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來，由於歷史資料的解禁，以及中國言論空間的一定開放，連續出現了多本關於蔣介石的英文翻譯傳記。這些傳記，包括蔣介石本人的日記，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客觀性，使這個統治中國全國長達20多年時間，而長期被妖魔化、臉譜化和污化的人物，尤其是其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作用，都得到了撥亂反正。長期的意識形態控制與教育，使原本應當理性客觀的歷史以及人物評價，沉淪在善惡黑白的非理性判斷之中。如今的趨向，至少令人多少能夠透過尚不那麼分明的毛邊玻璃，看見一些事實的端倪。

不過我自己在翻閱這些書的時候，亦產生了一些新的疑惑。從當年的完全污化教育，到今日蔣介石懷有儒家原則的遵從、民族愛國主義的胸懷、基督教的信仰、對知識分子的愛護與敬重等等，似乎有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人們似乎開始願意重新給他一個截然不同的翻譯評價了。

這個疑惑便帶來了一個更加深刻與廣大的疑惑：蔣介石與國民黨，如何在三年的時間里丟掉了整個大陸？若不是得勢於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未必他還能夠偏居寶島一隅，更勿論今日台灣的政黨輪替了。

自然，這是一個極大的謎團。除了官方老生常談的話語之外，許多國內外的學者採用了種種分析方法，政治論、軍事論、經濟論、國際論等等不一而足，但幾乎無一能夠全面令人信服地解讀這一歷史懸案。

美國前芝加哥教授鄒讜的著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雖然著重在分析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動、陷落與出走，但其中有大量篇幅，包括從政治、軍事、技術、數據、比對、印照等角度觀察這期間的中國現實，乃是深刻、全面而客觀的研究。作為國民黨元老、孫中山的「理財經綸手」鄒魯的公子，鄒讜秉筆直書，對蔣介石與國民黨頗有攻訌之言，確然需要極大的學術勇氣。

從書的翻譯主旨本身入手來看，鄒讜直指美國當時的當局者以及執行者，上至羅斯福和杜魯門兩屆總統，下至順序執行中國政策的史迪威將軍、赫爾利將軍、馬歇爾特使以及最後的司徒雷登大使，對於中國政治之局勢復雜與多變，政治傳統與手段之沿革與現實之無知，導致進退失據，造就了兩國之間從盟友淪落為仇讎的悲劇。然而，中國在當時局勢之多元與反復、各方政治力量之消長、虛假與出爾反爾，也多少令以民主制度作為行動指針的美國無從著手，首鼠兩端。

這個龐大的命題自然無法從鄒讜的一本著作與我個人拙劣的評判之中獲得結論。然而，分析當時諸元素，也多少可以看到一些跡象。1949年台灣代表蔣廷黻在聯合國指控蘇聯違反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友好同盟條約，協助共產黨奪取了大陸，雖然有著做戲給共產黨新政權難堪的目的，但內里實在是對於自身責任的一種推卸，亦即中國之政權更迭，乃在於外力之乾涉，而不是內在因素之結果。

那麼，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的中國，國民黨的敵人究竟是誰，有誰？

首先要分析的元素必然是蔣介石本人以及國民黨自身。事實上，在1940年代中期，雖然執行中國政策的赫爾利將軍堅決地支持蔣介石，但是當時駐華職業外交官們基本上已經有了一個英文共識：「我們已被牽扯進一個逐步腐朽的政權...中國的政權正在從蔣轉移到共產黨手中」。

如果鄒讜沒有直接進行指控的話，那麼從他所描繪的蔣介石的實際行動，正道出蔣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獨裁者。他過度自信與自私地認為，中國的革命、獨立與發展都離不開他本人；並且為了壟斷統治他有著「不能統治寧可滅亡」的瘋狂念頭；在實際的政權操作中，他依賴黃埔系與CC派的力量，完全排擠了非嫡系包括地方精乾將領以及政學派的協助。「他從未能成功地使他的統治有一個廣泛的社會基礎，也從未能成功地組成一個牢固聯盟的、與共產黨對壘的反共共同陣線。他可以掌握個別的政界人物...完全依靠他的軍隊來鎮壓一場群眾性的革命。」與歷史上各個朝代的亡命君主一樣，他以一姓一氏的利益取代了一黨、一族和一國的前途。

今天，對於蔣介石評價的變更，與其說是對歷史的謹慎考察，不如說是以懷舊取代真實。然而，恰恰不能因為對於現實之不滿，而虛飾歷史的真相。蔣介石與國民黨掌權群體，妄顧美國的勸告與警戒，拒絕對政體、政府組織、經濟政策進行改革，而一味試圖以軍事取代政治，其結果的失敗，雖有偶然，多為必然。



當時國民黨的其它力量，例如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等非蔣系力量，都在努力逃避與蔣之間的沖突。在內戰期間，國民黨的整體經濟支柱全都來自美援，而蔣介石擁有了分配所有資源的權力。他們自救無方，更回天無力了。李宗仁在經選舉擔任總統之後，蔣系軍隊根本拒絕他的指揮，也就談不上行使什麼真正的職權了。

