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有自己的巡撫前，台灣道(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是大清國台灣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八斗子官煤開採後，至劉銘傳之前，歷經三任台灣道：夏獻綸、張夢元、劉璈。

夏獻綸被丁日昌指派負責督導煤務。依據福建巡撫丁日昌奏報察看雞籠八斗新開煤井情形片（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877)，「臺北礦務前請以廣東候補道葉文瀾會同臺灣道夏獻綸督辦，欽奉允准在案。臣東渡到雞籠後，當親往八斗察看——即在該廠駐宿」。那時煤務委員有何恩綺、李彤恩，估計八斗子煤礦1877年春天可量產。1878年夏獻綸也陪新任巡撫吳贊誠到訪八斗子。夏獻綸1879年編撰《台灣輿圖》，記載「其中距離雞籠十二里，曰八斗；實為產煤奧區。今招洋匠浚煤井，仿西法以行之」。那年，夏獻綸任內病故。

1874年時，夏獻綸已經去仙洞到此一遊，同行的有後來成為大清國首任駐日本大使的張斯桂(當年兩人在南部和日軍談判牡丹社事件)。葉文瀾在光緒二年十二月(1877)也去了仙洞到此一遊，同行的包括丁日昌的幕僚何澂。

張夢元1880年招商包辦八斗子煤礦(參見劉銘傳調何維楷辦礦片)。煤礦量產之後，有利可圖，也陸續浮現管理問題。張夢元發現其中頗為複雜，原本希望把八斗煤礦丟回去給福州船政(供應船政煤炭是基隆煤局的主要任務)管理，但是船政大臣黎兆棠不願意接，表示「統歸船政辦理，揣度為難。適就耳目所及，檄委鄭倅（鄭膺傑）到工。凡添購機件等事。雖歸船署推誼代辦；而變通整頓，仍責成台灣道照案辦理」（參見劉璈稟遵批整頓煤務較核報冊委員查議勾稽由），就是說八斗子煤礦相關機器採購之事，船政可以代辦，但是管理問題還是要張夢元自己處理。

劉璈《巡臺退思錄》記載他整頓八斗子煤礦的一些經過，可以當作一個管理個案來研究。在光緒八年二月(1882年)，劉璈上面有福建巡撫岑毓英、閩浙總督何璟、福州將軍穆圖善、船政大臣黎兆棠，基隆煤局那邊是黎兆棠派來的鄭膺傑。劉璈調閱光緒七年十二月的帳冊，勾稽八斗煤港和基隆港的數字(那時煤炭先用小船運至基隆再出口)，竟發現「八斗以粉炭九千零一十石起解，基隆僅收粉炭三千四百三十石，竟少去五千五百八十石」，而煤局本身恐有舞弊、浪費或冗員等管理問題。劉璈如何解決？《巡臺退思錄》可以看到他努力的過程。

與劉璈相較，張夢元對於煤礦似乎沒有著墨，可能因為張夢元主要任期在巡撫岑毓英任內，而煤礦好像並非岑毓英巡台時的施政重點。如同洋藥(鴉片)並茶腦釐金一樣，對於煤礦張夢元也是招商包辦。相較之下，劉璈則在整頓煤務上用力頗多。但是劉銘傳嚴劾劉璈摺（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認為張夢元「方正清廉，一塵不染」，而「礦務之壞，自劉璈始」。劉銘傳對於劉璈的評論難免夾雜恩怨情仇和派系之爭，但八斗子官煤確實也是清領台灣難解的一大公案。

又按：淡新檔案包括數件與鄭膺傑有關公文，涉及接收苗栗油井機器等，用語出現「基隆煤局」、「煤務局」、「辦理臺北煤務」等，有可能是同一單位，其駐地在劉銘傳之前或許仍在八斗子；台北煤務總局則應是劉銘傳成立，地點可能在台北。鄭膺傑1884年3月擔任澎湖通判，同年9月因為澎湖失守及煤務經手事件，被劉銘傳請旨革職送去黑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