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高倉健：偷渡美國失敗 屢次死裏逃生

　　文章摘自 《高倉健》 作者：聯慧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絶大多數習慣於面對鏡頭侃侃而談的明星不同，高倉健不善言辭，他總是將自己藏得很深，試圖躲避一切和他私生活有關的問題。關於他的青少年生活，人們只能從他獨白式的隨筆和他的老友八森稔等人的回憶錄中，捕捉到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斷記憶，將這些點滴記憶串接起來，可能會比較真實地勾勒出他早年的生活，盡管我們不得不承認，畢竟已經過去了大半個世紀，這些敘述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傳聞色彩。可以確定的是，這位在銀幕上以扮演硬漢着稱的明星，也曾經只是個弱不禁風的少年，也曾經飽受戰爭之苦，而饑餓、病痛與磨難，也正造就了他堅強內斂的獨特性格，與其说高倉健是在銀幕上扮演硬漢，倒不如说，他是在成功地扮演自己。

　　他像個小貓似的隨便吃別人給他的零食，還為此常常吃壞了肚子，鬧到只能生病住院的地步。迫於無奈，他的母親只能在他的胸前掛上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幾個醒目的大字：“請不要給這個孩子零食吃！”

　　1931年(昭和六年)2月16日凌晨，一名男嬰在日本南部福岡縣北九州島島島島島市的中間町呱呱落地。中間町是一個堆滿矸石和坑木的煤礦小鎮，築豐煤礦的矸石堆就成了這位男孩少年時代天然的游戲場所。這是個再平凡不過的家庭，他的父親小田敏郎是煤礦上的一名普通職員，他的母親結婚前當過教員，婚后當然和其它日本婦女一樣，成了家庭主婦，在家裏教育四個孩子。這對夫婦生有兩兒兩女，高倉健是他們的次子。不過，這個時候他並不叫高倉健，父母給他取的名字是小田敏正，后來曾經一度改名為小田剛一。

　　銀屏上的高倉健形象高大健壯，但他在幼年時卻出人意料地瘦弱。他在描述自己的童年時，談起自己如此弱不禁風，“簡直就像動物園裏囚着的小動物”。生長在戰亂年代的他，童年的記憶更多地是與疾病、饑餓或者戰爭相關的。或許就是出於這種記憶，他才在日后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健”。這個瘦小的孩子經常生病，一年到頭經常動不動就感冒或者拉肚子。因為身體孱弱，連女孩子都會欺侮他，他還經常為此哭鼻子。上世紀30年代的日本籠罩在戰爭所帶來的物資匱乏的陰影當中，這個在偏遠的北九州島島島島島的孩子當然也飽受饑餓的侵襲，他像個小貓似的隨便吃別人給他的零食，還為此常常吃壞了肚子，鬧到只能生病住院的地步。迫於無奈，他的母親只能在他的胸前掛上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幾個醒目的大字：“請不要給這個孩子零食吃！”高倉健日后回憶起這段往事時，還幽默地说，這就像是動物園籠子前常見的告示。

　　身體瘦弱，卻沒有影響孩子頑皮好動的本性。他留存的最早記憶就是自己在四歲那年，學着抽煙玩，結果被香煙熏得暈了過去，失足掉入了家中庭院的水池裏。

　　昭和十二年(1937年)，高倉健六歲，成為了中間小學校的一名小學生。他的體質並沒有增強，多病的他甚至還患上了浸潤性肺結核病，不得不休學療養一年。那個時代的醫療條件仍然相當簡陋，肺病當時被視為不治之症，人們都非常忌諱，甚至會厭惡罹患結核病人。父母為了其它孩子的健康，不得不把年幼的高倉健送到了離家不遠的伯父家，將他隔離在一個單獨的房間裏。一個在病痛和孤獨中掙扎的孩子，又能在此時做些什麼？陪伴他的只有書本和收音機，他日后孤獨而又沉默寡言的個性，或許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養成的。幸運的是，高倉健的母親仍然仍然牽掛着自己病弱的孩子，每天晚上八點半的時候，母親都會準時來探望他，一邊幫他測體溫，一邊關掉收音機，好讓他早點休息。這個孤獨的小孩子，已經依戀上了空蕩蕩的房間裏，收音機迴響的聲音，這聲音會讓他感覺到一絲溫暖，為了多聽一會節目，高倉健不時會耍一點小小的伎倆，他回憶说，“可能我就是那個時候學會撒謊的，有時候甚至謊報體溫表的度數，藉口今天的狀態不錯，央求媽媽多讓我聽一會兒收音機。”

　　在家人的關愛和照料下，高倉健終於康復了。病愈后的他，只能重讀小學一年紀。在與病魔做鬥爭的一年時間裏，他與書本已經非常親近，養成了熱愛讀書的好習慣，他的閲讀能力提高了很多，還從書中學到了很多課外知識，因此，他的國語和歷史成績在班裏都名列前茅。

