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棄的東北國軍的最後命運
2009/02/2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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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棄的東北國軍的最後命運，轉載修改自中華網（因為我去掉裡面的宣傳字眼）
1948 年10月30日，下午四時許，在瀋陽東塔機場，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綠色的C-46運輸機。這一天，現場秩序無比混亂，《申報》報導說，「登機的一剎那，情景太緊張、太淒慘，因為有好多從前線退下來的官兵，擁在飛機前……前推後擁，一片紊亂」；新一軍暫編53師師長許賡揚後來回憶說，衛立煌登機後，「由副官們把守機門」，將「被人從人頭頂上傳進去」的原外交部次長王家幀、「被人拉著從旁邊上去」的瀋陽市市長董文琦搶進機艙後，他們不顧在人群中呼天搶地的嫩江省長彭濟群，強行關閉了艙門。這架可載員五六十人的運輸機，在僅僅搭乘了十幾名高官顯貴的情況下，向葫蘆島方向飛去了。
這一天，與衛立煌座機先後降落的另一架C-46，「隨著也開始滑行過來，似乎要到停機位置接人」，但面對蜂擁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沒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飛走了」。而東塔機場之外，北陵機場航空站副站長林兆祥後來談到，這一天中午，趕到北陵機場的人流越來越多，「飛機一著陸，這些人不聽安排，都爭先恐後爬上飛機，結果飛機超重無法啟航，但誰也不肯下來」（林兆祥，《我在瀋陽空軍基地的見聞》）。這麼一來，原本停在機場的三架運輸機，「均不聽命，擅自啟航，只運走了一部分場站人員」；而飛抵瀋陽的其它飛機，「見地面混亂，不敢降落，便飛往鐵西民航機場降落」……
從這一天開始，北陵機場再無飛機降落。次日，最後一架飛機抵達東塔機場，帶走了空軍司令部的兩名處長，彭亞秀和張季良，以及一個不知名的警衛團團長。林兆祥為此憤憤不平，他說，「一架能載五十人的飛機，只把這三個所謂高級官員運走，可憐許多低級官佐和技術人員，全被甩下來了」；他說，「其實當天機場安靜無事，為什麼忍心這樣做呢？受苦有份，臨危不顧，軍紀何存？」……
無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護組組長梁增光、機械師萬錦文和秦禧良，「化裝從營口方向逃走」。而在這些國民黨高階軍政人員倉皇逃命的背影後面，是八萬名走投無路、如同無頭蒼蠅的國民黨官兵，是一座舊的已死、新的未生、複雜而蒼茫的城。
忐忑
如果說，滯留在三大機場的男女老幼，充滿了絕望、灰色的氣息，那麼，依舊駐防在瀋陽城裡的幾位國民黨將領，則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著這個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預知的前途。
瀋陽守備部隊，以原東北軍53軍、新一軍暫編第53師和青年軍207師為主。遠在這一年6月，中共地下黨員李書城即攜帶呂正操的親筆信，往見與她有世交之誼的53軍副軍長趙國屏。據說，趙國屏這麼表明自己的態度：「我早就有這樣的打算……第53軍四個師長，其中張儒彬、毛芝荃是我當師長時期的團長，平時相處甚好，跟我行動是沒有問題的；第116師師長劉德裕，雖然和周軍長是親戚，但他是看風頭的人，由於利害關係，爭取他也不會有多大問題。只有第130師師長王理寰，平日關係不甚好，沒有把握」（趙國屏，《瀋陽解放簡述》）……
趙國屏不知道，幾乎與此同時，在張學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黨員王佩青已開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觸。後來，王理寰談道，「從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帶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開車，勤務兵只有孫喜貴，以免外人知道」……
問題在於，在幾個月的時間裡，無論趙國屏還是王理寰，都僅僅為中共地下組織提供了些許便利；對起義的要求，他們以「時機不成熟」的理由，不斷推脫。他們始終保留著觀望態度。直到10月29日，當瀋陽淪為一片孤城、十幾萬大軍兵臨城下之際，他們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與解放軍各部聯繫。
暫編53師師長許賡揚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幾名代表，「分頭向各方面解放軍尋求聯繫」（許賡揚，《瀋陽解放時的暫編53師》）。次日，他的代表作戰科長張社民找到瞭解放軍獨立2師師長管松濤；在兩天的談判後，管松濤代表遼北軍區司令員聶鶴亭、政委陶鑄，與他達成了起義協定。後來，在寫給東北局的報告裡，陶鑄表示，「准其起義有好處。我可早兩天進城，減少破壞。……總之是各階層的統一戰線反對特務破壞，在我軍進城前，協力維持秩序，不使瀋陽再遭受破壞」（《遼瀋戰役作戰電報彙集》）。
然而，東北局對此態度極為勉強。他們認為，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53軍的種種做法，只能算是投誠，「按（長春守軍）新七軍一樣的待遇」；至於暫編53師，林彪的不悅之情也躍然紙上，在發往中央軍委的電文裡，他說，「遼北軍區不待我們批准，已經答應，造成已成事實」；「現53師整個建制仍未動，開至法庫整訓，目前似乎只有承認該部起義的辦法」……
