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經貿辦副總談判代表顏慧欣不幸辭世，政院決定由外部委員啟動事實釐清程序，並即刻檢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工作小組，爭取於最快時間內確認時程及目標。我們樂見政院展現認真檢討的態度，而除了事件本身的問題之外，還可以進一步提升改革的高度，何妨視此為一次檢討公務體系結構的機會，又何嘗不是一次完善文官制度的新契機。
本次事件從制度面來看，包括引進外部學者加入官僚體系，乃至任務編組的組織架構是否調整等問題，均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於事於人，均有討論的空間。
且不論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推進，是否為對外經貿政策的優先選項，隨著國際上瀰漫各種不確定因素，既有國際組織面臨瓦解與重組，新遊戲規則也對催生新組織創造有利條件，加上大環境的全球化體系，轉向兩大陣營對峙的新局勢，長期於國際社會受到排擠的台灣，既要因應國際情勢的改變，更有參與國際社會的機會，無論被動或主動，都要積極擴大對國際社會的參與。
在此情況下，以組織架構來說，成立18年以來，始終以任務編組形式出現的經貿辦，不僅是位階提升至行政院層級，實有予以常態化定位的需要，才能有組織、系統性的發揮戰力，幫助台灣在國際社會上，面對可預見的大小談判戰役。
經貿辦原隸屬的經濟部，上次的組織重組中，把任務編組色彩濃厚的投審會，轉型為司級單位即為一例，當有需要或機會成熟時，官僚體系的運作形式，理當要與時俱進。
其次要提的是引入外部學者進入公務體系的問題。任何一個大權在握的組織，對來自外部不同意見或提出的質疑，多少會出現排拒的心理，對以空降姿態進入體系內並表達不同意見者，容易出現排擠的效應，也容易讓外界有內部不協調的觀感。
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中央銀行，上一任的學術副總裁對於貨幣政策的觀點，與當時的主流政策明顯出現差異，政策主張上的各持己見，確實讓外界在「政策不同調」上做文章。但美國聯準會多位理事，常對外發表個人看法，主張升息與降息的不同意見經常並存，為什麼重大政策不能容許異見的出現，當一個重要機構成為一言堂時，這反而是可怕的警訊。
事實上，之所以要導入外部學者直接參與決策的過程，除了培養高級文官人才的客觀需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聽取不同的聲音，體制本身需要引來更多的外部資源刺激，讓決策出爐之前，可以有更多不同面向的思考，決策品質才能更臻完備。
問題在於不同個性的學者對其主張的發表方式，央行副總裁選擇利用各種場合大鳴大放，經貿辦副總談判代表則更尊重行政倫理，而承受了不同的結果。政府要引進外部學者時，應思考的重點是，如何讓不同的聲音可以在體制內完整的呈現，不會受到壓抑，甚至順勢而為進行更多的討論，否則即失去了初衷，殊為可惜。
多年前一場後座力甚大的年金改革，讓執政黨對公務體系的後續改革，態度相當審慎，常以一動不如一靜的方式面對。換個角度想，從培養人才的方向來看，前總統蔡英文即是國際貿易談判出身的學者，她受惠於文官體系的栽培與包容，終成為台灣首位女性總統，再從體制改革的方向來看，面對各式各樣國際組織的出現或重組，政府機構確有需要廣納人才效力，成為台灣在國際社會轉型全力打拚的最大動力。
我們需要推動一次公務體系改革，從停留在特殊群體退休金的帳本計較中抽離，讓公家機關不再只是鐵飯碗的代名詞，而是擁有尊嚴且值得爭取的工作機會！因此，我們需要透過落實執行公權力機構的組織優化，達到上述的目的，才有可能讓台灣在迎向高度不確定性未來時，有更多有志、優秀的人才投效，扛起為國家效力的歷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