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十年的歲月過去，有很多記憶已經迷迷茫茫，好像並不是發生在同一個世界上，大概就是常常感慨的恍如隔世吧！但我很想把這些記憶恢復起來，有時也偶然獲得令人興奮的成功。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和父親一同聽無線電（現在稱收音機），只聽一個人在唸人名：孫科、李宗仁、李宋仁，孫科……而且那南方口音把孫科唸成了“孫扣”。當時我問父親：這兩個人做什麼？父親說：他們在競選副總統。後來在我成人之後，我想印證這次記憶，就查了很多書，果然查知，在1947年孫科和李宗仁有過一次副總統競選，結果李氏得任。這就坐實了我的回憶，同時還弄清了發生在我年齡7歲的時候。記憶裡的缺失還有很多很多，但是有一些“節點”會把時間、地點鎖定，圍繞這些“節點”往往也就連片地把記憶恢復起來。

我最早的記憶是吃母奶，用幼兒的語言是“吃媽媽”，大概兩周歲。接著是到院子餵雞，我曾有過疑慮，但被喂雞的興趣所驅使，還是去了，結果被惡公雞追啄，時年約兩歲半。再往後記得出麻疹，照鏡子，對自己的光輝形像被疹子破壞極為不滿，嚇得大哭，是三周歲吧。但這些事件構不成“節點”，因為沒有具體的時間，從地點來說，也不容易確定是在濟南還是在北京。我出生地是北京，籍貫在濟南，濟南有我們的祖產，但我們又隨做京官的外祖父留居北京。比較復雜的是，父親多年在濟南和山東工作，母親也帶著孩子北京濟南兩地跑，但上了學的孩子就留在北京了。我數八，小名也叫“八”，在家裡家中最小，所以一直是跟母親在一起。

一個裡程碑式的、最重要的“節點”出在我5歲的時候：1945年8月15日，是抗戰勝利日，地點在老家濟南市，那時 我5歲。這個“節點”聯系起我一大片記憶。我的記憶裡有日本人、巡街的日本兵，住在我家院子的日本紳士和他的與我年齡相仿的、但給我的感覺要高一等的日本孩子。啊，那日本孩子，肌膚潔白，鼻尖和口形小巧，他的眼睛好像從來掃也沒掃視過低等人的我們。我們家族的祖產在冉家巷，深宅裡有很多挎院，住著全族的人。但為什麼有一家日本人呢？而且還住在院中唯一的一棟小樓裡？如果寫主旋律，我會寫日本兵闖入家宅，用槍逼住我父親、我爺爺、或其他什麼長輩：“房子地不給？死拉死拉地幹活！”但是我無此種記憶。日本人住進小樓，很可能是因為他們能出較高的租錢。那時候我們家己經敗落，窮到要出租房子增加收入了。除了把最好的小摟租給日商之外，把宅子的靠後部分全租給了三教九流的國人，這裡留著一個後門供他們進出。還有部分房客是“上等”國人，他們不住後院，而是租住族人挎院中的空房，同族人以及日本人共同出進正門。其中一個租戶，姓王，和我家同住一個小挎院，他家的小女孩玉珍成了我為時暫短的“未婚妻”。

我的“婚姻”是這麼回事。王家搬來後，和我們相處很好，尤其那比我小一歲的女孩和我玩得好，結果大人就叫我們管對方的父母稱乾爹乾娘。這樣我就有了兩個乾娘，因為我的王乾爹有兩個太太，玉珍是小乾娘生的。我乾爹年青時學簿記，學成後比賬房先生吃香得多，收入很不錯，所以在我的小腳大乾娘以外，還能再娶一個生下我“未婚妻”的小乾娘。兩家的關系密切到什麼程度？我有個記憶。照料我生活的顧大姐給我捉住一只蜻蜓不知該怎麼拴線，就喊西屋住的王家：“他乾娘，逮住一只蜻蜓繩拴哪搭呀？”那邊，西屋裡我大乾娘的喊話就傳過來了：“拴肚搭呀！”蜻蜓被栓“肚搭”以後我牽著飛，但很快就折斷，可見這“肚搭”並不是該拴線繩的地方。兩家還說到定親，但只作笑談，沒真的進行，後來兩家搬離，聯系漸疏，所以只在那段時間我管玉珍叫過“媳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