在討價還價、忐忑不安的間隙，瀋陽，這個東北的心臟、有著180餘萬人口的工業重鎮，槍聲始終零零星星。11月1日，在消滅蘇家屯以北的207師殘部後，解放軍先頭部隊挺進了瀋陽城。他們驚奇地發現，「敵軍……把人員武器排列得整整齊齊，等候我軍接收。我們的戰士坐上敵人的卡車、轎車、吉普車來往奔馳，一個排、一個班、幾個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營整團的敵軍和各種物資倉庫」（程世才，《配合主力，圍攻瀋陽》）。《申報》駐瀋陽記者的觀察更為細緻，也更加具體：「中午，槍聲稀了，衣冠破舊的零星匪軍（作者按：即解放軍），腰插手榴彈，扛著大鐵棍，出現於市區。解體的國軍，東一堆西一堆地看著這些疲憊的匪軍。後來有成隊的匪軍來了，帽子上帶著草圈，插著亂草。不久，吉普車、大卡車在街頭飛駛了，到處收繳槍械、武器」（《申報》，1948年12月4 日）……
1948年12月4日這一天，除了遊蕩在街頭的幾千名散兵游勇外，七萬餘名國民黨官兵束手就擒。新政權對他們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稱謂：「解放軍官」、「解放士兵」。對這個新興的、氣象蓬勃的政權來說，無論是「被俘」、「投誠」還是「反正」，都是被「解放」的。
複雜
在被「解放」的百餘名將官中，後來最被人津津樂道的，當屬53軍軍長、瀋陽守備兵團司令官周福成。後來，他的眾多屬下以「異常頑固」、「冥頑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長女、中共地下黨員周常秀飛抵瀋陽，勸說他火線起義，他揚言要「斃了」她；當天晚上，其連襟、心腹部下130 師師長夏時加入勸說的行列時，他勒令副官處扣押了這位近親。直到10月30日，當趙國屏等人群起逼宮、他陷入眾叛親離的地步時，他也不過蒙被大哭，抱怨說，「國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曉，面對黃達宣的槍口，他只有屈服了。
黃達宣是東野2縱6師16團的尖刀連連長。這一天凌晨，他率領百餘人經鐵西、過兩洞橋和馬路灣，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棲身的「世合公」銀行大樓。據說，在幾十個衛兵被繳械、黃達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際，周福成神色沮喪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隊正和你們三縱隊聯繫起義。」
對此，黃達宣毫無反應。他後來談道，「那時，我沒有聽說過『周福成』這個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國民黨的瀋陽城防司令。……我只是覺得有些好笑，都什麼時候了，還聯繫投誠，你還是先當俘虜吧」……
儘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傳揚出去了。當天傍晚，從各處被俘獲的百餘名國民黨將官，紛紛被押解到了這裡。「世合公」大樓成為了將官的第一個看守點。後來，116師師長劉德裕回憶說：「當日晚，解放軍為在銀行集合的百餘軍官準備晚餐。在該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門內迎賓旅館，並定名為解放軍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顧非常周到」（劉德裕，《第53軍在瀋陽放下武器經過》）……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僅僅持續了半個多月。不久後，東北局對53軍的處置意見，最終到達了：53軍只能按「自動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誠處理；而根據當年年初東野的「國軍工作會議」精神，旅以上的戰俘和投誠者，「特別優待」、但「基本上不釋放」。正因此，不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認為是投誠的劉德裕、夏時等人，也只能前往哈爾濱解放軍官教導團接收學習和改造。對此，劉德裕心情複雜地談到，「當我們移住迎賓旅館時，53軍副軍長趙鎮藩（作者按：即趙國屏）並未遷來，王理寰師長雖遷來，但不數日即被解放回家。這是他們對黨早有貢獻」……
又何止是趙國屏、王理寰？與他們同時出城聯繫解放軍的許賡揚，命運分途更判若雲泥：在勉強接受其「起義」後，暫編53師被改編為東北解放軍第53師，許賡揚繼任師長；次年春天，儘管「起義」待遇被取消，53師最後解散，但許賡揚依舊出任了齊齊哈爾市政協副主席、黑龍江省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等職。終其一生，他都受惠於自己的「起義人員」身份。
幾家歡樂幾家愁。這一年冬天，在初雪飄零的日子，百餘名將官踏上了前往哈爾濱的路途。遠在1947年春天，為改造戰俘、甄別投誠人員，這個東北解放戰爭的大後方，就設立了「解放軍官教導團」。一開始，它僅有六個連、「收容人數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隨著戰爭的進展、特別是遼瀋決戰的進行，它驟然擴編為十幾個營、五六千人。它包括了兩個「高級戰俘隊」，從瀋陽轉移到這裡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編入了這個總數為239人的隊伍。
