘管此動議因政治成本過高而最終未果，但美國未放棄以核武器干預台海局勢的企圖。

二、美方“核打擊”與台方抵制

1954年9月，美政府稱中國大陸有意攻台，為對付“中國擴張”及“保衛台灣和澎湖列島”，美國聯合東南亞部分國家，主導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大陸軍方隨即炮轟金門，以反對美台簽約和美對台海局勢的武力干涉。美國政界認為這將美國推到了“戰爭邊緣”。眾議院議長拉德沃爾德認為，“對向國民政府控制的島嶼發動侵略，可以判斷是為侵略作準備的中國部隊的集結和部署，該區域的美軍司令擁有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發動攻擊的全權。必要時，可以考慮使用核武器”。負責遠東地區防務的美軍高官赫爾也持同樣看法。他担心，“如果美國介入的金門防禦失敗，美國將在亞洲威信掃地”，“必要時，即使採用原子彈，也務必使戰役成功”。此后的一段時間内，美國參謀長联席會議和國家安全會議成員多次討論過對華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1954年12月，美國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按照此條，美國有保護台灣的義務。次年1月，中國政府武力收復一江山島作為回應。氣急敗壞的美國政府再次祭出核攻擊計劃，國務卿杜勒斯在國家安全會議等多個場合提議對中國發動核打擊行動。儘管這一提議先后遭到了英國首相丘吉爾和北約成員國外長們的強烈反對，但美國並没有放棄向中國大陸沿海空軍基地投擲原子彈的計劃。學者郭學堂的研究表明，直到1969年，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特别助理狄龍安德森依然認為，當年對華“使用原子武器”，是履行“對蔣介石的承諾”的最恰當方式，要比美軍直接入侵划算得多。

1958年，美國為避免直接捲入台海冲突，曾要求蔣介石政權放棄金馬，退守台灣本島，以減少兩岸冲突的可能性。但蔣介石不僅拒絕，甚至炮擊大陸沿海地區表明立場。解放軍隨即炮轟台灣金馬作為回應，同時試探美軍介入台海危機的態度。美國參謀長联席會議要求總統艾森豪威爾授權第七艦隊，用核武器攻擊上海、廣州和南京等中心城市。國務卿杜勒斯甚至向總統施壓，双方一度達成了願意共同承担核戰爭造成的政治風險的備忘錄。此時期，台湾情報界尚未從中蘇兩國的核技術合作中看到任何成果，因此對中國大陸的早期核研發毫不担心。儘管台湾非常期望美國给予反攻大的能量，但並不願意看到核武器超大當量的爆炸在大陸發生。相反地，蔣介石是一直在試圖阻止美國動用核武器，爭取美國為台灣反攻大陸提供常規的作戰裝備和技術支持。1950年12月1日，蔣介石在其日記中寫道：“杜鲁門與美國朝野主張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四年以后，他又在日記中列出“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將“美國氫彈、原子彈不令用于越南與中國大陸”列為重要事項。同年10月20日，鑑於美國的核攻擊動議越來越頻繁，蔣介石担心會殃及台灣對大陸的攻心戰術，使其被迫承担無法背負的政治代價。他要求空軍司令王叔銘赴美會談協防事宜，詢問美國軍方對大陸核攻擊的提議是來自空軍部還是美政府。在當天的日記中，蔣介石憂心忡忡地寫道：“對反攻在國内戰場，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對於民心將有不利之影響，應特别注意研究”。目前的美方解密檔案尚無證據顯示，台灣的態度是否對美國遠東戰略决策者產生了影響。但從美國學者摩根《核武威脅：冷戰期間已知的十六次核危機，1946-1985》一書來看，美方外交部門和軍方在此時期討論對華發動核襲擊的會議不但未見減少，反而更頻繁。因此基本上可以斷定，美國決策層最終没有做出核襲大陸的政治决斷，是出于其國家利益的考量，與台灣的主張無關。

