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筵之制雖於宋代已形成，但形式並未固定，非但歷代有異，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實行情形亦不盡相同。以明代為例，初無定日，亦無定所。明初諸帝勤政好學，講學雖未制度化，但於聖學猶無大礙。迨英宗以沖齡即位，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柄政，感於身負幼主教育之重責大任，上疏請開經筵。始制定經筵儀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進講，帝御文華殿，遇寒暑則暫免。開經筵為朝廷盛典，由勳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學士或知或同知經筵事，六部尚書等官侍班，另有展書、侍儀、供事、贊禮等人員。除每月三次的經筵外，尚有日講，只用講讀官內閣學士侍班，不用侍儀等官，講官或四或六，每伴讀十餘遍後，講官直說大義，惟在明白易曉。日講儀式較經筵大為簡略，或稱小經筵、小講。經筵講學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講，每旬一大講，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經筵的制度化，其用意在使帝王的講學不致間斷，以收持之以恆之效。明人十分注重經筵，視為講學第一事，認為：「經筵一日不廢，則聖學聖德加一日之進；一月不廢，則聖學聖德加一月之進。蓋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屬，則自然強敏。經筵講學，正人主開廣心思，聳勵精神之所也。」但是講學一旦制度化後，便容易缺乏彈性而顯僵化。尤其每月三次的大經筵，典禮隆重，遇上不喜學問的皇帝，或是幼主與老臣情不相浹，便思逃避，使進講成為具文。明代君主常以聖躬違和或祁寒盛暑為由暫免經筵日講。每遇帝王怠惰棄學，百官總會上疏諫諍，認為「帝王大節莫先於講學，講學莫要於經筵」，堅持經筵不可一日稍廢。事實上，經筵進講，百僚侍班，實有深意，蓋「正以人主面與賢士大夫相接，則君臣之間有聚會精神之美，有意諭色授之益，氣質不期變而自變，德性不期成而自成」。其立論與漢儒置保傅的主張類似。而明代東宮制度廢而不存，經筵日講幾乎成為儒臣接近皇帝，影響其行為、涵養其德性的唯一機會，自然受到特別的重視。

明代太子教育方式亦行與君主相似之講讀制。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定東宮出閣講學儀。每日早朝退後，皇太子出閣升座，不用侍衛等官，僅侍讀講官入值。講畢，侍書官侍習寫字。凡讀書，三日後一溫，背誦熟練。溫書之日，不授新書。凡寫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一如帝王經筵講學，凡朔望節假及大風雨雪，隆寒盛暑，則暫停。定制之時，對皇太子出閣講學的年齡，並無明文規定。穆宗隆慶四年（1570年），大學士張居正以皇太子年已八歲，遠稽古禮，近考祖制，皆以八歲就學，請出閣講學。穆宗不允，必待皇太子十歲才令講學。

清襲明制，仍以經筵日講為帝王教育的方式，康熙帝最重視這一制度。康熙好學出於天性，自五歲便知讀書，八歲踐祚，更知黽勉學問。年十七八尤篤於學，嘗因勤學過勞而咳血，猶不少輟。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隔日進講為日日進講，雖避暑瀛台，未嘗間斷。三藩亂起，京師不安，機務繁重，翰林院請隔日進講，但康熙深切瞭解日講之重要，認為軍事或數日一至或數日連至，無法以日限計，仍令每日進講，以免荒疏學問。康熙學識超邁諸多帝王，以及清代君主能有相當的學問水平，大多得力於儒臣的進講教授。

經筵日講制的產生，使居於九重深宮的帝王儲君能夠經常性地接受儒臣教育，其增進君主品學的功用無可質疑。惟就師道而言，經筵制的進講儒臣已無帝師之名，官秩又卑，實無尊嚴可言。宋初，經筵講讀官皆坐，然自仁宗以十三歲幼齡即位，坐讀不相聞，於是講者立侍者坐，形成故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等請賜講者坐，而侍者可立。神宗交付禮官考議，詔太常禮院詳定。韓維等主張應賜坐講臣，使能敷暢經藝以明先王之道。龔鼎臣等則以為今之講臣不過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因眾議不同，神宗問曾公亮，公亮但言侍仁宗書筵亦立。後賜王安石坐講，安石不敢坐，立講遂成故事。明代經筵儀注，皇帝御文華殿，廷臣均於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禮。太子出閣講學，侍講侍讀等官入見，亦行叩首禮。明代中葉以後君主多不好學，甚至有凌辱講臣者。景泰元年（1450年）詔開經筵，景帝每臨講幄，輒命中官，擲金錢於地，任講官遍拾之，號為恩典。君主待講臣如此，講臣地位之低落可知。而明代君主遇講官若說書之奴，其多昏庸荒怠之主，政治黑暗，與此不無干係。

轉貼來源：國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