「新生活」開始了。在一遍遍寫自傳、交代自己的歷史和心路歷程之餘，他們扭秧歌、出牆報、打掃衛生、參加平劇（註：即京劇）演出；在各種各樣的場合，他們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寫讀書筆記、對比新舊社會的區別，並在小組會上討論著各種心得體會……新政權的種種改造手筆，讓他們心情異常複雜：一方面，他們不斷上書，強調自己的「起義」身份；另一方面，在參觀哈爾濱電廠、考察雙城地區農村生活的過程中，他們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舊社會的區別。無論「被俘」、「投誠」還是「反正」，無一例外地，他們只能將自己的這個命運分野，說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可是在那時肅殺的政治環境下，有別的選擇嗎？
一個個昔日同僚被釋放了，夏時之後，是張儒彬、毛芝荃、劉德裕……漸漸地，這個先後收容了15，533名戰俘的解教團，只剩下了164人；其中還有88人，或等候釋放，或「準備轉往華北軍大任軍事教員」。然而，周福成的「解放」似乎遙遙無期，與他為伍的，還有38名將軍、18名上校。在是否列為「戰犯」的問題上，據說上級爭論不休；為此，周福成不斷地強調自己是「投誠」……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終獲釋。僅僅幾個月以後，他就在哈爾濱悄無聲息地死去了。
流離
百餘名將官被押往哈爾濱同時，針對校尉軍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筆浩大地進行著。後來，一個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寫下了他的「解放」印象。
當時，郭衣洞在瀋陽北大營第三軍官訓練班受訓；與此同時，他還和幾個朋友創辦了《大東日報》。這是在瀋陽小有名氣的一份反共報紙。11月1日，也就是解放軍進城這一天，他跑到北大營，「探聽能不能領到薪俸」，卻發現這裡已空無一人。驚慌之餘，他又返回了瀋陽城內，卻發現「街上有一種不同的氣氛」。
這一天，解放軍已經挺進到距離他的住處僅僅兩條街的炮子墳，而瀋陽主要報紙《新報》的頭條，還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瀋陽城外，共匪不多」。當天傍晚，街上幾乎沒有行人了，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擠在一個小房間裡，「面面相對，說不出一句話」。他產生了近乎絕望的感覺：「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間，又化成雲煙。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瞭解的新世界，我是一個失敗者。……我們四個人惟一的財產，只剩下那位將軍支援我們的二三十袋麵粉，又能坐吃幾天？」……
然後，他目睹瞭解放軍的歡欣。他說，「穿著灰色棉軍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車上擠成一團，解放軍中還有些女孩子打開胸前的紐扣，讓懷抱中的嬰兒吃奶」；他說，「震天的歌聲和笑聲，一輛一輛的軍車在《大東日報》社前面奔馳而過。我不知所措地面對著他們的歡樂，這幅畫面，深刻地印在腦海」……
讓他印象更深刻的，還在後頭。將官們安置的迎賓旅館，是「招待二所」；幾千名校尉軍官，則大多集中在大西門附近的幾個旅店裡。在十幾天的甄別、審查後，他們大多獲准回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夾雜在這股如釋重負的人流裡，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說，「我、徐天祥和孫建章三個人這次逃亡，有一個特別的方式，那就是脫下平民便裝，穿上臨時買來的國民黨軍軍服，惟一不同的是，把軍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並且談道，「我們所以改穿軍服，因為那正是共產黨所實行的寬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統戰心戰的巔峰。凡是國民黨軍，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鄉生產』」……
他們就這樣走進了瀋陽火車站。進入站台後，郭衣洞暗暗吃驚，「偌大的車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鬧沸騰，這時竟然靜悄悄的，鴉雀無聲，變成了一個古老的廢墟」。但這並不是因為沒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國民黨軍官兵，現在卻那麼有秩序地魚貫排列在各個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車站外的廣場上」。他為此感慨萬千，「沒有一個人吵鬧和大聲講話，也沒有一個人插隊』，身為敗軍之將，大家都很沉默。
這種政權的更迭，已經讓郭衣洞產生了滄海桑田、人間演替的感覺，那麼，在返回北平的路途中，解放軍士兵的質樸與軍紀嚴明，則讓他徹底動搖了自己的信念。他說，因為鐵路被毀壞，他們只能坐火車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僱馬車南下山海關的路上，「馬路兩旁湧出大批全副武裝的人民解放軍。……那些徹底執行軍令的戰士，常常高聲發問，『你是哪個部隊的，怎麼有車可坐』；我總是回答，『我們是國軍』。……那些質樸的戰士就一言不發，從沒有一個人刁難」……