爭鬥另一方中的共產黨，事實上在1945-46年馬歇爾使華期間，對於建立聯合政府，是做出了極大的讓步的。而這些讓步乃是真誠地希望通過在聯合政府中行使權力，逐步擴張英文翻譯勢力，從而獲得完整權力的。也就是說，至少在那個時間段里，共產黨並非完全意識到自己需要建立一個怎樣的政權，而毋寧說，他們期望通過合法的政治鬥爭，來獲取對政權的掌控。一方面乃在於抗日戰爭之後共產黨的力量仍不足以自信到與國民黨決戰，另一方面乃是對於議會鬥爭富有足夠的自信。而一邊談判一邊備戰的思想，無非是期望獲得更高的籌碼與萬一失敗的長期戰爭。

這是一個極度微妙的歷史性時刻，憲政唾手可得。1946年試圖將西方民主制度引進中國的美國和馬歇爾將軍及其專家已經為中國準備了「極好的文獻」的憲法英文翻譯文本，為政治協商會議提供了基礎，而共產黨已經預備接受。歷史就此擦肩而過。

美國卻在猶猶疑疑，欲進還退中喪失了自己所有的中介優勢，失去了中共的信任，導致了人民的反感，終於在1948年開始了撤退的進程(詳見上期本專欄)。

蘇聯的斯大林1945年與國民黨代表宋子文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獲得外蒙古的獨立等代價，承諾不協助中共。然而，二戰末期蘇聯紅軍進入了滿洲，在其占領和退出期間，一方面協助中共進行武裝(例如，10萬中共軍隊以平民身份進入東北，由紅軍進行武裝)，另一方面設置障礙拖延國民黨軍隊的接收過程，將廣大的土地留給中共使其獲得龐大的戰略基地。但在錶面上，斯大林極度圓滑的手段成功地欺騙和耍弄了蔣介石，使其根本無法進行杯葛。鄒讜在註釋中詳細列明瞭國共兩黨分別從日軍手中獲得的武器數量，結論是「落入共軍手中的日本軍火武器本身並不能使共軍在軍事上強過國民黨軍，他們本身並不能構成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原因。」

小黨派在聯合政府的努力失敗之後，惟有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美國既沒有政治力量說服蔣介石，也沒有力量阻止共產黨後來的進攻。

翻譯知識分子群體在整個國共沖突的過程中，有著大群體的區分。在歐美受過教育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然對於蔣介石政權有著諸多不滿，但在政治親緣性上，他們傾向於國民黨政權；本土知識分子包括梁漱溟、熊十力、柳亞子等等，在民族主義的驅動之下，也在延安時期開始的普遍政權對比之下，選擇了傾向共產黨；而年輕尚未形成成熟見解的知識分子，在救亡與民生的號召之下，從延安時期就開始大量投奔解放區。也就是說，從絕對數量上而言，共產黨的團結、爭取、孤立政策，獲得了翻譯知識分子支持的人數優勢。

從鴉片戰爭之後到辛亥革命，再至抗日，民族主義逐漸成為了中國的主流語言，雖然期間經歷了大量的理論論戰，但是救亡與民生的沖動，已經草率地替代了理性審慎的政治制度思考，在這種情況下，翻譯知識分子成為國民黨的敵人，就成為了主流取向。

而廣大的工農階層，尤其是農民，在犧牲少數有產者的土地改革等措施之中，早已成為了共產黨的根本基礎。這個占中國最龐大人群的倒戈，使內戰期間共產黨的兵源、糧草、後勤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乃當時之真實。

當這一個個因素，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全部向共產黨傾倒的時候，軍事較量的終極結果，不過是時間長短的問題。這一點，美國人已經從1940年代開始，就在做盛世危言了。而蔣介石龐大而又狂妄的軍事徵服，也就變成了夜郎自大式的自殺行動。

也就是說，三年的內戰時間，是一個所有人都逐漸變成共產黨或者共產黨的英文翻譯支持者，變成國民黨的敵人的過程。國民黨的敵人是誰？國民黨的敵人是所有人：他的對手，他的無作為者，他的旁觀者，他的挖牆腳者，他的自掘墳墓者。

是軍事或者國際或者經濟嗎？或者都有，但只不過都是政治失敗的陪襯而已。

我想說的是：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多數人的選擇、支持或接受。推搪無知或形勢都不足以推翻這個英文翻譯結論。那麼這就是大多數人的結論，對於現實的不滿也不能推翻這個結論。反思蔣介石的失敗和國民黨為自己所樹立的那麼多敵人，應當給與我們審慎與耐心的翻譯教育。憲政的建立乃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而訴諸任何暴力的解決，最終留下的都只是一堆廢墟。多數人的結論是必須以多數人的方式去改革和改良，這才是避免通向又一個悲劇的當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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