1958年，時任美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多次召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世界局勢和中國的外交宣示進行了系統性評估。他基于情報專家的預測，認為“無論美國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範圍有多大，中立國家、絕大多數亞洲國家以及美國的許多盟國都會做出非常不利于美國的反應”。學者郭學堂認為，中國方面巧妙而克制的外交行動，也在客觀上影響了美方的政治决斷。在1958年的“823炮戰”中，毛澤東要求海軍對美、台双方區别對待，只打蔣艦，不與美正面冲突。周恩来也在不同的國際場合做出和平宣示，願意在互相尊重主權的前提下處理台海危機㎝。中方的這一表態，不但使美國重新調整了對于台海局勢的評估和腔調，而且也取得了蘇聯赫鲁雪夫政權的諒解和支持。1958年9月5日晚，周總理接見蘇駐華大使館參贊，表達了中方立場，即無意在現階段“解放台灣”，而是懲罰國民黨軍的襲擾，阻止美國搞“兩個中國”。即便美國決意對華開戰，中國也將全部承担，不會拖蘇联下水。中國大陸出版的《赫鲁雪夫言論》顯示，在通過外長葛羅米柯了解到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意圖后，赫鲁雪夫曾經兩次致函艾森豪威爾，表示“中國不是孤立的，它有忠實的朋友，這些朋友在中國一旦遭到侵略時隨時援助它”。 日本學者三船惠認為，蘇联的這一表態意味著，如果美國堅持對華發動核戰爭，只會使已見嫌隙的中蘇兩國更加接近。而這恰恰是美國最不願意看到的。

三、台方“設施摧毁”與美方棋不定

  196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蘇决裂和蘇联對中國國防战略的掣肘，使中國領導人下决心自行推進核能武器化，以對冲美蘇兩個核大國的战略威慑。美國衛星和高空偵察机獲得的情報，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核開發的雄心和執著。作為白宫的新主人，甘迺迪政府逐渐放棄了直接對華核襲擊的意圖，開始重新評估台海局勢和中國的核能力，尋求更有效率的核威慑方案和美台軍事合作。此時期，美國與台湾方面联合组建了高空夜间侦察机中隊即“黑猫中隊”，並通过高空侦查從中國大陸獲得了足够多的核試驗情報。儘管台湾當局深知大陸核開發有可能對台海局勢造成不可逆轉的深遠影響，但它並不具備遠程奔襲大陸核設施的航空動力，只能聽任美方的說教與擺布。赴台后一直在軍界任職的蔣介石次子蔣緯國抱怨說，“戰鬥機要飛躍一百幾十海里的海峡才能到大陸，還要進入内陸五十里或一百里，甚至更遠，到了那里又要趕回來，否則回不來基地”，需要外掛副油箱作為航程保障。但“我們自己不會製造”，只能仰赖美國。“結果每當有一線反攻時机時，美國就把此地的翼肩油箱收回送到關島，每一架飛機只給四個，只能飛兩次……所以我們的一切行動都受美國限制”。

隨著大陸核試驗越來越接近臨界點，台湾方面更為不安。1963年9月10日，蔣經國在訪美期間建議美方與台湾合作，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摧毁大陸核設施，遏制其核爆炸。他顯然知道美國對于美中可能發生大规模軍事冲突的顧慮，所以一再声明台湾承担全部政治責任，美國只需要在運輸和技術方面提供援助即可。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顯示，蔣經國次日約见總统甘迺迪，推荐台湾反攻大陸計畫，並準備籌组建空投突擊隊，襲擊大陸核設施及其導彈基地。蒋介石夫婦和其他台湾官員也利用各种場合游說美方，聲稱“中共的主要目的就是摧毁台湾及國民黨”，其核試驗“不僅僅對于亞洲週邊國家，而且对于美國來說也是一個威脅”，建议美国“在中国大陆拥有危险的核力量之前，使用常规力量摧毁他们的核设施”。但是，在美方看來，中國的原子彈即便試爆成功，也缺乏具有足够航程的遠程運载工具。贸然对中国核設施進行直接打擊，不但有可能影响它對蘇联的战略牽制，甚至有可能将其拖入更大规模的中美冲突。加之此時期中法兩國频繁接近並很快建交，联合國内反对美國阻撓中國恢復合法席位的聲勢也日漸增强，深陷越南战場的美國不希望與中國交惡過深，更不願意看到蘇联坐收漁翁之利。