又何止於此？「馬車伕有時還叱喝他們『讓路』、『讓路』，他們每次也都踉踉蹌蹌地讓路」。對此，郭衣洞再三讚嘆：「我從內心對解放軍生出敬意，這豈不是古書上所說的，『婦孺與王者之師爭道』麼？！」
就這樣，幾千名國民黨校尉軍官大多化劍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鄉。直到今天，一個叫張樹清的老人還保存著自己的「解放證」：「茲有國民黨軍第53軍389團 2營1連張樹清，系吉林省懷德縣范家屯區人，於瀋陽戰鬥中解放。經本軍釋放回家生產，望我沿途政權予以放行，並給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憶說，前往北平前夕，「每人還拿了一張通行路條。至於這三張路條是哪裡來的，已無法記憶，好像一張是孫建章用肥皂刻了一個圖章，另兩張是解放軍發的貨真價實的通行證」。這個「路條」、「通行證」，就是張樹清所說的「解放證」。
幾十年以後，生活在台灣的郭衣洞，有了一個讓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筆名——那就是以《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名揚海內的作家柏楊。
蒼茫
百餘名將官送走了，幾千名校尉軍官遣返了，還有萬餘名或傷或殘、或無家可歸的國民黨士兵，以及幾萬名血氣方剛、大多渴盼回家的軍內青年，他們都等待著「解放」。在這股潮流中，大多數「解放士兵」選擇了返回家鄉，回到自家茅草屋邊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眾多青年留了下來，加入了人民解放軍。
俘虜了周福成的尖刀連連長黃達宣記得，11月2日，千餘名士兵已集結在「世合公」銀行大樓附近，他開始親自挑選「解放戰士」。和兩年前不同了，全國解放在即、同時解放軍兵員也已超過了國民黨，他為此挑肥揀瘦：沒有精氣神的不要，個頭沒他高的不要，沒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唸唸有詞，看中一個就撥拉出一個；撥拉出80個的時候，他數著人頭，卻發現少了一個。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虜堆裡的那個大個子。
他問，「你怎麼又回去了」？大個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說，「東北解放了，關內還沒解放呢」！說著說著，又把對方給撥拉了過來。這個年僅17歲的大個子，就是後來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惠滋上將（請參閱當上解放軍上將的國軍俘虜）。
還有解放軍的離休幹部、某師副政委張天鑄。瀋陽解放時，他是「剿總」特務團2營6連的中士班長。他後來回憶，解放軍招募新兵時，「當時我就尋思，當兩年國軍，再當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別鬧那個景了」。就這樣，他被分到了2縱5師13團的一個班。
與徐惠滋、張天鑄一樣，被挑選入伍的「解放戰士」，大約有一兩萬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際，解放軍面臨著一個撓頭的難題：那萬餘名或傷或殘、或無家可歸的國民黨官兵，該怎麼辦呢？
不僅國民黨傷殘士兵。在東北各個城市，共產黨的榮復人員，也達到十幾萬之多，「到處都可以看見殘廢軍人」。農業部副部長、曾主管榮復軍人安置的劉培植後來回憶說，「相當的人帶著不滿情緒發牢騷，講怪話。他們講，『動員時說得好聽，說是參軍光榮，現在打傷了、致殘了、復員了，沒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個突發性事件，更讓他憂心忡忡：一群榮復軍人闖進了黑龍江省政府，挾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對前來勸說的部隊首長，他們如同孩子一樣，一個個嚎啕大哭……
在這個背景下，拓荒屯墾，成為 1949年的「解放」主軸之一：這一年3月，在傷殘軍官郝光濃的帶領下，28名榮軍開進黑龍江鎮賚縣的千年曠野，辦起了「東屏榮軍農場」；以此為先聲，新疆、甘肅、海南、黑龍江……一個個地廣人稀的省區，處處可見脫下軍裝的復轉軍人。在他們當中，也夾雜著萬餘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 3月，「解放二團」在湯原縣香蘭建場，不久後又派出300餘人，創建了「通北農場」；當年9月，「解放三團」創辦了樺南縣孟家崗農場；這一年年底，在團長房定辰的率領下，「青幹一團」也開進德都縣，創辦了二龍山農場……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裡，大約14，000名「解放官兵」創辦了七個農場。後來，有人以「種地犁後喘、開荒靠鎬刨」的詩句，描述了他們在千里凍原上的艱難狀況。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處處出沒；極目四野，只有星星點點的幾處農舍；大多數人沒有家小，前往集鎮，往往要跋涉一兩天……即使如此，他們大多沒有返回家鄉，終身留在了這片荒野之地。年復一年，他們漸漸地老去，而即使在「撥亂反正」的大潮中，一萬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幾個獲得了「起義人員」的待遇。大多數人棲息著、沉默著，隨後一個接一個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湯原縣香蘭農場僅存的幾個耄耋老人，領取著400餘元的退休金。
