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對技術的討論，從原先的人與物的關係，轉移到人與技術活動的整體機制。以農業技術來看，從機械動力使用、經濟規模內捲（involution）、品種選擇，到基因改造作物的使用與衝擊，都是人類學對新技術項目討論的範圍。

人類學家白馥蘭（Francesca Bray）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觀察中國從宋代開始大量種植從占婆（今越南一帶）引進的早熟稻種，並且以種植棉花織布替代產量效率較低的絲綢，進而把農民階級的男耕女織建構成為文化正統的實踐方式。阿巴杜萊（Arjun Appadurai）則從印度馬邦（Maharashtra）地區的水井電氣化和農業使用度量衡統一的轉變，討論農民面對傳統知識流失和市場經濟壓迫時，引進新的作物和股份結合來回應經濟變動。

葛茲（Clifford Geertz）在早期的爪哇研究裡，更以殖民式莊園種植模式在增加內部的複雜性，而非外在規模擴大，也就是農業的內捲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做為文化多樣性和經濟接壤的討論模型。在臺灣，也有例如人類學家黃應貴對於布農族和黃宣衛對於阿美族的研究，從傳統小米和旱地種植，轉變成殖民時期的水稻種植，乃至於市場經濟的作物栽培後，整個族群在經濟規模、環境疾病和儀式象徵方面的巨大轉變。

從「行動者網絡理論」來看，某地可行的技術如何被實驗研究者在另一處成功「複製」，也是研究的重要課題。社會學家卡隆（Michel Callon）以法國水產學者從日本經驗引進干貝養殖的技術做案例討論，技術轉譯不只是科學知識操作者做為知識主宰者，還包括把漁民納入計畫，讓他們認知到另種途徑的可能性而願意被動員。同時干貝必須能夠依照設計著床在適合的水質和負載體上，使研究物本身也在形成知識可行性的網絡中扮演重要行動者。

社會學家拉圖（Bruno Latour）在研究巴斯德從農場分離的炭疽菌中，開拓出可複製和操作的實驗室空間，把原來不可見的程序轉變為可見的科學模式，以實驗室機制複製出農人原先認為自然的過程。拉圖對巴斯德的詮釋指出，技術社群的利益並非預先存在，而是經由建構和社會動員產生的。在本土研究中，社會學家楊弘任對於黑珍珠蓮霧的社群研究，討論原先只是「吃嘴物仔」的水果，經由農民自身的實驗、水土的改變，到結合農改專家的一連串變化。

當代的生物技術人類學，則從跨國資本傳播、政府治理和技術網絡社群的成形，討論知識傳播和在地轉化。阿巴杜萊在全球化的觀念中，特別以「技術地景」（technoscape）解釋隨著傳播和使用，技術活動在跨國網絡移動下的多樣模式。

人類學家拉楊（Kaushik Rajan）的印度和美國跨國藥廠民族誌可以做為例子。殖民時期留下的貧民社區，成為跨國藥廠尋找便宜人體試驗受試者的主要聚集處，貧民受試者和高級藥廠大樓在後殖民跨國研究的地景中連結起來。

翁愛華（Aihwa Ong）也提出技術社群的「全球組裝」（Global Assemblage）特性：在跨國的技術流動場域裡，技術社群界定了使用和交流範疇，不再受國家的限制；然而也衍生了新問題，比如全球器官移植市場跳脫原本國家體制規範，合法醫療和非法交易在這個網絡中展現新的「組合」。類此，農業技術的全球化問題從傳統的農業推廣，延伸為技術在規模設計、政策治理和環境衝擊上的影響。

另一個層面來看，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y knowledge）雖受到外來技術及商業模型的挑戰和排擠，但為在地族群的環境認知提供能動性，成為重新轉變的可能途徑。例如印度的席娃（Vandana Shiva）女士所領導的九種基金會（Navdanya Foundation），在基改作物充斥的印度農村裡，大力提倡農民自身留種的必要性，並且以女性的環境知識和對牛糞燃料的運用，對抗新農業技術對農民環境主體性的鯨吞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