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都是精神病患者嗎？《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一位文學評論家的一篇文章就有這樣的暗示。威廉‧德萊塞維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文中指出，資本主義的基礎就是不堪的行為，包括「做假賬、逃稅、傾倒有毒廢物、違反產品安全、操縱投標、過度貪欲、作偽證」等。他的論文排版結論有個前提，即自由市場是非道德的，資本家的價值觀也與基督教價值觀不符。

諸如「占領」運動、甚至是近期法國選出一位社會黨總統這樣的爆發事件，都是被寵壞的社會的產物，很多人拒絕接受這樣的事實。由於人們普遍不瞭解物質文明是如何獲得發展的，因此學者、政客以及工會領導人正日益激起人們對各類財富創造者的仇恨。

那麼這類活動分子是否認為新產品和服務的出現是政府乾預的功勞？在他們看來，道路、學校、警察局、醫院的建設費用都是從哪來的呢？他們是不是認為消費創新、技術進步、稅收資金都是從神聖的公共部門來的？為什麼追求利潤的動機在人們眼中如此邪惡，而在大學這樣的地方工作卻顯得如此高尚？

這種仇恨或許是出於嫉妒，或許是出於對「交易」的愚昧蔑視，或許是因為對出門賣東西謀生的惶惶恐懼感，抑或是因為一種恩將仇報的普遍趨勢。我擔心的是，西方社會慷慨的福利體系讓我們如此舒適，以至於幾乎沒有人去工廠探索商業生產到底意味著什麼，去體會一下一旦資本家離去，會是何種情況——私人部門將失去活力，投資和借貸也不復存在。毫無疑問，未來幾年希臘將會發現這些問題的答案，這個經歷有可能很不是滋味。

經濟活動都是循環的，但這一代是如此富足，以至於幾乎無法忍受一種長期衰退的可能性。我們都已經習慣了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自己的家、住房補貼、外國假期等等。所有這些慷慨的享受之所以可能，是因為自由企業精神激勵企業家們創建自己的公司。從這些企業產生了工作、出口、稅收、以及其他現代文明的構成因素。如果放棄了這些，社會體系就會動搖。這似乎就是希臘現在的狀況，由於強烈的享有社會福利的權利感和依賴感，整個國家都走上了自殺的道路。

《紐約時報》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驅趕資本主義「惡魔」的一個常用方法：更多的立法、監管、稅收。然而，巴西、土耳其、中國這些創造最多就業、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國家，對公司徵收的稅率卻遠低於西方國家。聰明的反商業知識分子，要用與世界上最活躍的經濟體相反的政策，來解決我們的失業、債務、以及工資停漲的問題。與此同時，左翼經濟學家認為，治愈政府赤字的方法就是增加債務。

這些主張已經得到選民認同的情況很令人擔憂。或許，資本主義不擅長自我鼓吹、標榜功績。但我們要駁斥左派宣揚的「苛待工人、傷害消費者、破壞土地」是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觀點。如果真是這樣，就沒有公司能夠避免破產的命運。

毫無疑問，多數非常成功的企業家都是一些厲害的個體。一些人違反了規則，但將極少數人犯的重大錯誤歸咎於整個階層的做法是有害且欠考慮的。這是一個告密者盛行的時代，如果這些企業家是騙子的話，一定會被逮住。

此外，我總覺得頂級教授、醫生、編輯、建築師、科學家、以及每個職業的頂層人士，與商業和金融領域的領導者一樣求勝心切、以自我為中心。我敢打賭，在實驗室、階梯教室和手術室里，爭奪名利、權力、甚至金錢的殘酷野心，根本不比董事會里的少。

在我看來，每個面臨困境的人都希望為他們眼前的困難尋找替罪羊。資本主義、銀行家、企業家等等似乎都是合適的譴責目標。但如果我們為了集體所有制和中央計劃而放棄資本主義，那麼我們就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哈佛聽打‧逐字稿
哈佛聽打‧逐字稿陳愛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