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文學作家、批評家格林‧葛拉漢(Greene Graham，1904~1991)於1933年1月在〈倫敦水銀〉月刊(The London Mercury)發表了一篇題為「碧雅翠絲‧波特：挑剔性的評論」(A Critical Estimate)，當時他才廿八歲。

他說：「波特在其故事中的詞句常含帶著精確的知識。其作品顯著的風格特性是：選擇性現實主義。是那種E. M. Foster式*1的無關情感，用一種帶著輕柔、疏離，及追憶的敘述手法，把愛情與死亡均置之度外。故事中雖出現不少戲劇性動作的描述，作者卻像一位敏感而不浪漫的旁觀者，以局外人的立場來描述，她這種描述手法，從不會為了有效的傳達情境而犧牲對事實的描繪。」「波特堅守寫實主義：她要把看得到、聽得到的全盤托出，且運用尖銳又細膩的詞彙來描述。」

他認為〈格洛斯特的裁縫〉這個故事，是既浪漫也具史實性，但文句中的標點符號(句點)有用錯之處，她更不應讓自己現身在書中的最後一幅插圖裡*2。不過，在〈小兔彼得的故事〉中，對於麥先生的刻畫倒是十分成功，這點波特頗為自豪，且為此洋洋得意。麥先生在〈小兔彼得的故事〉中，先是他手裡抓著耙子一路聲勢威嚇地追趕著彼得*3，而在〈小兔班傑明的故事〉中，他也曾很模糊地出現了一次*4，但最後卻在〈班家小兔的故事〉裡遭遇了最受屈辱的挫敗！*5

至於〈格洛斯特的裁縫〉中的老裁縫，既無能又過於善良。描繪整個故事的氣息、氛圍事用大雪，聖誕鈴聲，貧困…等，這一切又太「狄更生」式。波特把小貓阿金刻畫成一隻毫無同情心的貓，反倒是那群老鼠 (可說是兩隻壞老鼠的故事的前輩)，竟充滿著人道主義，如此說來，〈兩隻壞老鼠故事〉中的那兩隻老鼠的善心似乎有一點被壓抑了。

〈松鼠胡來的故事〉不是一本令人滿意的書。它比〈格洛斯特的裁縫〉無趣，這是因為作者不善於此種文類的最好例證。

〈兩隻壞老鼠的故事〉開啟了波特偉大喜劇作品系列傳奇的開端。在此故事中，兩隻壞老鼠那種恣意破壞娃娃屋的情節，是那種既明顯又絕不會被誤認的波特創作風格首度展現。但卻因為她的頭韻法出了錯，其中有些描述文句是一種難以理解，也很難分析的風格。此外，也有些故事段落分得太短促，這種方式是以脆弱的嘲諷手法描述情節動作時，未讓某種動作完成，卻猛然抓住，把動作叫停，又再暗中批評其故事情節、或角色的動作常不自覺地中止，好讓所描述的場景能停格在讀者心目中：例如──〈兩隻壞老鼠的故事〉的文字敘述，兩隻小老鼠在暴怒的狀態中，突然靜止片刻，接下來的動作才把擺飾的東西橫掃下去，然後就是它們不止的盛怒和失望。這些突然中斷的情緒動作與不連貫的分段法，真教人難以理解，難怪沒有人會模仿波特這種分段手法。

在〈班家小兔的故事〉裡有段描述麥先生胡蘿蔔堆的佳句，也顯示波特風格的另一層要素和特性。就是她喜用精確的用品名稱，且常用靜物塑造故事的氛圍。〈兩隻壞老鼠故事〉中主角欠缺對話也顯露了波特在寫故事上手法的生澀。在她的故事裡主角們仍未能自然地以一般的詞彙中交談，而是作者硬生生地插入那些精簡又饒富意義，像格言似的字句。

1904年到1908年之間，應該是她創作喜劇的精華時代。像〈餡餅和餅模〉、〈貓布丁的故事〉、〈刺蝟溫迪琪〉等皆是；但〈青蛙吉先生的故事〉則是唯一的敗筆。

波特找到對的心情、特別的風格和好的場景，這些故事的場景都在卡布蘭(Cumberland)農場、鄉村小店、石板牆，及翠綠的貓鈴斜坡，也是她故事中圖片與散文的背景。因她當時住在鄉下，她的故事中的對話因採格言式而變得令人永誌難忘。而她更以美學經濟的方法描繪了首位惡棍名人堂中的角色。回顧過去三十年，波特的文學創作生涯中，以「母鴨潔瑪的故事」標示出一段她生命新時期的開始。

