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讀愛德華‧史諾登的《永久記錄》。

回想起美國追殺華為的5G，許多「專家」夸夸其談的「不要做邪惡政權幫兇」的事，底下這幾段文字或可啟發我們不同的思考。

史諾登當時的工作，是協助美國國家安全局進行普遍的、無差別性、國內國外朋友敵人都有的、鋪天蓋地式的所有電子軌跡的監控。他對這份工作，一開始還是抱著「至少我還在好人這邊」的使命感─因為他被指定為對中國進行電子戰的反制。他看到中國無孔不入的對自己國民的監控，感到義憤填膺與嘆為觀止：

…………科幻作家筆下的監控世界，在現實中需要動用數千名技術人員與數百萬美元的設備才能辦到。中國對十幾億人那些數以十億計的日常通話和網路交流進行持續的資訊收集、存儲和分析，這需要非常複雜的機制和設備，去研究這其中完整和準確的資料，對中國監聽私人通訊的技術細節作出解讀，真是讓人大開眼界又無比震驚。一開始，這個系統的成就之大，厚顏無恥程度之高，讓我除了震撼無話可說，差點忘了這是極權主義控制的表現，忘了憤怒。

但很快地，他的良心迫使他低頭檢視自己的工作：

……畢竟，中國政府立場鮮明地反對民主，執行一黨專政。美國國安局 (尤甚於大部分美國人) 理所當然地認為那裡是個極權主義的人間地獄。中國的公民權與自由我無從插手，完全幫不上忙。我很篤定地認為，自己是在為好人工作，所以我也是個好人。……我想起技術進步中最最基本的定律：能做到的事，很有可能會被實施，也有可能已經被實施了。美國肯定已經做下了和中國差不多的行徑，否則根本不可能掌握對方如此多的資訊。我在翻閱數量龐大的中國相關資料時，也隱隱覺得自己彷彿在照鏡子，看到的是美國自己的形象。中國對自己的公民所做的事情天下皆知；而美國很有可能在對全世界做出同樣的事情，而且是暗中進行。

…………冒著被各位痛恨的風險，我要承認，當時我壓抑了自己心中那份不安。是的，我盡力去忽略那種感受。在我看來，兩者的區別依舊非常明顯。中國的防火牆是在自己國內進行審查和壓制，用最最令人恐懼和最明目張膽的方式對自己的公民與美國進行信息封鎖和監控。美國監控系統完全是防禦性的，一般民眾根本察覺不到。

所以經過這番「思辯」，他接受了這個「必要之惡」：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我便能欣然接受美國實施監控。事實上，美國本來就該這樣做。我完全支援防禦性、針對特定目標的監控行為，這就像設立一道有條件的隔離防火牆。這樣的想法讓我的罪惡感一掃而空。

但很快他就發現自己的天真：

…………今日多數人傾向認為全民監控針對的是內容，也就是他們打電話、發電子郵件使用的實際詞彙。當民眾發現政府鎖定的不是內容時，他們比較容易接受遭到監控這一說法。某種程度上，民眾放下心頭大石有幾分道理，畢竟所有人都認定內容才是通信重點，足以顯露個人特色。比方說，與指紋同樣獨特的聲音，或是自拍時擺出的專屬表情等。但實際情況是，通信內容透露的資訊不如其他元素，像是……有心人士可據此推斷事件脈絡與行為模式。

國安局將這類資訊稱為元數據(metadata)。……在此是「有關數據」之意。而元數據就是關於數據的資料。更準確地說，它其實是「數據製造出的數據」(通過標籤、標記讓數據變得有用)。但最直接的理解方式是將它當成"活動數據"：你在裝置上從事活動與手機自行運作的記錄。舉例來說，手機元數據可能包括：來電日期與時間、通話長短、來電與本機號碼，以及通話位置。而電子郵件元資料可能包括：發信者使用的電腦類型。

此外，還有一件事值得我們注意。你通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製造出了什麼樣的內容，像是在電話裡說了些什麼，或是在郵件裡寫了什麼。但你對自己製造出的元數據幾乎沒有任何掌控權，因為它是自動產生的。元數據是由機器收集、存儲、分析與製造出來的，不需要經過你的參與以及核准。你的設備無時無刻不在為你溝通，不論你喜歡與否。人類依照自我意志進行溝通，但你的設備不一樣，它們不會自動隱藏私人資訊，也不會為了保密而使用密碼。它們只知道將手機信號連上最近的基地台。我們的法律通常落後科技至少一個世代，但如今對於通信內容的保障卻高於元數據，這真是極大的諷刺。事實上，情報單位對取得元數據有著更高的興趣，因為這些活動記錄能讓他們見樹又見林，一方面賦予他們分析大量數據的能力，得以拼湊出事物全貌，另一方面又給予他們窺探個人私生活的機會，得以推斷這些人的行為模式。簡言之，監視者透過元數據能得知你所有的一切，除了你的大腦在想什麼。

史諾登徹底沮喪、失望，然後憤怒，因為：

……我覺得自己更像大人了，但同時對我們所有人都被視為小孩感到憤怒，因為小孩總是被迫在父母每時每刻的監督下度過餘生。我覺得自己像個騙子，我又像個白癡，自以為擁有高超技術協助打造這個監控系統，卻完全不知道它的真正用途。我覺得自己被利用了─身為情報單位一員卻直到現在才發現，我自始至終保護的都不是國家而是政府。

他說：我自始至終保護的都不是國家而是政府，我覺得自己被徹底利用了。

我們在思考某些事，打算聽取某些觀點或質疑某些說法的時候，總是要想：這些論點如果是真/偽，得利者會是誰？如果我所認為的「好人」做的是「只有那些壞人才會做的壞事」，我能用同樣的標準來檢證他、質疑他、反對他嗎？

這是做學問─不，是不做假新聞或民粹幫兇的基本功夫，也是覺青最欠缺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