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瑛宗日治時期小說作品的後殖民論述分析〉
∕陳清揚

一、導論

1、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1895–1945 年之間的日本殖民統治，透過從「同化」（dōka）到戰時「皇民化」（kominka）的政策轉折，系統性塑造了臺灣的語言使用、教育制度與文化品味：日語成為公共領域的正當語，各級學校推行日語主義，漢文與方言的使用被邊緣化，戰時更伴隨宗教改革與「國體」意識的灌輸（如寺廟整理、祭祀現代化等），使文學生產深受權力—知識體制規訓。這一整套文化—語言治理機制，奠定了殖民地作家在語言選擇、題材正當性與出版管道上的結構性制約，也構成後殖民閱2、讀龍瑛宗的必要歷史前提。

在此脈絡下，龍瑛宗作為以日語書寫、又自我定位為「臺灣新文學」參與者的代表性作家，呈現出典型的「跨語—跨域」位置（cross-language generation）：其文學生涯橫跨日治與戰後國民政府時期，在不同政權文化政策的拉扯中，既回應帝國期刊與獎項場域的規範（如〈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日本《改造》雜誌徵文佳作），又不斷在題材與視角上維持一種「臺灣性」的倫理－美學關懷。近年研究指出，他早期文本中既有對殖民現實的隱微批判，也有在戰時宣傳壓力下的語調擺盪，形成「在迎合與抵抗之間的殖民妥協」（colonial compromises）的複調書寫。

3、科技、人文、友善體驗

理論座標：從「東方主義」到「雜揉性」與「能否發聲」

就理論面向而言，Said 的「東方主義」提醒我們：帝國知識生產如何以「他者化」的觀看建構殖民地的文化想像，影響文本對空間、族群與風土的再現邏輯；這對閱讀龍瑛宗作品中的「小鎮」「邊陲」「南方」等母題尤具啟發。Bhabha 的「雜揉性」（hybridity）則指向殖民接觸帶來的跨文化形構與語言混雜，特別適用於臺灣的多語環境與殖民語言政策之下的文本現象：在日語敘述聲腔中，滲入在地感官、地景詞彙與漢語修辭記憶，構成「介面上的第三空間」。Spivak 的「底層能發聲嗎？」進一步引導我們追問：在龍瑛宗筆下經常被觀看的庶民與女性，究竟以何種話語姿態被再現？其「發聲」是作者的移情代言，還是能在敘述技術上形成主位化的策略？這些問題構成本文文本細讀的核心指引。

4、臺灣案例的在地化延伸

相較於一般後殖民理論的宏觀框架，臺灣案例具有三個需要被置入討論的在地條件。其一，多語的殖民場域：日語的國家語地位、漢語（含文言/白話）的文化資本殘餘、以及本土語言在口語—家庭領域的持續性，使「雜揉性」不僅是美學風格，更是日常語用結構的結果。其二，戰時「南進論」思想與文化政策將「南方」轉化為帝國地緣政治的象徵資本，龍瑛宗在評論、詩與小說中對「南方」的自我命名與再詮釋，也因此兼具迎合與挪用的雙重向度。其三，殖民知識分子的「內在殖民」心理結構——在承認帝國文化規範的同時，又透過敘述視角與語義細節留下在地經驗的韌性痕跡——已成為龍瑛宗研究的重要議題與分析路徑。

5、研究史回顧與本文介入

自 1990 年代以降，學界從作家論、文本學到文化政治陸續展開：論文與專文涵蓋龍瑛宗的語言選擇、現代性焦慮、與戰後轉向等主題，並嘗試以「內在殖民」解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等經典文本。近年亦有學者以「殖民妥協」與「雙重承諾」框架重估其作品的美學－政治複雜性。本文在這些路徑上，結合後殖民理論與細讀方法，特別關注：一）敘述聲腔中的語碼切換與觀看政治；二）空間母題（小鎮／邊陲／南方）如何被帝國話語與在地倫理牽引；三）女性與庶民角色的主體化策略與其侷限。

綜合以上，導論的基本主張是：龍瑛宗的日治期小說不僅可讀為殖民文學的歷史見證，更是語言政策與文化治理下的書寫實驗；其文本在「帝國規訓／地方感受」「迎合／挪用」「觀看／發聲」之間形成張力場，正提供後殖民理論與臺灣文學個案互證與互補的理想入口。
二、研究問題
龍瑛宗的日治時期小說創作，處於台灣社會面臨殖民統治、文化同化與身份重塑的歷史節點，其文本不僅反映了個體心理，也折射出殖民體制下的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因此，本研究的核心問題可從後殖民理論的多重維度來探討：