　　這個有些刺眼的轉校生理所當然地成了衆矢之的，他經常遭到欺侮，成為頑童們打鬥的對象。可是，昔日那個病弱的男孩已經漸漸變得勇敢起來了，他不甘心受人家欺負，奮起反抗，有時候還能略占上風。

　　在戰爭年代裏，這個煤礦小鎮上的學生們穿着都比較破舊，而在這群孩子當中，高倉健打扮卻相當時尚，他披着類似軍官服的長長的披風，腳蹬着長筒皮靴，喜愛他的父親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穿着太破舊，從緊巴巴的家庭開支中節衣縮食，給孩子們留出了不菲的置裝費，希望他們在困難時期仍然能體體面面地去上堂。但幼小的高倉健卻只能懵懵懂懂地體會到父親的這番愛心，對於這種與衆不同的打扮，高倉健始終感覺很羞愧，他認為“這多難為情啊，真不願意這樣打扮。”

　　高倉健仍然多災多難，他雖然僥倖擺脫了病魔之手，卻又遇到兩次死裏逃生的經歷。有一次，這個頑皮的男孩掉進了洗煤池裏，在滑溜溜的煤漿中，他不斷掙扎，但是越掙扎越往下陷，最后甚至陷得差點淹沒到鼻子，險些送命，幸虧有人及時趕到，他才得以獲救。

　　回憶起童年的這些軼事，高倉健對慈愛的母親一直心存感激，“無論如何，(這些事情)可讓媽媽擔驚受怕了。為了養育我，真不知道讓她吃了多少苦。”后來他出演的電視劇《兄長》在電視上播出時，遠在家鄉的母親還特意來信，说看到他身體健壯的樣子，感到非常高興。“只要媽媽高興就好，看來上電視也還是有好處的”，高倉健風趣地说道。

　　是啊，誰能想到電視上高大偉岸、英俊瀟灑的這個大男人，當年竟是一個如此單薄纖弱的孩子呢？而一切的轉機都出現在他上小學四年紀的時候。1941年正值戰事激烈的時期，這些還在上學的孩子們也必須加以疏散，高倉健被轉到了香月小學校。這個小學校的孩子們家境更為貧寒，他們都只能手拎着媽媽親手縫製的布書包去上學，而高倉健卻是惟一一個背着正式的“學生用背包”上學的，多少讓別的孩子感到眼紅。這個有些刺眼的轉校生理所當然地成了衆矢之的，他經常遭到欺侮，成為頑童們打鬥的對象。可是，昔日那個病弱的男孩已經漸漸變得勇敢起來了，他不甘心受人家欺負，奮起反抗，有時候還能略占上風。逐漸地，經過幾番較量，他慢慢制服了那群少年，甚至力挫群雄，成為了孩子們當中頗有威望的頭兒。他有時候還帶領着自己的哥們兒，打着父親的旗號去找熟人，免費出入電影院去看電影。纖弱的男孩，慢慢長大成了一個健壯的少年，當年那麼喜愛觀看電影的他，恐怕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一名活躍在屏幕上的男影星。

　　昭和十八年(1943年)，高倉健進入福岡縣立東築中學(今天的東築高中)學習。出於幼年時體弱多病的經歷，他決心“起碼要把身體鍛煉結實”，於是他報名參加了學校的田徑隊，練習跳高，同時還練習合氣道(日本的一種武術)。這時候戰局日趨緊張，連身為中學生的高倉健也被迫征集去做勞工，專門負責從貨車上往下卸煤。當時的北九州島島島島地區是日本重要的工業地帶，也是美國空軍轟炸的重要目標之一，每天空襲警報響個不停。剛開始，警報一響起，高倉健感到害怕，便會躲進煤礦的坑道中去，但時間久了，他習慣了這種警報聲，恐懼心也變淡了，即使是警報拉響，他也不以為然，照常勞動。一天，他又聽到了習慣的警報聲，就在他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繼續卸煤的時候，飛機開始了一陣機槍掃射，“突突突”地，子彈飛快地落在他身邊的地面上。這是高倉健第二次死裏逃生的經歷，回憶起那段往事，高倉健仍然如在夢中：“那一次真的嚇壞了，連飛行員的臉都看得一清二楚。” 其實就在他這次經歷時，戰爭已經逐漸接近尾聲了。不久，廣播裏就傳來了日本國民熟悉的天皇的聲音，他用低沉的聲調告誡日本國民放下手中的武器，停止抵抗，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最終以日本宣告投降而結束。

　　“幸福，在大洋的彼岸。它不在養育了我的煤礦附近，而是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在童年時代我一直這樣想着，並且産生了一個念頭：無論如何應該到美國去一趟。”