這就是這批東北國軍的最後命運旅程。
1948 年10月30日，下午四時許，在瀋陽東塔機場，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綠色的C-46運輸機。這一天，現場秩序無比混亂，《申報》報導說，「登機的一剎那，情景太緊張、太淒慘，因為有好多從前線退下來的官兵，擁在飛機前……前推後擁，一片紊亂」；新一軍暫編53師師長許賡揚後來回憶說，衛立煌登機後，「由副官們把守機門」，將「被人從人頭頂上傳進去」的原外交部次長王家幀、「被人拉著從旁邊上去」的瀋陽市市長董文琦搶進機艙後，他們不顧在人群中呼天搶地的嫩江省長彭濟群，強行關閉了艙門。這架可載員五六十人的運輸機，在僅僅搭乘了十幾名高官顯貴的情況下，向葫蘆島方向飛去了。
這一天，與衛立煌座機先後降落的另一架C-46，「隨著也開始滑行過來，似乎要到停機位置接人」，但面對蜂擁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沒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飛走了」。而東塔機場之外，北陵機場航空站副站長林兆祥後來談到，這一天中午，趕到北陵機場的人流越來越多，「飛機一著陸，這些人不聽安排，都爭先恐後爬上飛機，結果飛機超重無法啟航，但誰也不肯下來」（林兆祥，《我在瀋陽空軍基地的見聞》）。這麼一來，原本停在機場的三架運輸機，「均不聽命，擅自啟航，只運走了一部分場站人員」；而飛抵瀋陽的其它飛機，「見地面混亂，不敢降落，便飛往鐵西民航機場降落」……
從這一天開始，北陵機場再無飛機降落。次日，最後一架飛機抵達東塔機場，帶走了空軍司令部的兩名處長，彭亞秀和張季良，以及一個不知名的警衛團團長。林兆祥為此憤憤不平，他說，「一架能載五十人的飛機，只把這三個所謂高級官員運走，可憐許多低級官佐和技術人員，全被甩下來了」；他說，「其實當天機場安靜無事，為什麼忍心這樣做呢？受苦有份，臨危不顧，軍紀何存？」……
無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護組組長梁增光、機械師萬錦文和秦禧良，「化裝從營口方向逃走」。而在這些國民黨高階軍政人員倉皇逃命的背影後面，是八萬名走投無路、如同無頭蒼蠅的國民黨官兵，是一座舊的已死、新的未生、複雜而蒼茫的城。
忐忑
如果說，滯留在三大機場的男女老幼，充滿了絕望、灰色的氣息，那麼，依舊駐防在瀋陽城裡的幾位國民黨將領，則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著這個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預知的前途。
瀋陽守備部隊，以原東北軍53軍、新一軍暫編第53師和青年軍207師為主。遠在這一年6月，中共地下黨員李書城即攜帶呂正操的親筆信，往見與她有世交之誼的53軍副軍長趙國屏。據說，趙國屏這麼表明自己的態度：「我早就有這樣的打算……第53軍四個師長，其中張儒彬、毛芝荃是我當師長時期的團長，平時相處甚好，跟我行動是沒有問題的；第116師師長劉德裕，雖然和周軍長是親戚，但他是看風頭的人，由於利害關係，爭取他也不會有多大問題。只有第130師師長王理寰，平日關係不甚好，沒有把握」（趙國屏，《瀋陽解放簡述》）……
趙國屏不知道，幾乎與此同時，在張學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黨員王佩青已開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觸。後來，王理寰談道，「從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帶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開車，勤務兵只有孫喜貴，以免外人知道」……
問題在於，在幾個月的時間裡，無論趙國屏還是王理寰，都僅僅為中共地下組織提供了些許便利；對起義的要求，他們以「時機不成熟」的理由，不斷推脫。他們始終保留著觀望態度。直到10月29日，當瀋陽淪為一片孤城、十幾萬大軍兵臨城下之際，他們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與解放軍各部聯繫。
暫編53師師長許賡揚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幾名代表，「分頭向各方面解放軍尋求聯繫」（許賡揚，《瀋陽解放時的暫編53師》）。次日，他的代表作戰科長張社民找到瞭解放軍獨立2師師長管松濤；在兩天的談判後，管松濤代表遼北軍區司令員聶鶴亭、政委陶鑄，與他達成了起義協定。後來，在寫給東北局的報告裡，陶鑄表示，「准其起義有好處。我可早兩天進城，減少破壞。……總之是各階層的統一戰線反對特務破壞，在我軍進城前，協力維持秩序，不使瀋陽再遭受破壞」（《遼瀋戰役作戰電報彙集》）。
然而，東北局對此態度極為勉強。他們認為，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53軍的種種做法，只能算是投誠，「按（長春守軍）新七軍一樣的待遇」；至於暫編53師，林彪的不悅之情也躍然紙上，在發往中央軍委的電文裡，他說，「遼北軍區不待我們批准，已經答應，造成已成事實」；「現53師整個建制仍未動，開至法庫整訓，目前似乎只有承認該部起義的辦法」……
