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有人以為，今天我有幾分重視古文教育的言論，是因為「道統」或是「大中國意識」，那是徹徹底底地搞錯對象了。

我一再強調的是：文化不等同於政治；熱愛中國的文化不代表認同每一件帶著傳統的事，也不表示我願意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順民。

文化台獨與政治台獨，基本上是二件事。

根據我們的島目前的慣例，做完以上的表態，我們總算可以回來就事論事了。(感覺可悲嗎?)

我想說的是：語言的演進，是無法割裂的連續性過程。特別是當有政治意圖涉入，武斷專橫地用二分法塑造「古文─白話」vs「正義─邪惡」，然後用民粹的方式，冀圖畢去中國化的功於一役，這個，對文化的發展與傳承是有害的。

而且，我們現在慣用的語言裡，所謂「文言」的部分，比我們想像中的多得多。「自求多福」？來自詩經；「金玉滿堂」？典出老子；「不到黃泉不相見」來自左傳，而「天長地久」「叱吒風雲」，它們，都是千年前的古人智慧的結晶。

因為，本來文言與白話之間的分際就沒有那麼清楚。文言文某種程度上，只是白話文精鍊後的表達方式。它協助我們增進溝通的效率─可能本來得用上五句話的，現在我用一二句古文或成語，就可以清楚表達。(當然，也有相反的狀況。盲目的崇古與盲目地排古一樣可惡！)

如果以胡適與魯迅這二位二十世紀初，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巨匠為例，即使他們，都還不能褪除古文或是某些人深惡痛絕的「對仗」的影響。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大膽」與「小心」，難道不是對仗？而「横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又有誰看不出來「横眉」「俯首」或「千夫指」「孺子牛」之間的關係？

何況胡魯二先生的年代與今相較，情隨事遷，早就不可同日而語了！當時「救亡」壓倒一切，所有舊中國的事物，都被認為罪大惡極，都是中國衰弱不振的幫兇。不只古文，家庭、中醫、地主、春節，都成了該被打倒的對象。

所以當梁啟超的腎臟手術，被烏龍西醫割錯，把健康的右腎切除，導致他病重不治的時候，他卻一再為醫院醫生辯護，因為不希望別人以他的病為藉口，阻礙「科學的西醫」在中國的發展。他還說：「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

他們那個年代的人，「流行」打文言文，就像我們現在流行去中國化一樣。

一百年過了，現在，我們可不可以有任何不幫對方戴帽子，而就事論事的空間？

就像我們今天在醫學上，不用再為西醫掩藏任何醫療事故，以免「妨礙科學」一樣；如果談中文教學，中國古人寫的古文，也不必因為它「太有中國味」或是不利文化上的去中國化而被排除，是不是？

更不用說特地要用非華人寫的古文來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