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也讓我屢次感慨的一本書,在非常道之後又出了一本<常言道>,比較起來沒有那麼耀眼,不過也有獨到的趣味,尤其是軍閥那一章節,讓我大大感動.

       1915年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將“二十一條”親自送往日本公使館。曹回憶這次經過，“餘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陸徵祥跟他說起以前“隨節俄館”時，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跟楊儒談判，磋商不洽，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上令楊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楊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歎：“弱國外交，言之可歎。”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礪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勵人”；三是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民初，北京的教授們經常領不到薪水，一次，幾百位教員去要求政府發放欠薪，遭到武裝憲警的鎮壓。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挺身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負餓肚皮的窮教員。北大國文系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只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去打日本人？”
      1923年，“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大會，選出新的執行委員。周恩來為此次大會寫給國內青年團中央的報告說：“選舉新執行委員會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體、覺奴。”“裸體”即汪澤楷，“伍豪”是周恩來。
      孫中山辭世，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公祭時，豫軍總司令樊鐘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橫額（闊丈余，高四、五尺），當中大書“國父”兩字。他的唁電挽幛，均稱“國父”，這是中山先生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國父”之始。當時臺灣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紛紛舉行追悼會，臺灣民報亦尊稱中山先生為“國民之父”。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國民政府表彰其“宣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之偉大事蹟，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紀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澤訪張作霖，威逼利誘張與日本加深合作，遭張拒絕，張說：“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
        汪精衛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長，見到從前一同反蔣的人，總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隊隊員，被主人叫來“打短工”的。覃振勸汪，沒必要那樣替蔣介石“背黑鍋”，汪說：“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王樹聲是知識份子出身，在紅軍隊伍裏打了很多遊擊，經驗仍感不足。符定一教過他很多這方面的知識。符一度決定搶奪一些財物，好到漢口去購買槍枝子彈。有一次，隊長派王樹聲和另一個隊員去打浮財，兩個知識份子想了半天，覺得無處下手。最後王想起他自己的家鄉，有一個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遠房叔父，他小時常去，一切路徑都很熟悉。兩人等到天黑，蒙面從後面溜進去，掏出手槍，不料這家的老太婆認出王樹聲來，竟叫出他的小名，這使他羞慚得無地自容。老太太跟兒子商量，拿出50元袁大頭和一包金銀首飾，要侄孫子拿走。王不忍，只拿了現洋，說一聲：“謝謝您家！”就趕緊跑了

        汪精衛貌美，徐志摩跟胡適曾一起去見汪，胡當時曾有“我見猶憐”的話。汪偽政權出臺後，浙江報紙刊出一幅有關汪的漫畫，題為“可憐你多愁多病身，可恨你傾國傾城貌”，立刻引起讀者的指責，有的說汪有糖尿病，活該!為什麼要可憐？有的說所謂“可恨”，實際上是讚美，是吹捧漢奸，破壞抗戰。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見周恩來，促其回南京繼續和談。11日夜車，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車一見報，看到國軍已攻下張家口的消息，不禁驚歎地對記者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1976年，毛澤東去世，有人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張國燾，張長歎：“我們都年華消逝！我像毛澤東一樣，是個總歸要死的人，而死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罷了。”張國燾晚年特別愛聽中文廣播，他說：“在中國舞臺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臺，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在日本對華聲明後，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和日本實現停戰。汪說：“我們應迅速連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況下，汪精衛決定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汪精衛乘蔣介石去陝西參加軍事會議不在重慶的時機，１２月１８日以外出演講為由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汪精衛離開時給蔣介石留下了長文的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救國。汪精衛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1949年，國共和談失敗，劉斐受託勸廣西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宗仁自稱要犧牲到底，白則以為可以回廣西打遊擊，劉認為他們除了向共產黨投誠已別無出路。白說：“失敗就失敗，算了！投降起義我不來！”劉斐說：“好罷，士各有志，你既寧願失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最後要向老朋友進一忠告，你們如果失敗了，千萬不能再到臺灣去呀！”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說“哪個王八蛋還到臺灣！”白默不作聲。談話也就在沉默中結束了。