在討價還價、忐忑不安的間隙，瀋陽，這個東北的心臟、有著180餘萬人口的工業重鎮，槍聲始終零零星星。11月1日，在消滅蘇家屯以北的207師殘部後，解放軍先頭部隊挺進了瀋陽城。他們驚奇地發現，「敵軍……把人員武器排列得整整齊齊，等候我軍接收。我們的戰士坐上敵人的卡車、轎車、吉普車來往奔馳，一個排、一個班、幾個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營整團的敵軍和各種物資倉庫」（程世才，《配合主力，圍攻瀋陽》）。《申報》駐瀋陽記者的觀察更為細緻，也更加具體：「中午，槍聲稀了，衣冠破舊的零星匪軍（作者按：即解放軍），腰插手榴彈，扛著大鐵棍，出現於市區。解體的國軍，東一堆西一堆地看著這些疲憊的匪軍。後來有成隊的匪軍來了，帽子上帶著草圈，插著亂草。不久，吉普車、大卡車在街頭飛駛了，到處收繳槍械、武器」（《申報》，1948年12月4 日）……
1948年12月4日這一天，除了遊蕩在街頭的幾千名散兵游勇外，七萬餘名國民黨官兵束手就擒。新政權對他們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稱謂：「解放軍官」、「解放士兵」。對這個新興的、氣象蓬勃的政權來說，無論是「被俘」、「投誠」還是「反正」，都是被「解放」的。
複雜
在被「解放」的百餘名將官中，後來最被人津津樂道的，當屬53軍軍長、瀋陽守備兵團司令官周福成。後來，他的眾多屬下以「異常頑固」、「冥頑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長女、中共地下黨員周常秀飛抵瀋陽，勸說他火線起義，他揚言要「斃了」她；當天晚上，其連襟、心腹部下130 師師長夏時加入勸說的行列時，他勒令副官處扣押了這位近親。直到10月30日，當趙國屏等人群起逼宮、他陷入眾叛親離的地步時，他也不過蒙被大哭，抱怨說，「國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曉，面對黃達宣的槍口，他只有屈服了。
黃達宣是東野2縱6師16團的尖刀連連長。這一天凌晨，他率領百餘人經鐵西、過兩洞橋和馬路灣，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棲身的「世合公」銀行大樓。據說，在幾十個衛兵被繳械、黃達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際，周福成神色沮喪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隊正和你們三縱隊聯繫起義。」
對此，黃達宣毫無反應。他後來談道，「那時，我沒有聽說過『周福成』這個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國民黨的瀋陽城防司令。……我只是覺得有些好笑，都什麼時候了，還聯繫投誠，你還是先當俘虜吧」……
儘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傳揚出去了。當天傍晚，從各處被俘獲的百餘名國民黨將官，紛紛被押解到了這裡。「世合公」大樓成為了將官的第一個看守點。後來，116師師長劉德裕回憶說：「當日晚，解放軍為在銀行集合的百餘軍官準備晚餐。在該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門內迎賓旅館，並定名為解放軍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顧非常周到」（劉德裕，《第53軍在瀋陽放下武器經過》）……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僅僅持續了半個多月。不久後，東北局對53軍的處置意見，最終到達了：53軍只能按「自動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誠處理；而根據當年年初東野的「國軍工作會議」精神，旅以上的戰俘和投誠者，「特別優待」、但「基本上不釋放」。正因此，不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認為是投誠的劉德裕、夏時等人，也只能前往哈爾濱解放軍官教導團接收學習和改造。對此，劉德裕心情複雜地談到，「當我們移住迎賓旅館時，53軍副軍長趙鎮藩（作者按：即趙國屏）並未遷來，王理寰師長雖遷來，但不數日即被解放回家。這是他們對黨早有貢獻」……
又何止是趙國屏、王理寰？與他們同時出城聯繫解放軍的許賡揚，命運分途更判若雲泥：在勉強接受其「起義」後，暫編53師被改編為東北解放軍第53師，許賡揚繼任師長；次年春天，儘管「起義」待遇被取消，53師最後解散，但許賡揚依舊出任了齊齊哈爾市政協副主席、黑龍江省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等職。終其一生，他都受惠於自己的「起義人員」身份。
幾家歡樂幾家愁。這一年冬天，在初雪飄零的日子，百餘名將官踏上了前往哈爾濱的路途。遠在1947年春天，為改造戰俘、甄別投誠人員，這個東北解放戰爭的大後方，就設立了「解放軍官教導團」。一開始，它僅有六個連、「收容人數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隨著戰爭的進展、特別是遼瀋決戰的進行，它驟然擴編為十幾個營、五六千人。它包括了兩個「高級戰俘隊」，從瀋陽轉移到這裡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編入了這個總數為239人的隊伍。