　　戰后，各個中學陸續複課，高倉健也重新回到了學校。在中學三年級那年的暑假，他找到了一份校外兼職的工作——在一艘導航汽艇上負責清掃工作，這段打工的經歷培養了他對海上生活的適應能力。后來在拍攝電影《海峽》的外景時，他毫無懼色地乘船沖入波濤洶湧的大海中，連當地人甚至都稱這種拍攝為“發瘋的行為”，可他卻泰然自若，就和早期的這段勞動體驗有關係。1946年，日本進行戰后的學生動員，高倉健還被學校安排到若松附近的液體燃料研究所當采煤工。

　　到中學五年級時，正好趕上日本的學制改革，東築中學改名為東築高等學校，高倉健被編入新學制的高中二年級。這一時期的他開始迷上了體育。經過和學校的一番交涉后，他成立了學校的拳擊部，作為次輕量級選手，他還獲得了七戰六勝的好成績。

　　就在這一時期，美軍開始進駐日本，通過參加拳擊活動，高倉健結識了一位美國朋友舒爾茨——當時美軍駐小倉司令官的兒子，他每個周末都到舒爾茨家中去玩，英語也逐漸變得流利了。這段經歷，對后來高倉健的人生道路産生了很大影響。在與舒爾茨的交往過程中，他産生了對國外生活的嚮往，隨着英語的進步，他甚至決心長大后要當一名從事外貿活動的商人，而他此后的國際視野也與早期的這段經歷不無關係。在東築中學的這段生活中，這位美國朋友確實把很多美國文化帶入了高倉健的視野中，喜愛看電影的高倉健成了韋巍安·利和亨利·方達的忠實崇拜者。后來追憶起少年時代的想法，高倉健還说：“(少年時代的我一直認為，)幸福，在大洋的彼岸。它不在養育了我的煤礦附近，而是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在童年時代我一直這樣想着，並且産生了一個念頭：無論如何應該到美國去一趟。”

　　高倉健如此憧憬着海外的生活，甚至與密友敷田稔謀划過偷渡過海。高倉健的父親正好是若松港負責裝卸工作的管理員，高倉健試着向父親的手下探聽船只出港的消息，但他們的偷渡行動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就被工頭阻止了，高倉健少年時期的美國夢最終以失敗告終。

　　少年時代不切實際的夢想雖然破滅，但高倉健卻並沒有改變童年時期的志向，他還是決心要當一名貿易商人。1949年，高倉健考入了明治大學商學部商科，而他的朋友敷田稔則考入了九州島島島島大學法律系，此后赴美國哈佛大學留學。昔日企圖偷渡的青年，卻以留學生身份光明正大地去了自己嚮往的美國，高倉健提到這段往事，還是感慨萬千。

　　來到東京念大學的高倉健，仍然繼續着自己對體育的熱愛。明治大學相撲部的教練是他的入學保證人，他憑着這層關係參加了相撲部，過上了集體訓練的生活。學校的相撲部和大多數日本團體一樣，講究長幼有序、等級森嚴的輩分關係，學生們被教練用斯巴達式的教學方法進行禮儀和氣質毅力的訓練，培養他們奮鬥的根性。而且，作為后輩的學員，還要給老資格的前輩籌集資金，供他們揮霍生活所用，高倉健當然也無法倖免。他回憶起當時荒誕的生活時，還说：“不管怎麼说，那一切實在是太醜陋了。如果你老老實實的話，就會遭到同班同學的捉弄。所以，一聽到哪裏打架，我就會沖在前面。”在相撲部裏，不會喝酒的男生，被視為沒有男子漢氣概，所以，高倉健只好把前輩們故意撒上胡椒面的清酒咕咚咕咚地喝下去，喝醉了之后，竟然還會捏着鼻子滿街亂跑。因為這段不那麼光彩的記憶，高倉健后來滴酒不沾，回憶起當年，他仍然覺得很羞愧：“那時候我的酒德不好，一發起酒瘋來，便亂摔東西。”

　　在相撲部過了整整一年這樣的荒唐生活之后，高倉健決定退出，他搬到永福町的一家公寓寄宿，他精神很空虛，几乎不去學校上課。“明大的小田”以膽大着稱，他無所事事地遊蕩在東京的繁華區澀谷一帶，連當地的小流氓都懼怕他幾分，他都不知道自己“居然能夠畢了業”。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3月，23歲的高倉健終於從明治大學畢業，但他卻遇到了非常現實的問題——就業困難。日本經濟仍然處在戰后的恢復階段，失業率居高不下，高倉健一直夢想着的從事外貿工作的願望沒有能夠實現，他不得不回到家鄉。回到家鄉之后，他開始幫助父親，從事他父親所開創的采石業，但只干了半年，他就感到“這樣下去就完蛋了”，於是他帶着剩下的一點積蓄，徑直跳上了火車，不辭而別，再次來到了東京。在那裏，他開始了自己人生的一段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