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顯示，約翰遜接替被刺殺的甘迺迪入主白宫后，曾與美國資深參議員拉塞爾有段對話。后者問道：“遲早美國也會和法國一樣，不得不承認中國吧?”约翰逊答稱：“毫無疑問是那樣的”。這段對話透露出來的信息，至少部分解釋了美國在核問題上不願聽從台灣建議與中國大陸對抗的原因。在這一時期，美國除了不斷安撫台灣並作出協防保證外，一直著眼於謀求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合作，分担圍堵中國的战略風險。其中不但包括台湾，也包括日本、菲律宾、印度，甚至還包括最大的战略對手蘇联。1962年2月8日，美國空軍計劃部副部長戈哈特提議，美軍應把日本、台湾、菲律宾和印度等亞太國家的導彈基地統合起來，構築針對中國的战略包圍圈。其中，對印度進行核武装是重要目標之一。但美國國務院不像軍方那樣熱衷對印度進行核武装，國務卿腊斯克甚至與同事發生了激烈争執。反對派担心，對印度核电產業给予技术援助，有可能被后者應用于核武器的開發。因此，儘管美國政府此前已經决定協助印度在特倫灣興建鈽加工廠，但很快就逼迫它将核能信息置于最新通过的原子能修正法案的嚴格監控之下。僅從美國目前已解密的檔案來看，尚難斷定1960年代初期的中印邊界冲突對這一战略有何推動作用，但就同时期其他信息來看，美國政界顯然認為，對印度核開發活動進行可控且有限的支持，能够对中國起到威慑作用。

較之于印度，美國更倾向于將蘇联拉進旨在孤立中國的核陣營。其主要目標是說服蘇联與美國戮力同心，将中國逼進《禁止核试验條约》。早在甘迺迪被刺之前，他就在国家安全委员會會議上提出，“在與蘇联進行禁止核试验條约的谈判中，最为重要的目標就是要阻止或者延缓中國的核開發”。當然，在日本學者三船惠看來，美國這麼做也有離間中蘇關係的战略考量。1963年美国国安会和国务院政策起草委员会的会議記錄表明，美國决策者不認同台湾反攻大陸計劃，是因為害怕中方為防範美台進攻而重新靠近蘇联——“對于美國來說，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蘇和解”。經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多方論証和推演，决定與蘇聯合作，联合對大陸核試驗進行警告，或者達成联合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的协议，以便限制大陸核試驗的政治影响。儘管蘇联领導人赫鲁雪夫最终拒绝了美國的提議，美國軍方也对促成美蘇联手制華的可能性表示懷疑，但美國並非完全一無所獲——美國國務院通過私自将合作方案公之于世的方式，成功地使中蘇对立進一步加深，使中國因為核試驗同时開罪兩個超级大國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對台海局勢乃至國政治都產生了几乎具有相同当量的冲擊力。中國对台政策和对美外交因此更為積極、果敢和靈活，使台海局勢向着更有利于大陸的方向倾斜。與此相反，台湾作為美國遠東战略支点的地位開始下降，美台關系的裂痕有所深化。儘管原子彈爆炸对于改变美國態度具有關键性意義，但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于核能開發的立場宣示，顯然是造成美国調整對華關係的主要原因。早在1950年代，周恩来就委派核物理学家周培源参加了旨在反对核能武器化、规範核战争倫理的帕格沃什会議。在此后的歷次會議上，中方代表一直積集推动核裁軍並向國際社会傳達此立場。原子弹試爆成功后，中國领導人突出强調了它的政治意義和威慑作用，並力求引導國内外舆論反对核战争，關注核能民用化。周恩来認為，“原子能现在已经成為常識，世界到處在議論。帝國主義在叫嚣原子战争，我们要把它戳穿，应该使全世界的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為和平建設服務，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為战争服務，就是毁滅人類”。毛澤東也說：“我們應該对人民很好地進行教育，一方面要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我们要掌握原子武器。……從積極方面來說，我们要公開進行教育，認真地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從消極方面來說，我們要號召人民起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進行原子战争”。

  但是，台灣當局依然對大陸的核開發憂心忡忡。美國國務卿檔案顯示，蔣介石曾告訴美國駐台湾大使館官員赖特，這是一次具有深逺意義並給亞洲帶來不可想象的心理影響的事件。“外交部長”也當面向他描述了中共只需三枚核彈便能摧毁基隆、台北和高雄的焦慮心態。蔣介石甚至暗示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情報事務的副局克莱因，如果中共因為核能力成功摧毁了台湾政權，他們將将不得不與蘇聯人“妥協”。由于美國國務院有關檔案内容尚未完全解密，蔣介石對美國有何要求不得而知，但從其他檔案可以推斷，他希望美國在無法迅速赢得越南戰爭和不願帶頭推翻中共的情况下，“立即赋予中華民國摧毁中共核设施的资源”。美國並不認同台灣的看法。美國國務卿腊斯克告訴赴美游说的宋美龄，中国的核能力不足以讓美國出手打擊，核威慑已經足够。相反，若贸然出兵，中国会“使用它们的主要武器和巨大人力在其邊界之外進行一進攻性的報復行動”，而美國則有可能“因為發動了一场核战争受到包括中国周边的那些国家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國家的譴責。