「新生活」開始了。在一遍遍寫自傳、交代自己的歷史和心路歷程之餘，他們扭秧歌、出牆報、打掃衛生、參加平劇（註：即京劇）演出；在各種各樣的場合，他們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寫讀書筆記、對比新舊社會的區別，並在小組會上討論著各種心得體會……新政權的種種改造手筆，讓他們心情異常複雜：一方面，他們不斷上書，強調自己的「起義」身份；另一方面，在參觀哈爾濱電廠、考察雙城地區農村生活的過程中，他們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舊社會的區別。無論「被俘」、「投誠」還是「反正」，無一例外地，他們只能將自己的這個命運分野，說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可是在那時肅殺的政治環境下，有別的選擇嗎？
一個個昔日同僚被釋放了，夏時之後，是張儒彬、毛芝荃、劉德裕……漸漸地，這個先後收容了15，533名戰俘的解教團，只剩下了164人；其中還有88人，或等候釋放，或「準備轉往華北軍大任軍事教員」。然而，周福成的「解放」似乎遙遙無期，與他為伍的，還有38名將軍、18名上校。在是否列為「戰犯」的問題上，據說上級爭論不休；為此，周福成不斷地強調自己是「投誠」……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終獲釋。僅僅幾個月以後，他就在哈爾濱悄無聲息地死去了。
流離
百餘名將官被押往哈爾濱同時，針對校尉軍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筆浩大地進行著。後來，一個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寫下了他的「解放」印象。
當時，郭衣洞在瀋陽北大營第三軍官訓練班受訓；與此同時，他還和幾個朋友創辦了《大東日報》。這是在瀋陽小有名氣的一份反共報紙。11月1日，也就是解放軍進城這一天，他跑到北大營，「探聽能不能領到薪俸」，卻發現這裡已空無一人。驚慌之餘，他又返回了瀋陽城內，卻發現「街上有一種不同的氣氛」。
這一天，解放軍已經挺進到距離他的住處僅僅兩條街的炮子墳，而瀋陽主要報紙《新報》的頭條，還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瀋陽城外，共匪不多」。當天傍晚，街上幾乎沒有行人了，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擠在一個小房間裡，「面面相對，說不出一句話」。他產生了近乎絕望的感覺：「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間，又化成雲煙。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瞭解的新世界，我是一個失敗者。……我們四個人惟一的財產，只剩下那位將軍支援我們的二三十袋麵粉，又能坐吃幾天？」……
然後，他目睹瞭解放軍的歡欣。他說，「穿著灰色棉軍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車上擠成一團，解放軍中還有些女孩子打開胸前的紐扣，讓懷抱中的嬰兒吃奶」；他說，「震天的歌聲和笑聲，一輛一輛的軍車在《大東日報》社前面奔馳而過。我不知所措地面對著他們的歡樂，這幅畫面，深刻地印在腦海」……
讓他印象更深刻的，還在後頭。將官們安置的迎賓旅館，是「招待二所」；幾千名校尉軍官，則大多集中在大西門附近的幾個旅店裡。在十幾天的甄別、審查後，他們大多獲准回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夾雜在這股如釋重負的人流裡，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說，「我、徐天祥和孫建章三個人這次逃亡，有一個特別的方式，那就是脫下平民便裝，穿上臨時買來的國民黨軍軍服，惟一不同的是，把軍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並且談道，「我們所以改穿軍服，因為那正是共產黨所實行的寬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統戰心戰的巔峰。凡是國民黨軍，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鄉生產』」……
他們就這樣走進了瀋陽火車站。進入站台後，郭衣洞暗暗吃驚，「偌大的車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鬧沸騰，這時竟然靜悄悄的，鴉雀無聲，變成了一個古老的廢墟」。但這並不是因為沒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國民黨軍官兵，現在卻那麼有秩序地魚貫排列在各個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車站外的廣場上」。他為此感慨萬千，「沒有一個人吵鬧和大聲講話，也沒有一個人插隊』，身為敗軍之將，大家都很沉默。
這種政權的更迭，已經讓郭衣洞產生了滄海桑田、人間演替的感覺，那麼，在返回北平的路途中，解放軍士兵的質樸與軍紀嚴明，則讓他徹底動搖了自己的信念。他說，因為鐵路被毀壞，他們只能坐火車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僱馬車南下山海關的路上，「馬路兩旁湧出大批全副武裝的人民解放軍。……那些徹底執行軍令的戰士，常常高聲發問，『你是哪個部隊的，怎麼有車可坐』；我總是回答，『我們是國軍』。……那些質樸的戰士就一言不發，從沒有一個人刁難」……
又何止於此？「馬車伕有時還叱喝他們『讓路』、『讓路』，他們每次也都踉踉蹌蹌地讓路」。對此，郭衣洞再三讚嘆：「我從內心對解放軍生出敬意，這豈不是古書上所說的，『婦孺與王者之師爭道』麼？！」
