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圖裡的女工有一對死魚眼睛，她的眼睛裡看不到靈魂、活力、快樂、希望，作者寫了篇諷刺富士康、其客戶、美國消費者的短文，題為「別為富士康員工哭泣」，附圖即這張：http://www.crunchgear.com/2010/05/20/dont-cry-for-the-workers-at-foxconn/

台灣的勞工團體真可愛！想搞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嗎？在為富士康員工哭泣嗎？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設在大陸，深圳那裡的廠區發生連環員工自殺事件，人家大陸勞動階級都沒動作，台灣這裡的勞工團體卻替他們打起抱不平來了！今天（2010/5/28），十來個台灣勞工團體跑到土城鴻海總部手拉白布條，大叫：資本家償命！生產線殺人！

抗議勞團賴香伶指出，「你賺那麼多利潤，請問你今天調薪20%，到底在收買人心，還是真的關注？13個年輕人背後，在沒有出路的情況下走上自殺一途，你到底有沒有誠心懺悔」。有幾個資本家會真心懺悔？這些勞運人士真可愛透頂。

真巧！筆者今早寫了下文（後來查尋網路，看到香港明報也稱富士康為精神血汗工廠）：

古今中外資本家最荒謬、最自大的一個樣本：富士康在中國大陸雇用 80 多萬員工，深圳有三廠，現計 42 萬名員工，龍華廠最大，超過 25 萬名工人生活在佔地 2.3 平方公里的廠區，絕大多數為 80 後和 90 後的大陸一胎化年輕世代。

因此，光只龍華廠已足可匹敵台灣一個縣轄市，例如嘉義市。但它太同質化，太集中化，太軍事化，它等於中國大陸轄域裡頭的一個富士康「租借地」，美國記者形容它為郭台銘的紫禁城。這麼多「市民」在裡頭吃喝拉撒，卻沒有國法地方法可管，裡頭自成一系，以《郭語錄》為聖經，以郭台銘訂立的廠規為法律，以郭台銘任用的人員為「市政府」。

在裡頭，除了高階管理有車，不准汽機車進入，不准奔跑，只准吃準備挺好的富士康伙食，沒有小吃攤，沒有泡麵，到處都貼著郭語錄。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生活園區，縱然民工一進去大多生活在裡面，它不准媒體進入，不准閒人來訪，它不像咱們的學生或工人宿舍任由訪客來訪問。

從物質層面來說，它包吃包住包洗衣，薪資不錯，但從精神層面來說，所有物質提供都附帶禁忌和條件，在裡頭的人精神並不自由，所以它是精神血汗工廠。

富士康會說，我們任由你們來去，沒逼你們做什麼。癥結在此：

一方面提供在大陸就業環境下看似優渥的物質條件，讓心懷需要的民工趨之若鶩，另方面則限制全面生活自由，致使民工將這份工作看成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對這些年輕民工，造成心理學上的兩難衡突：走了沒更好的，不走必須忍受窒息感。

心理實驗使用白老鼠，你讓白老鼠走這路不通，走那路也不通，白老鼠會放棄停在原地，變遲滯呆純。以人類臨床病例來說，父母或其他權威形象對子女，假如一逕打罵，一逕虐待，孩子雖然產生心理偏差，卻比較不致變態發瘋。假使同時一手打罵，另手安撫，在孩子心裡產生無所適從的兩難矛盾，孩子比較容易發瘋。

筆者認為，假使這些案件並非他殺，那麼，富士康年輕民工被迫呆在郭台銘打造的精神血汗王國，或機械人集中營，想走卻無處可走，才會機械化地、蹦地跳樓自殺，也不留遺書給爸爸媽媽、爺爺奶奶、或仇家。

冷眼看富士康建立這麼一個廿一世紀、只有在中國大陸才可能建立的機械人集中營，讓人很奇怪大陸政府怎麼可能容許它存在。

很簡單，它違反人道精神。

表面上，富士康不像傳統的血汗工廠（sweatshop），血汗工廠像這樣（維基圖片）：1890年血汗工廠 

華爾街日報記者 JASON DEAN 在 2007/8/11 發表「郭台銘的紫禁城」一文，說鴻海這家全球最大代工，客戶包括蘋果的iPod和iPhone、惠普的個人電腦、摩特羅拉的手機、任天堂的Wii電玩遊戲機、諾基亞的手機零件、新力的PlayStation 2、戴爾的電腦零件等，在中國建立他的「紫禁城」，城內遍見郭語錄（"Gou's Quotations"），高級員工必須背誦郭語錄；「將全球電子工業生產轉移到中國，沒有人比郭台銘做的更多」；「除了客戶，極少外人獲准涉足他的紫禁城，包括記者」。這位華爾街記者沒說郭台銘的紫禁城是血汗工廠，也沒提一年前的蘋果調查，他的唯一批評大概只有「龍華廠過份擁擠」。（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18677584137994489.html）