葛拉漢認為1907年~1909年之間，波特必然是經歷一段情感痛苦的歷練，從此改變了她故事中的角色。這種情境頗似著名作家Henry James，他因不幸事件的發生，遭逢嚴重打擊。有些事件的發生致使他們對於人們的「外表」失去信心，也導致作品中不斷出現多位天真女性被欺騙的情節。朋友背叛在波特的「無賴」名人堂中，出現了微笑、再微笑的假紳士，卻是一位惡棍，像狐狸，或「無賴」，像蟾蜍傑克森先生則是無害的，是因為太愛吃蜂蜜而不停叫「沒有牙齒」、「沒有牙齒」、「沒有牙齒」。這是第一位也是罪行較輕的。這正是波特創作的黑暗時期。＜母鴨潔瑪＞中的冒充鬍鬚紳士，至少還是個溫文的卑鄙角色；〈貓布丁故事〉中的山姆鬍子，肥胖、粗魯，又殘酷；而〈陶先生的故事〉中的狐狸則是道道地地的大壞蛋，要不是為考慮聽故事的讀者，那隻獾肯定會悲劇性地死掉。＜陶先生的故事＞可說是波特的悲觀主義達到最高峰。

沒有任何魅力可以舒緩〈陶先生的故事〉和牠的敵人〈獾柏湯米〉之間的抗爭，在她的喜劇中，她優雅地省略了愛情與死亡的情感，而在〈陶先生的故事〉裡，雖打破了她的障礙──書中的形式──但她的嘲諷風格仍未有絲毫的動搖或減損，這正是對她創作才能的一大考驗與評斷。當她在作品中無法把死亡排除，她便擴大她的創作技巧，把「死亡」納入！獾柏湯米與狐狸陶先生可說是〈永恆的敵手〉，而彼得與班傑明則是〈永遠的拍檔〉。

在這故事中前去搭救的行動改在黑夜中進行，而前一次兩人前往麥先生的菜園，則是在陽光普照的白天。為了營造恐怖的氣氛，陶先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文學中很少像這兩個角色(獾與狐狸)如此激烈的打鬥與對決。〈陶先生的故事〉標示出波特從天真純樸，〈格洛斯特的裁縫〉的浪漫主義脫離出真正的距離；而〈小豬柏郎的故事〉則顯示偉大的近悲劇時期的結束，這也是波特最接近傳統愛情故事的作品，此書最後一段猶如一首抒情詩，好像承諾烏雲已遠離，然後又重回早期喜劇的風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波特靜息無作品；然後接著又出了兩本兒歌韻律集，這並非表示波特已失去創作的藝術天份，只是不知她把精力和才能置於何方；而後再等了十七年才又出版了〈小豬羅平的故事〉。此故事場景已移到Devonshire，和海邊，這故事比〈陶先生的故事〉長了兩倍多，既散亂也無劇情可言。平靜微笑的，無賴之徒已消逝，也把辛辣的對話一併帶走。此外，尖銳的細節描述和平日的陽光，也都隨之而去。

波特未曾回到偉大的喜劇創作，她已遠走、脫離了偉大的近悲劇（Near tragedy），走向她的〈暴風雨〉。故事裡既沒有飽受折磨的李爾王，也沒有神氣的安東尼和能生存在Prospero島上。波特也旅抵她的安全島，她遠離悲劇，把她對想像力的投降，最後投靠到安全、沉靜的幻想中。

〈小豬羅平的故事〉一切都令人滿意，但在那空靈的環境中，不再有污穢的〈獾柏湯米〉潛伏爬入；也沒有班傑明在菜園裡的世仇般追逐與長爭；更不會有睜大眼睛，天真無邪地只為了尋找乾燥方便的孵蛋巢的母鴨潔瑪。

雖然，格林‧葛拉漢在他於1971年出版的書：〈某種生活〉(In A Sort of Life)中回憶道：「波特的故事書是他小時候的書架中他最喜愛的書。」他又說：「我從未喪失對波特作品的仰慕，而且我仍不時地重讀她的書。

葛拉漢所寫的這些批判波特作品的文章被收在1969年出版的格林‧葛拉漢的論文集時，他又加註說：「在此論文集出版後，我立即收到一封來自波特女士措辭尖酸的信，信中她特別指正說，〈小豬羅平的故事〉雖是她最後出版的一本書，事實上，卻是她最早寫成的作品她也否認她在寫〈陶先生的故事〉時，曾有情感的困楚，那時候不過是因感冒的後遺症而生了一場病而已！」

總之，她極激烈輕貶地說葛拉漢的那篇評論「真是批評主義弗洛依得派的一派胡言！」
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