就這樣，幾千名國民黨校尉軍官大多化劍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鄉。直到今天，一個叫張樹清的老人還保存著自己的「解放證」：「茲有國民黨軍第53軍389團 2營1連張樹清，系吉林省懷德縣范家屯區人，於瀋陽戰鬥中解放。經本軍釋放回家生產，望我沿途政權予以放行，並給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憶說，前往北平前夕，「每人還拿了一張通行路條。至於這三張路條是哪裡來的，已無法記憶，好像一張是孫建章用肥皂刻了一個圖章，另兩張是解放軍發的貨真價實的通行證」。這個「路條」、「通行證」，就是張樹清所說的「解放證」。
幾十年以後，生活在台灣的郭衣洞，有了一個讓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筆名——那就是以《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名揚海內的作家柏楊。
蒼茫
百餘名將官送走了，幾千名校尉軍官遣返了，還有萬餘名或傷或殘、或無家可歸的國民黨士兵，以及幾萬名血氣方剛、大多渴盼回家的軍內青年，他們都等待著「解放」。在這股潮流中，大多數「解放士兵」選擇了返回家鄉，回到自家茅草屋邊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眾多青年留了下來，加入了人民解放軍。
俘虜了周福成的尖刀連連長黃達宣記得，11月2日，千餘名士兵已集結在「世合公」銀行大樓附近，他開始親自挑選「解放戰士」。和兩年前不同了，全國解放在即、同時解放軍兵員也已超過了國民黨，他為此挑肥揀瘦：沒有精氣神的不要，個頭沒他高的不要，沒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唸唸有詞，看中一個就撥拉出一個；撥拉出80個的時候，他數著人頭，卻發現少了一個。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虜堆裡的那個大個子。
他問，「你怎麼又回去了」？大個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說，「東北解放了，關內還沒解放呢」！說著說著，又把對方給撥拉了過來。這個年僅17歲的大個子，就是後來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惠滋上將（請參閱當上解放軍上將的國軍俘虜）。
還有解放軍的離休幹部、某師副政委張天鑄。瀋陽解放時，他是「剿總」特務團2營6連的中士班長。他後來回憶，解放軍招募新兵時，「當時我就尋思，當兩年國軍，再當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別鬧那個景了」。就這樣，他被分到了2縱5師13團的一個班。
與徐惠滋、張天鑄一樣，被挑選入伍的「解放戰士」，大約有一兩萬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際，解放軍面臨著一個撓頭的難題：那萬餘名或傷或殘、或無家可歸的國民黨官兵，該怎麼辦呢？
不僅國民黨傷殘士兵。在東北各個城市，共產黨的榮復人員，也達到十幾萬之多，「到處都可以看見殘廢軍人」。農業部副部長、曾主管榮復軍人安置的劉培植後來回憶說，「相當的人帶著不滿情緒發牢騷，講怪話。他們講，『動員時說得好聽，說是參軍光榮，現在打傷了、致殘了、復員了，沒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個突發性事件，更讓他憂心忡忡：一群榮復軍人闖進了黑龍江省政府，挾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對前來勸說的部隊首長，他們如同孩子一樣，一個個嚎啕大哭……
在這個背景下，拓荒屯墾，成為 1949年的「解放」主軸之一：這一年3月，在傷殘軍官郝光濃的帶領下，28名榮軍開進黑龍江鎮賚縣的千年曠野，辦起了「東屏榮軍農場」；以此為先聲，新疆、甘肅、海南、黑龍江……一個個地廣人稀的省區，處處可見脫下軍裝的復轉軍人。在他們當中，也夾雜著萬餘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 3月，「解放二團」在湯原縣香蘭建場，不久後又派出300餘人，創建了「通北農場」；當年9月，「解放三團」創辦了樺南縣孟家崗農場；這一年年底，在團長房定辰的率領下，「青幹一團」也開進德都縣，創辦了二龍山農場……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裡，大約14，000名「解放官兵」創辦了七個農場。後來，有人以「種地犁後喘、開荒靠鎬刨」的詩句，描述了他們在千里凍原上的艱難狀況。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處處出沒；極目四野，只有星星點點的幾處農舍；大多數人沒有家小，前往集鎮，往往要跋涉一兩天……即使如此，他們大多沒有返回家鄉，終身留在了這片荒野之地。年復一年，他們漸漸地老去，而即使在「撥亂反正」的大潮中，一萬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幾個獲得了「起義人員」的待遇。大多數人棲息著、沉默著，隨後一個接一個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湯原縣香蘭農場僅存的幾個耄耋老人，領取著400餘元的退休金。
這就是這批東北國軍的最後命運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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