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儒家思想與法治精神

前面所做的批判，並不是要直接導向如下主張：因此我們應該要用「法治」來代替儒家思想解決問題。問題當然並不是這麼簡單。

徒「法治」當然也有不足，因為「徒法不足以自行」，徒法亦不足以使人變得高尚、有尊嚴。那麼，究竟要怎麼辦呢？

「法治」終究還是必須的一環。而且，必須認清：「法」的權威應該高於每個人，包括統治者在內。統治者也必須同樣受法的限制。統治者作為主體，也不能高於「法」。也就是說，包括統治者在內的所有人都不能藉著主體性的名義，超越法的規範。

問題是，中國人始終無法接受「法高於人」這樣的社會結構規劃。中國人的人本傾向持續使中國人強調「人高於法」（特別是統治者高於法）。如果「法高於人」，人就失去了主體性，也就失去對制度合理性的批判權、建構權。這是中國人難以接受的狀態。因為無法接受「法高於人」，所以法就常被人凌越，也就是被破壞、被違反、被操弄。法沒有尊嚴，沒有足夠的權威。

法的權威如何建立？為什麼法應該高於人？這個問題或許應該回到盧梭的「總意志」(general will)概念。法其實是社會的集體產物，應該是代表社會的集體意志。如果社會沒有集體意志，或是法並不符合這個集體意志，法就不會有權威。所以，我們的努力方向應該是去尋找、建立社會的集體意志，並使法符合這個集體意志。近代中國的集體意志往往是由統治者強行嘗試建立，但是最後幾乎都功敗垂成。袁、孫、蔣、毛，都沒有真正建立起統一的集體意志，而且還造成內部的激烈對抗、鬥爭。

這個集體意志的產生需要由民主的方式來建立。通過民主制，真正的集體意志才能形成。不過，僅僅是民主制，未必能夠促成共識的形成。這裡還有個要件。西方的宗教信仰往往是其社群共識的基礎，近代中國卻欠缺這個共識基礎。所以，還是需要一種社會思想的引導。需要一套極高明的社會思想論述，能說服大家，能讓大家自然產生共鳴。所以，具號召力社會思想論述的形成，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這個新思想很可能會包含儒家的部分論述，但是應該要能超越儒家，而達到所謂「超越性綜合」的境界，綜合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

民主與集體意志，可能是相成而又相反的兩件事。通過民主有可能建立集體意志，但是，民主也很可能與集體意志的建立背道而馳。但是，我認為兩者間的相反相成恰是人類集體生活的兩條軸線，當兩者真正同一的時候，社會可能成為一灘死水；但是，兩者的持續糾纏卻可能迸生文明進步的火花。

我之所以強調儒家人本主義思想與「人高於法」的結構模式作為阻礙社會改革的關鍵因素，主要理由是它們具有「正當性」(legitimacy)。人們拒絕對儒家的人本主義思想與「人高於法」的結構模式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因為它們早已經吸引了一代代的中國知識份子為其獻身，它們不但早已經成為一般中國人的普遍思維的支撐與限制框架，它們也同時是一種價值系統，也是一個神聖的文化傳統。中國知識份子會使用這樣的框架去看世界、去思考問題、去行動，卻很難轉而去檢討這個框架本身的性質與問題。框架本身是正當的，甚至是神聖的、天經地義的。 

儒家人本主義思想與「人高於法」的結構模式之所以有正當性，理由至少包括：「主體性」原則與人性中的「本我」的親和性、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與君主專制制度的親和性、與初級關係（特別是家庭倫理）模式的親和性、缺少具超越性的上帝的概念、缺少緊張世界的意識（不同世界間存在緊張對立）…等。另外，主觀認知的習性與模式的模糊性也有利於維護此結構模式的正當性。嚴格說來，這種思想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這些情境條件的產物，所以，兩方面是互相給予正當性的。儒家思想給予其發展所在的情境以正當性意義，而情境也接受儒家思想為正當。

儒家的人本主義思想與「人高於法」的結構模式，作為思考框架，本身其實還是相對模糊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它們牽涉太龐雜、太渺遠、太抽象的層面。模糊也可能與「神聖性」有關。模糊可以維護、強化神聖性。而這種模糊性可能也有另外的積極意義，因為它可包容相當大幅度的變異。但是，模糊（與神聖性）也可能有助於逃避被檢驗，因為很少人確切知道這個框架究竟是什麼模樣。就像我們可能相信「天道」，也樂於依循天道，卻很難清楚知道天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前面已經多次討論到rule of law 與rule by law的比較。我們當然可能強調要選擇rule of law，抽象的理由就是，如此可以免於「人宰制人」，也免於法的尊嚴被破壞、法被人操弄。

問題是：中國社會為什麼較難確立rule of law的原則？主要是什麼機制在起關鍵作用呢？

簡單的邏輯就是：因為人高於法。也可以說是，人們由衷覺得法不應該高於人，特別是不能高於統治者。我們不難看到許多中國人偏好強調菁英領導制。對菁英的高度肯定與期許甚至到一個程度，使人們不覺得這些菁英應該尊法、守法，反倒期待他們不妨為了發展而突破法的限制。法只是菁英用來制人的工具，本身並無神聖性。

人們對菁英的信賴常可能超過閾限，到達一種危險的程度，但是人們卻可能已經無法回頭，因為人們不敢想像萬一所信賴的菁英根本不值得信賴，或者早已經腐化、失能，後果將如何。不敢面對可能的危機問題，人們只好用「性善」論來自我開解、尋求安心。

我認為這種對菁英的信賴背後是人本主義的信念，是對人的「主體性」與「性善」的信賴。而「菁英」原則大體與「民主」原則背道而馳。

「人高於法」的模式具有正當性，使人們不願、不能去批判這個原則。而因為這樣的批判盲點，使人們往往不曾意識到這個原則與民主化間的扞格關係。

我嘗試做如下推廣論述：儒家思想不是偶然與君主專制制度邂逅，也不完全是外在勢力迫使儒家必須與君主專制制度共生，而部分是儒家思想使君主制成為必然，因為「人高於法」的結構原則無法與民主制共生。

民主制依賴一種普遍的人際契約關係，每個人都必須讓渡部分的權利，讓這個制度得以運行。而如果社會沒有一種普遍信任感與共同命運歸屬感，以及應該人人平等的信念，民主契約就不可能訂定，也就不可能有民主化。而要形塑這樣的情境條件，必須依賴「法高於人」的結構原則（當然，這只是必要條件）。

西方社會未必完全確立了「法高於人」的結構原則，但是對「超越性上帝」的信仰卻有利於社會朝向這種結構原則演變。因此也使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社會較易於走向民主制（而即使是西方，民主制也隨時可能滑落）。

華人社會是否有朝向「法高於人」演變的可能性呢？這恐怕不是簡單二選一的問題。可能性是有，但是至少必須滿足兩個要件。一則，我們要認識「法高於人」的結構原則的存在及其正當性地位（意識到我們可能避諱去批判它）；再則必須確認其與民主化的邏輯關係，並確認民主化的價值。當然，我們也必須要採取行動，或有外力來幫助推動。

華人社會在欠缺對「超越性上帝」的信仰的條件下，是否能改變「人高於法」的結構原則，我不知道。不過，我估計，我們需要努力做出更深刻的集體理性思考，才有可能達到必要的思想突破與結構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