蘋果公司為什麼要去調查深圳富士康是否血汗工廠呢？「始作俑者」是英國《星期日郵報》的女記者克勞迪亞約瑟夫（Claudia Joseph），她在2006/6/11發表篇題為《iPod之城》的報導，文中披露富士康深圳代工廠裡，給蘋果製造iPod的女工往往每天工作 15 個小時，所賺月薪卻只有 27 英鎊（約合人民幣 387 元）。文章一刊出，哇，國際人權組織就向蘋果公司施壓，蘋果只得展開調查。2006/8/18，蘋果公司發佈它對深圳富士康工廠的調查報告，說它發現富士康雖然並無強迫加班實情，但：

（一）工資結構複雜，明顯違反蘋果公司的供應商行為準則（《Supplier Code of Conduct》）；
（二）富士康員工的加班時間超過了《蘋果供應商行為準則》「每週最高工作60小時、至少休息一天」的規定。

記得乃是英國《星期日郵報》2006/6/11的新聞報導引發蘋果去調查富士康嗎？鴻海當然氣炸了頭。其實，四天後，中國大陸的《第一財經日報》在 2006/6/15 刊出《富士康員工：機器罰你站12小時》一文，也揭示富士康工廠的內部員工超時加班及相關管理問題。

郭台銘曾公開表示鴻海將向英國《星期日郵報》提告，出人意表的是，富士康科技集團下屬獨資企業鴻富錦，在 2006/7/10，以名譽侵權糾紛為由，向《第一財經日報》編委翁寶索賠人民幣1000萬元，向記者王佑索賠人民幣2000萬元，並將兩人位於廣州、上海的住宅、一部汽車和銀行帳戶全部查封、凍結。根據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陳乃蔚律師表示，此案係新聞報導引起的名譽權糾紛案件，原告將記者個人列為被告的做法很少見。「由於記者是職務行為，一般都是將報社和報社記者列為被告，列記者個人就是為了整垮記者個人」。(http://biz.163.com/06/0827/19/2PIBHKSC00020QC3.html)

筆者很納悶為何媒體說鴻海在業界口碑很好，因為這裡有幾點很有趣！

（一）蘋果調查富士康，「禍因」實為英國報紙，郭台銘說告《星期日郵報》卻沒告，不告洋人報紙，反而去告中國報紙，是不是杮子揀軟的吃嘛。

（二）不，郭台銘沒告任何報紙，他去告「個人」。報社承擔力大，小記者承擔力小，而鴻海此案是中國歷來金額最大的索賠案件，小記者個人要承擔這麼大的告訴。

（三）不告組織告私人不夠，鴻海這大集團還去查封和凍結小記者及編輯的住宅、汽車、存款。

（四）中國大陸的法庭十分配合鴻海的要求，居然准許查封。這事若發生在英國，郭台銘若想告《星期日郵報》，根本一點勝訴的指望都沒有，更遑論申請查封和凍結了。

其實在2004年，鴻海也曾因一篇報導向臺北地方法院申請「假扣押」了臺灣《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的個人財產，更同時向其個人索賠 3000 萬元新臺幣。請注意：同樣地杮子挑軟的吃，也同樣地只告個人，不把報社同列被告。這起2004年事件如下：