     金岳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嶽霖說要買來看看。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師生的這段對話，對殷海光影響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卻。

    胡適曾對唐德剛說過：“共產黨裏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

    馬三立對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說，健身要因人而異，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採取不同的鍛煉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堅持搓臉、磕牙、搓頭髮；每天用手摸腳面，用腳踢屁股，扭腰轉身，拍打前胸後背。”“文革”時，馬三立在“牛棚”每天堅持搓臉、磕牙兩次，每次10分鐘。他偷著磕牙時，被人發現了，硬說他對黨“咬牙切齒”，於是，大會批、小會鬥，他才中止了磕牙。
     曾國藩親筆寫《愛民歌》，為後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先聲，歌曰：“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計不可欺負他。”
      劉銘傳任臺灣巡撫之日，曾登滬尾炮臺，東望日本，感慨不已，“即今不圖，我為彼虜矣！”未幾，醇親王薨，李鴻章孤立，戶部忽奏請：“天下海軍，十年內毋增艦炮。”劉銘傳喟然歎息：“人方惎我，我乃自抉其籓，亡無日矣！”鴻章爭之不得，銘傳上疏求去，去四年而朝鮮之難作。
      曹錕檢閱他駐在保定的軍隊，在他走過士兵行列時，發現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來問他：“你怎麼了？為什麼哭？”士兵說他剛接到家信，說他爸爸死了，他遠在軍隊，無法回家奔喪。曹說：“不要哭，不要哭。給你五十塊大洋，回家葬你父親去好啦，盡完孝道再回來當兵。”
       會昌戰後，陳賡對張國燾說，葉挺和錢大鈞的戰鬥，是他所遇到的第一個惡戰，比他兩次參加東江戰役的戰況還要激烈。尤其是在會昌城下進行肉搏戰的時候，雙方作戰的中下級幹部，多是黃埔同學，他們不僅彼此認識，而且有很多是好朋友：在黃埔時，或同隊同班；在軍隊時，或同營同連。現在竟成為國共兩個陣營的人，在肉搏中，彼此叫著小名或諢名對罵。那邊罵這邊：“中共為什麼要造反？”這邊罵那邊：“你們為什麼要做反革命的走狗？”雙方有些人一面像瘋狗一樣地混殺，一面又忍不住在那裏暗掉眼淚。陳賡在前線目擊此種情形，也為之心酸，但也只有硬著心腸喊殺，督促同志往前衝鋒。
        抗戰時期，有一記者碰見一軍人自願去河北組織遊擊隊，軍人表示，對於中國的最後勝利，他是有確信的。記者問：“中國打勝以後，你打算做什麼事情？”無名軍人很冷靜地說：“那時候，我已經死了，在這次戰事中，軍人大概都要死的。”

         1938年3月，在津浦縣南段為殂擊敵軍南下的藤縣保衛戰中，我軍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發出了“決以死拼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他在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

        1938年春，台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說：“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

       1944年夏，中日會戰，蔣介石要方先覺“死守衡陽”，日軍兩次攻城失利，乃調重兵圍攻。到8月6日拂曉，日軍突破陣地，擁入城內，雙方展開激烈巷戰。方先覺等向蔣介石發出電報說：“敵人今晨已由北門沖進來，城內已無可用之彈及可增之兵，危急萬分。生等只有一死為國，來生再見。方先覺、周慶祥、容有略、葛先才、饒少偉、孫鳴玉同叩魚（6日代號）。”蔣介石給方先覺等的答復是：“祝上帝保佑你們！”“魚電”後第二天，即8月7日晚上，方先覺等決定投敵。

    40年代末，蔣經國在上海整頓金融秩序，強迫市民把金子銀子兌換金圓券，把上海市面搞得天翻地覆。黃紹閎問薛嶽：“如果小蔣硬要你把金子去兌金圓券，你怎麼樣呢？”薛嶽開口就罵：“丟那媽！我們辛辛苦苦搞了幾十年，出生入死，才掙得這些金子，如果兌成了轉眼一錢不值的金圓券，以後我們吃什麼？他敢來，我就開機關槍打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