四、台方“自行研發”與美方制止

學者朱明權的研究表明，美國方面不但反對台灣當局將大陸核試驗作反攻大陸的依據，反而認為它是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好機會。1964年11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科默在寫給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别助理邦迪的備忘錄中說，大多數人都認為，美國地位的削弱，正迫使它改變維持了15年的“僵硬政策”，採取一種“不同的方針”。現在的問題已不是“是否”改变，而是“如何以及何時”去改变。核試驗凸顯出“紅色中國”不可忽视的存在，美國應著手與中國開展“對話!”。為避免中美關系繼續惡化，翰遜政府甚至拒絕了蔣介石的訪美要求，兩年后又反對蔣介石参加亞太地區“自由國家”馬尼拉峰會。

對於美國這種把對台關系置于對華關系大局之下的做法，台灣當局甚為失望，決定自力更生研發核武器對抗大陸。蔣介石早年寫在日記中的一句話或許非常適用于他此時此刻的心態：“不要再幻想美国援助我反攻復國。……如果自無主張與實力，若與之合作，只有被其陷害與犧牲而已”。

至遲從1965年開始，蔣介石就命令國防部籌建“中山科學研究院”和核能研究所，研發核武器和三軍裝備。台灣朝野各界對此頗有爭議。學者吴大猷致函蔣介石：“首先是對核武器研製經費過於低估;其次是必須冒著與美國冲突的風險;最后是高估了研製成功的機會”。“如果再算上彈道導彈的研製經費，總体上絕非台灣所能承担得起的”。但蔣介石並未聽從上述意見，只同意把核計畫交由民用核能機構負責。從1966年開始，美國決策層不斷獲得台灣試圖從以色列和联邦德國獲取核原料和相關技術的情報。以色列此時正忙於中東戰爭，急需美國支持，因此没有答應台湾要求。學者詹欣的研究表明，台湾曾試圖與联邦德國的西門子公司談判，出價5000萬美元購買其重水反應堆。联邦德國願意在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安全保障体制下與台灣簽約交易。但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稍后赴台為民用反應堆選址期間，台灣方面突然要求調查團為另一處據稱由某財團贊助的反應堆選址提供技術建議。美方成員約翰˙麥庫倫懷疑該財團有軍方背景，斷然拒絕並密報美國決策層。鑑於形勢嚴峻，美國國務院立即對台灣和联邦德國施壓，要求公開相關核反應堆交易。台灣方面被迫向美國保證，從西門子公司購買的50兆瓦重水反應堆將用作商業電力能源使用，而且願意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

但是，台灣當局並未停止獲得核原料和核武器技術的努力，1972年，美國駐西德使館科技顧問阿貝爾發現，台灣正在違背承諾，試徒㏄图从西德获得核原料的后处理设备，而后者正是向核武器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驻台官员奉命约见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沈昌焕，要求台湾终止这项交易，核废料的后处理改在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数日之后，美国又紧急叫停了台湾与英国的3万公斤天然铀的交易并派人赴台调查，因为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民用核电站的用量。台湾媒体人魏景蒙事后回憶說，“美國這個代表團在台湾中止了台湾的核武器發展計畫，在場的‘中科院’軍方人士目睹此情景，悲愤欲绝，但却無可奈何”。1972年，在美蘇冷戰中退居守識的尼克松政府决定與中國修復。為照顧到中美外交，他和繼任者福特開始從台湾撤走核武器儲備。中美關係的這一重大轉折，使台灣自主研發核武器的心情更迫切。1976年5月，國際原子能機構對台灣核設施進行例行檢查時，發現500克鈽不翼而飛。美國強令台方承諾終止所有核原料的后處理研究，否則將徹底終止與台灣的原子能合作。卡特上台后，除嚴令台灣必須向美方開放所有核活動之外，要求把所有的鈽有償轉移至美國境内，研究用反應堆也應停止運轉，只保留有限的民用核能生產能力。雷根政府上台后，美蘇冷戰向着有利于美國的方向發展，對台灣民用核能的后處理不再干涉。台灣先后從美、英、法和南非等國購買大量核燃料，建設核電廠和核反應堆等相關設施，研製核武器的心願重新萌發。1988年1月，台灣核能研究所副所長張憲義被美國策反，携帶核計劃文件叛逃美國，致使其核武研製計畫徹底曝光。美國迅速施壓，拆除了價值18.5億美元的重水反應堆，徹底終止了台灣的核武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