＊http://biz.163.com/06/0827/22/2PIKEEER000220TV.html
2004年4月29日，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英代爾新平臺－－嘉惠鴻海》報導見報。2004年5月，鴻海指曠文琪報導標題雖正面，但文章提及鴻海連接器報價達七美元，暗指產品價高質量有問題，損害公司營銷，使對手得以借機發動耳語打擊，讓鴻海損害商業利益達3000萬台幣，遂向臺北地方法院提供一千萬元擔保金，訴請「假扣押」文琪財產三千萬獲准。2004年6月曠文琪每月薪水被扣三分之一，名下財產亦無法處分，個人財務受到影響。2004年10月，曠文琪申請留職停薪三月。
　　2004年11月30日，臺灣記協要求鴻海12月15日前撤回“假扣押”申請，否則，不排除尋求國際記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協助，且不排除集結全球新聞同業，對鴻海海內外據點進行一連串示威抗議。 記協表示，郭台銘與媒體互動展現“強烈的個人風格”。除電子時報曾收過鴻海的律師函外，今週刊、壹週刊、經濟日報等媒體都曾因報導內容接過郭台銘親電的“嚴厲指正”。
　　鴻海的做法，嚴重侵害新聞自由，明顯以財團經濟優勢欺淩記者，勢將造成新聞工作者未來報導工商企業新聞的寒蟬效應。
　　鴻海對記者提出三千萬元“假扣押”，明顯不服比例，且“假扣押”後並未實際提出法律訴訟，“威嚇”記者之用意明顯，將對日後記者採訪鴻海及其它大企業產生不必要的壓力，此舉對新聞自由的打壓不言可喻。
　　2004年12月16日，臺灣記者協會發起萬人連署活動，並透過國際記協等團體發函給包括戴爾、新力公司、諾基亞、惠普等鴻海客戶，提醒國際知名品牌慎選「代工廠商」，不要下單給漠視人權、打壓新聞自由的企業。
　　2004年12月18日，鴻海公司董事長郭台銘親自拜會工商時報，經過詳談溝通之後，決定收回「假扣押」的決定。2004年12月20日，鴻海與工商時報發表聲明，撤回「假扣押」。
　　受理「假扣押」聲請案的臺北地方法院，無視企業財團與記者個人的不對等地位，違反比例原則同意鴻海的「假扣押」要求，委實令新聞界瞠目結舌。

注意到了沒有？我們台灣記者協會群策群力，為曠文琪奔走和發聲，這就是我們台灣的第四權。此外，我們台灣的法院和大陸的法院都同樣一付德性，在歐美，批准這類查封凍結或假扣押是難以想像的事情，難怪華爾街日報記者看到深圳富士康，管它叫「郭台銘的紫禁城」了。

回到咱們要不要為富士康的員工哭泣。

下頭是香港《明報》的文章（2010/5/26），寫得很好，標題為「富士康——物質豐腴企業　精神血汗工廠」。它說，富士康並非一般定義的血汗工廠，但是一些非人性化管理措施，可能與慘劇不斷有關。傳統血汗工廠的定義必須環境恐怖、工安危險、工時長、工資低，但富士康的廠區建設、工作環境、廠區宿舍都漂亮得像獨立洋房，幾幢幾層高的宿舍共享一個泳池，綠樹林蔭，民工居住的宿舍雖然密度較高，外表看似香港公寓，廠區內還設有上網中心、運動場、食肆、超市，設施齊全。在工資方面，據一名屬第一線流水作業的工人稱，初來時每月放假1天，工資900元人民幣，5月份改善待遇，變成每周放假1天，工資加到1100元，由早上8時工作到晚上8時（包括2小時用膳及2小時加班），工人認為與其他工廠相比，富士康的待遇已算不錯。

根據《明報》，非人性化方面：上班時不能說話，要找人頂班才能上廁；平日工作間除了單調的機器聲音，寂靜無聲；回到宿舍，因為公司安排同一單位的工友住在不同房間，致使工友互不熟稔，另外，早晚更不同，回到宿舍只見到其他人睡覺，不好意思打擾。它說，「富士康就工廠硬件建設和待遇而言，並非一般定義上的血汗工廠，但是管理上存在一些非人性化做法（例如，被指刻意不讓工友之間熟稔、基層管理人員粗暴、存在責難打罵等），富士康被視為精神上的『另類血汗工廠』，其性質屬於管理問題；另外，管理問題不排除與前線人員執行偏差有關，並非原則性問題，富士康只要肯調整，認真處理，應該可以認清問題真象和拿出解決辦法。」

《明報》還是很看好富士康的，它建議富士康摒棄「機械人管理」模式，還捧了郭台銘一句：「富士康的老闆郭台銘是台灣大商家，他做生意的手法和對待員工一貫口碑甚佳」。（引自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0525/4/i7tv.html）

下面說，富士康搞自殺專線沒用，宿舍漂亮卻冷漠殺人：

＊富士康急聘心理醫生救命‧漂亮宿舍冷漠殺人（2010-05-23）
　　富士康廠區設計現代化，但在員工眼中工廠圍牆是冰冷的。員工道出，每天在工場的時間可長達12小時，其間不准講話；回到宿舍，房友來自不同單位，因早晚班不同，“只看到其他人睡覺”，無人可訴心事，冷漠可能就是殺人兇手。

