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是東亞地緣政治的兩大核心，關係良窳決定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近年兩國關係陷入「冷對抗」，不僅呈現在領土爭議與歷史糾葛舊傷口上，更在於全球秩序轉型期中，日本國家戰略轉型與中國崛起之間的碰撞上。兩國關係處於邦交正常化以來最嚴峻時刻，互信基礎瓦解、民意對立，再加上民進黨政府與日本右翼勢力聯手對抗中國的跡象，東亞地區籠罩在風暴的陰影。
右翼抬頭 互信基礎瓦解
中日關係惡化導火線，在首相高市早苗於國會答詢時，將「台灣有事」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掛勾，及日本在西南諸島強化軍備、自衛隊艦艇穿越台海等動作，北京視為觸碰「一個中國」紅線。中方多次召見日方大使抗議，發布旅遊安全提醒，雙方互信迅速崩解。
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將中國定位降為「重要鄰國」，反映東京對華戰略定位轉向防範。高市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日方允許出口殺傷性武器，更刺激北京強烈譴責，認為日本正挑戰戰後秩序、重走軍國主義路線，一再傳出涉及政治、軍事與經貿的外交風暴，「冷對抗」格局更形固化。
日本連串動作的背後，是日本社會與政壇的整體右傾，這並非一時風潮，而是內外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從內在因素看，日本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正逢全球化浪潮帶動美國金融產業，及亞洲新興經濟體蓬勃發展的美好時代，日本卻陷入長期低迷的困境，社會階層固化，民眾對傳統官僚政治失去信心，新興政客提出的「重塑大國榮光」與「擺脫戰後體制」成為吸引選票的強力口號。
從外在因素看，中國綜合國力的飛速增長，讓日本閃生強烈的地緣焦慮，昔日東亞的「領頭羊」的優越感，在現實落差面前，漸轉化為防禦排外心態。美國戰略重心東移與對華遏制政策，為日本右翼提供外部支撐，認為通過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可以實現「正常國家化」的夙願。
日本最令人警惕的趨勢，在「新軍國主義」的抬頭。儘管《和平憲法》名義上依然存在，但日本政府通過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實上獲得了「反擊能力」（即遠程打擊敵方基地的能力）。日本國防預算翻倍增長、在西南諸島強化軍事部署、研發高超音速飛彈以及武器出口，均顯示其突破「專守防衛」的底線的決心。
插手台灣 將陷安全困境
所謂「新軍國主義」，並非二戰前那種狂熱的領土擴張，而是一種披著「集體自衛權」外衣，實則深度嵌入美國全球霸權體系的軍事擴張，其目標是讓日本重新具備發動戰爭與參與戰爭的能力。
日本若一意孤行，不再滿足於防禦，而謀求主動出擊的威懾力，中國必然加強相應的軍事部署，兩國將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不僅斷絕重建互信的可能，更讓軍事誤判的可能性倍增，使得兩國關係從「互利共贏」走向「零和賽局」。
更須警惕的是台派勢力與日本右翼的互相利用，日本右翼試圖通過插手台灣問題牽制中國，並以此為藉口推動國內的修憲與擴軍；台派意圖「倚日謀獨」，將日本視為其對抗大陸統一的後援。這種「台日軍事聯動」的幻覺，將誤導台灣社會，也讓北京在對日關係上更加強硬，將兩岸關係與中日關係同時推向深淵。
儘管形勢嚴峻，但中國對日政策不應悲觀。事實上，中日經貿關係依然具有強大的韌性，日本商界深知與中國「脫鉤」的代價是無法承受之重，這種利益聯結是防止雙方徹底決裂的紐帶。至於日本年輕一代轉向右翼，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負面影響所致、網絡民粹主義興起以及對中國崛起產生心理落差的普遍反應，具有一定的階段性與盲目性。
中國可展現大國自信，在強化政治與軍事抗衡的同時，透過民間外交、文化交流與精準的經貿政策，軟硬兼施調整對日關係。兩國關係尚難回溫，但應致力於「冷和平」的構建，守住不走向兵戎相見的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