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新加坡總理黃循財於博鰲論壇表示，新加坡「對中國申請加入CPTPP表示支持」（We support and welcome China to join the CPTPP）。不禁令筆者反思，為何在攸關經濟命脈的區域經貿整合中，台灣地區始終難以取得實質突破？筆者觀察分析如下：
一、星、台實質交流不比星、陸差，何以提陸而從未挺台？
新加坡雖與台灣地區從無正式邦交關係，然星、台往來淵源深厚。已故前總理李光耀曾訪台逾25次，與蔣經國總統建立深厚情誼；新加坡亦長期在台設立商務據點，星國軍人並自1975年起透過「星光計畫」於台接受軍事訓練。依新加坡貿工部報告，台灣已於2025年躍升為新加坡最大商品貿易夥伴。
然而，在如此密切的經貿與實質交流下，新加坡卻從未對台灣加入CPTPP公開表達明確支持，其背後原因何在？固然，此次博鰲論壇台灣並未獲邀出席，大陸作為論壇總部所在地，星國對其申請加入CPTPP表達支持，尚屬可理解之安排。然而，若台灣已成為一民主、法治、經濟及文化全方位進步之可靠夥伴，各國沒有理由將台灣拒於門外，問題癥結恐仍在自身法制建置及政府治理之不足。
二、自縛手腳的政府，莫當困住台灣區域經貿整合的罪人。
筆者曾於5年前撰寫〈良制一國可兼得RCEP、CPTPP〉一文，指出台灣應務實看待區域經貿整合，關鍵在於「能否加入」，而非執著於「以何名加入」。
時任經濟部長王美花當時指出，若爭取加入RCEP，「中國一定會要求遵守一國兩制」，政府如此預設立場，無異於畫地自限。時至今日，筆者仍要再次強調，按我國憲法所揭示之一個中國架構，「台灣與大陸相加才是一個中國」，雙方同時參與區域經貿機制本屬天經地義。正如台灣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義，與大陸分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即為最佳例證，顯示兩岸本非「有你無我」之互斥關係。
三、增進經貿實力， 政治與法律產業須先自我升級、接軌國際！
2025年台灣進出口額雙雙創下歷史新高，在高科技供應鏈中更具關鍵地位；然欲進一步參與國際經貿舞台，法律與政治產業之精進已刻不容緩，其中，公營事業制度尤為關鍵。
CPTPP對政府控制事業（SOEs）已有明確規範，強調其運作應以「商業考量」為原則，不得因政府支持扭曲市場競爭。然而，我國國營事業長期存在政治酬庸、不當補貼及治理失衡等問題。近年台灣電力公司累積虧損龐大，政府仍持續補貼，台灣中油公司更須吸收天然氣成本以壓低電價，實質承擔原應由台電負擔之政策成本。
更甚者，2018年公投後刪除《電業法》第95條「非核家園」條款，政府能源政策卻仍持續朝「非核」方向推進；曾任經濟部政務次長之曾文生，卸任後旋即轉任台電董事長並持續配合相關政策。此等漠視公投結果、違背民主程序，不惜加劇台電虧損、浪費公帑以配合執政黨政策之舉，可說是政府治理、公司治理皆不及格！
此外，我國雖早於民國42年制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然民營化迄今仍顯牛步。國發會更在106年停止適用《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及監督會設置要點》，使跨部會民營化協調機制形同實質解散。當民營化遙遙無期，公營事業又難脫政治干預，我國又如何向國際證明已具備符合CPTPP高標準規範之制度能力？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台灣加入CPTPP固然涉及政治因素，然核心問題仍是政治產業及法律產業不彰。賴政府應腳踏實地推動制度改革，由「法制」邁向「法治」，建立真正足以與國際接軌之「良制」。法律產業之革新，正是此一制度升級不可或缺之基石，如此一來，加入CPTPP方有水到渠成之可能。（作者為超國界法律問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