同部門不同宿　疑防工人串連：外界猜測富士康的做法是為了避免工人串連，但受訪員工難以證實。記者發現，富士康的管理為封閉式，四週被圍牆包圍，登高望去，一望無際盡是廠房和宿舍，園區東南西北四個出口均有保安把守，員工出入打卡，即使想帶朋友進入，亦不被容許。但在訪問中，員工很少怪罪富士康，對同事的死只認為：他們自己想不開。

管理層的說辭：自殺均是個別事件，以42萬員工計算，10人自殺比率不算高，流水線不准說話，是為防止員工出錯，因為工廠工人常常換人，宿舍一有空位就要讓新人入住，難以安排同一單位的人共宿。

學者意見：反映中國工業體制瘋狂

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指出，內地每年有200萬人自殺未遂，30萬人自殺身亡，自殺率為萬分之2.6；富士康的自殺率則為2.3左右，看似低於全國水平，“但這不是代表富士康很正常，而是反映了整個中國的畸形工業體制太瘋狂，還有更多比富士康還慘的工人”。周孝正表示，中國近代高速經濟增長建築在三大代價之上：過度消耗資源、嚴重的污染、欺凌式的剝削，他用後者形容中國工廠工人的生存狀態。“過去12年，他們工資平均只漲了68塊！怎麼跟得上通脹？”

記者發現，富士康的員工上班不能談話，同部門的員工不許住同一宿舍，朝夕相對卻形同陌路。周教授指出，“工廠用管理方法打散他們，為的是防止他們串聯，防止他們組織工會爭取權益。幾十萬80後工人都是同一年齡層，他們生活缺乏多樣性，精神麻木，思想容易崩潰，也就容易自殺了。”周教授說，這種封閉性的監獄式管理只是中國企業的冰山一角，“就連我去過的修腳甲院，員工放假都不讓出去，工廠就是一個大監獄，農民工就是奴隸”。

有份聯署的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潘毅也認為，富士康已經是內地對待工人比較好的企業，它向員工提供娛樂、圖書館、心理輔導，但這種剝削廉價勞動者的的工業模式，讓工人活得沒有尊嚴。潘毅說：“上一代農民工對農村還有依託，掙了錢就回老家起屋生活，但30年改革開放不斷向國民灌注城市發展價值，加上務農的生活水平與城市相距愈來愈遠，第二代80後、90後農民工已經沒有退路，他們接受了城市價值，卻得不到城市的尊重，政府沒有給他們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等配套，1000多元工資也不可能在城市生活。”

富士康式工人沒有將來

潘毅說，迷失在農村與城市狹縫中間的富士康式工人生活在沒有將來，沒有希望之中，年齡層也缺乏多樣性，沒有父母，沒有小孩，沒有正常的社交，生活蒼白，人際疏離，“他們容易自殺，也不關心別人的自殺，人性變得冷漠”。http://www.mediachinese.com/node/7095

＊此文問：大陸的公權力（警察）在哪裡？（2010-05-19）
這些死傷的員工，究竟和富士康有什麼關聯呢？我們從警方的公信力裏，得到的結論顯然是與富士康無關，都是他們員工自願的——自殺。

然而事實上，在過往富士康員工死亡事件中，其實還有不少的疑點沒有解開，值得公眾睜大眼睛。比如河南省許昌市鄢陵縣年僅19歲的馬向前在富士康深圳工廠生產線上死去，他的同在該廠上班的姐姐得知消息後，趕到工廠門口要求見其弟弟屍體並想進廠瞭解情況時，卻被廠方保安阻擋在門外，直到1月23日上午8：20，才被允許進入馬向前上班的地方察看死亡現場。當她見到死去的馬向前時，卻是用裹屍袋裝著，她打開屍袋後，只見馬向前鼻孔、口中有大量的血跡，胸部大面積瘀血，肋部也是瘀血斑斑，遍身已是傷痕累累，而且屍體明顯已被清洗過，馬向前上班時穿的衣服已不知去向。原來的馬向前的座位已被拆爛扔在另一角落的垃圾筒裏，拆除的座位上滿是血跡！地面有明顯被水沖洗的痕跡，還留有大量的血跡未來得及沖洗乾淨！馬向前的姐姐找到廠領導，只是被告知馬向前是猝死，並且屍體已運到殯儀館，其他則閉口不談。仔細看看這些細節，這還不夠詭異麽？

