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羅瑩雪部長力戰綠營立委，我心淒然。大概也只有在這九局下半的時刻，官員才會與立委進行這樣的辯論，在多數時候，官員只能忍氣吞聲，或者像魏國彥那樣，以辭職表示抗議。

這絕不只是這些長期被羞辱官員的悲哀，這是我們社會的悲哀。我們的官員必須承受立委們這樣的肆意羞辱，是我們社會的悲哀。

對我來說，我們社會的一個最最大的問題就是人際間互相尊重、信任、諒解不足。由此衍生出許多的摩擦、衝突，乃至更大的悲劇。

民代羞辱官員，從兩蔣時代末期已經開始，之後逐漸成為風氣。民代以羞辱官員為能事，愈羞辱，票就愈多。何樂不為？

但是，這不是好現象。民代作為榜樣，讓大家學得的是不尊重他人，不是在平等、互相尊重的氣氛下尋找理性共識。藉羞辱官員來發洩民怨，也藉羞辱官員，來伸張片面民意。他人的尊嚴則不必尊重。

民代監督官員，質詢官員是其本職。但是，有必要肆意羞辱嗎？不能理性溝通、討論嗎？用這種激情的問政方式，能找到好的政策嗎？

在台灣，羞辱官員能得到選票，一方面，是因為一般民眾普遍對官員有反感，這是普遍的官民關係狀態。而在台灣，官民關係又因為國民黨政府與台灣人民的特殊關係（國民黨的傳統威權性與長期戰爭狀態所導致的緊張性，及其具非本土性，並與台灣本土民眾有不同的記憶等）而更趨惡劣。從而，一般民眾對官員的反感更甚。所以，看到國民黨政府的官員被羞辱、詈罵，一般民眾可能特別會覺得爽。

但是，官民對立的原因並非都因為執政的是國民黨政府。還有一部分其實更是一種文化傳統。是社會內部更普遍存在的對他者缺乏信任、諒解與尊重的普遍心態的反映。

日裔美籍政治學者福山曾著「信任」一書，直陳華人社會缺少互信，並認為這是導致華人社會進步緩慢的重要因素。遺憾的是，台灣社會似乎繼承著相同的文化，同樣缺少內部互信，寧願黨爭激烈到互扯後腿、犧牲整體利益的程度，也不改變態度。

尊重與信任意義不同，但是，顯然兩者相關。不信任與不尊重幾乎總是相連在一起。最後造成整體的遺憾。

「零和」的思維可能在華人心中根深蒂固，故要普遍建立人際互信與互相尊重，就是非常困難。反之，要在人際間見縫插針，則很容易見效。從整體社會後果來看，幾乎只能是遺憾。

沒有互相信任、尊重，理性溝通大致就變成空想。從而，理性的政策很難產生。就算提出了理性政策，也會在摩擦、衝突中被改頭換面，終至失去其合理性。民主化以後，政策的命運更是如此。以至於整體社會難有寸進。

以此次詐騙嫌犯的處理來說，一則，由於他們是詐騙嫌犯（我大體認定他們就是詐騙罪犯），所在地是外國，而受害者是大陸民眾，何況我們與肯亞顯然並沒有簽引渡協定。所以我們並不是理所當然應該、能夠將其引渡回台灣。我們或許可以憑藉與中共的友好關係，請其退讓，將台灣民眾送回台灣，但是，權利並非操之在我。而我們也沒有表現任何友好姿態，而是在台灣激烈嗆聲，並由民代強迫官員完成引渡嫌犯的事。其不能成事，不難預料。只不過是讓民代再藉機表演，獲得掌聲。

問題是，這樣可能使兩岸間的共同防制犯罪的可能合作空間更形闕如。不但如此，也將使兩岸關係更形倒退、惡化。

我一向強調維繫兩岸和平關係的重要。只是，因為發聲無效，也已經準備放棄。大勢如此，螳臂擋車、蚍蜉撼樹，好像沒有什麼意義。但是，我不妨再稍稍一提，民代對官員的嗆聲，部分其實是衝著大陸。也就在這一點一滴的情緒發洩過程中，我們隨時在破壞兩岸和平關係的心理基礎。最後，也只能是由我們自己來承受其後果。

我不認為羅瑩雪部長做錯了什麼。她如果不能有積極作為，實在也是非戰之罪，她如果也敢大聲，只是因為她不願意再隱忍，而也沒有必要再隱忍。只是，綠營民代種下的惡因，恐怕將來是要由我們全體來承擔。我很不服，但更多是無奈。

我這些話，大概很難得到多數台灣民眾的接納。台灣的主流民意與我心背向而行，我自己此刻的心境，可能類似文革時的右派份子、反革命份子。書空咄咄，又能如何？但願台灣因為畢竟是民主的，所以，如果走錯了路，還有較大的回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