富士康這一系列離奇的墜樓案件，我們只有一個唯一的途徑的來瞭解真相：深圳員警，他們給出的真相是，這些員工自殺自殺再自殺所致。為什麼這些調查裏，從來沒有富士康員工的證詞的出現，沒有這個企業員工的生活情況或者員工看法的呈現？為什麼對富士康最直接感受的接觸者的聲音一律沒有，這是為什麼？或者即使有，為什麼呈現的，也永遠不過是子這一筆帶過的員工交流比較少，難道這些員工在這個企業就真的沒有一個朋友，難道這個企業員工相互之間，沒有交流，都是像機器一樣毫無情感，只會做完成工作規定的動作？這種調查，這種企業，都不夠詭異嗎？http://blog.huanqiu.com/?uid-149880-action-viewspace-itemid-653325

＊此文說富士康四道防線像集中營，千名保安任我行

一名富士康員工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富士康保安整一名員工辦法之多、手法之厲害。每個員工進厂出厂都要過安檢，保安隨時可以對進出員工進行扣留質詢，拖延時間。而如果遲到，生產車間的管理員是不會講任何理由的，只看結果。

“手下管著上千人的課長因為得罪保安而被整得離職的事情，也发生過。”保安的強勢，還在于他們人多勢眾，一呼百應。而且，在一個地方得罪了保安，只要保安相互打過招呼，員工在通過所有安檢通道的時候，都可能被擋住，只是拖延時間。如果有的員工涉嫌違反安全紀律，保安還能開出一張違紀報告單，這种報告單被稱作傳說中的“紅單”。只要“紅單”一出，被查的員工便必须離職。

四道防线

說富士康的保安厲害，并非個案。

2009年11月12日，“老實”、不善言談的馬向前進入富士康工作，因工作時間不長，熟悉他的工友很少。這其中，一名與其比較有交情的工友告訴馬向前的三姐馬麗群：“馬向前所在的觀瀾基地保安打人特别狠，每個治安亭里都有長達一米多的鋼管。”就此事，《中國經營報》記者3月26日向富士康觀瀾基地的保安進行了求證，對方并不承認。但交談中，不止一位保安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五一”后保安將大幅提薪，普通保安的月薪可能直增20%以上，從約2300元/月躍升至約3000元/月。而根据富士康工會2009年12月的談判結果，普通員工調薪幅度僅有3%。前后兩者增幅的巨大差别，足以彰顯富士康保安在公司內舉足輕重的地位。

事實上，保安的權力大，其背后是富士康特殊的安保制度體系。在富士康觀瀾厂區門口，一塊藍色的牌子上寫著“本厂區經政府批准，非本厂人員嚴禁進入”;而在厂區內，還有一個牌子上面寫著，富士康科技集团生產區和生活區均屬海关特殊監管區，任何信息產品都不得帶出本厂。“别得罪保安，要是真弄得不高興，他叫一伙人把你拉到角落里打一頓，你怎么辦?報警?證据呢?你想告也没得告。”《中國經營報》記者在当地曾經得到不同人的善意提醒。

在富士康內部給一些儲備干部的培訓課上，講師清楚地指出富士康園區分四道防线管控。

第一道防线是園區周邊的各大門。這些大門依据方位的不同，分别擔負外客來訪、招聘、生活物料送貨等。第二道防线是厂區和生活各門崗。第三道防线是研发場所、重要物資倉庫和重要生產車間。第四道防线是機動巡邏人員。從企業发展所需的高度保密性來說，富士康的四道管控防线有其合理性，但也難免嚴苛。
http://society.dwnews.com/news/2010-05-16/55975259-3.html

結論：還是應該為富士康員工哭泣！原來對於中國農民工，富士康已經算好的，諒必郭台銘也如此想。但是請郭台銘光想一點吧，一個活生生的年輕人就算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好了，十二個小時在生產線一直重複同樣動作，還不准講話，沒有交流，筆者沒聽過這種不合人道的事。假如富士康以外的狀況更差，我們台灣人應該為所有大陸農工哭泣，活在台灣真太幸福了！筆者以前救過一隻受虐狗小黃，被人關在角落暗籠裡，有吃有喝有住，沒有交流互動，牠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