1、殖民統治下的身份困境

龍瑛宗筆下的角色多為庶民或女性，身處殖民社會中，他們的日常生活、社會互動與心理狀態均深受殖民規範與文化同化壓力影響。後殖民理論指出，殖民地的文化與身份具有「雜揉性」（hybridity，Bhabha, 1994），即殖民者文化與本土文化相互交錯，形成模糊且不穩定的自我認同。透過這一視角，本研究關注龍瑛宗小說如何描寫人物在殖民語言、社會規範與個人欲望之間的拉扯，呈現身份的不確定性與心理焦慮。

2、心理描寫與殖民主體的壓抑與抗衡

龍瑛宗的小說以精細的心理描寫聞名，人物內心的掙扎、羞辱、欲望與恐懼不只是個體情感的呈現，更折射殖民體制對主體性的制約。從後殖民研究者如Spivak（1988）提出的「底層能否發聲？」問題來看，龍瑛宗小說中角色的心理狀態，既是對殖民規訓的內化，也是隱秘的抗衡方式。這種抗衡可能不是明顯的政治行動，而是透過內心反思、情感張力與日常選擇，展現「文化韌性」與微觀的抵抗行為。

3、文化混雜與抵抗話語的後殖民解讀

龍瑛宗小說中經常呈現日台文化交錯的場景、語言混用以及代際衝突，這種文化雜揉現象不僅是社會現實的映射，也形成後殖民語境中的文本策略。後殖民理論強調，殖民地作家透過文本可以「雙重閱讀」：一方面承受殖民文化規範，另一方面透過微妙的敘事手法，暗示本土文化價值與抵抗話語的存在。透過分析龍瑛宗小說的敘事結構、人物心理與象徵意象，本研究旨在揭示其作品如何在表層服從殖民語言之下，實現對文化霸權的微觀挑戰與心理主體性的維護。

綜合以上，本研究問題不僅關注小說中的個體心理與情節描寫，也透過後殖民理論檢視文本的文化政治意涵，意圖呈現龍瑛宗小說在殖民語境下的身份困境、心理抗衡以及文化雜揉與抵抗策略之整體圖景。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龍瑛宗日治時期小說中的後殖民語境與文化身份議題，因此方法設計須兼顧文本內部分析與歷史脈絡解讀，並結合後殖民理論的視角來揭示殖民體制下的權力與文化運作。

1、文本細讀與後殖民理論結合

本研究將採用close reading（細讀）策略，深入分析龍瑛宗小說的敘事結構、語言風格、象徵意象與心理描寫。文本細讀不僅關注表面情節，也重視微妙的情感張力、意識流描寫及語言選擇，特別是小說中表現出來的「文化混雜性」（hybridity）、身份拉扯與心理掙扎。

在理論上，將結合後殖民學者的核心概念：

(1)、Homi Bhabha 的雜揉性（hybridity）與模糊空間（third space）：分析殖民語言、文化符碼與本土心理的交錯如何在文本中呈現文化身份的不穩定與創生空間。

(2)、Edward Said 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與殖民凝視：探討龍瑛宗如何透過敘述再現殖民統治者的視線，並反映被殖民者的心理回應。

(3)、Gayatri Spivak 的「底層能否發聲？」（Can the Subaltern Speak?）：檢視小說中邊緣角色（如女性、庶民）如何在社會權力結構下呈現微觀的抗衡或隱秘的聲音。

透過理論與文本交互分析，可揭示龍瑛宗小說如何在日治殖民語境中，隱微地反映社會權力、文化壓抑與個體心理抗衡。

2、歷史語境與刊載背景參照

文本分析將結合當時歷史資料與刊載脈絡，以理解作品創作的現實意涵：

日治時期的社會政治與文化控制政策，如語言教育、文學刊物的審查、殖民文化推行。

《改造》雜誌與其他文學平台的刊載背景，分析龍瑛宗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獎所反映的殖民文學審美與社會認可機制。

龍瑛宗小說所描寫的地方、家庭、女性與庶民生活，與歷史事件及殖民治理策略之對照，幫助理解文本中隱含的社會批判與文化抵抗。

3、比較研究與跨文本分析

為凸顯龍瑛宗作品的獨特性與共時性，本研究將與其他殖民地作家進行比較，包括楊逵、吳濁流、鍾肇政等日治時期台灣作家：

探討不同作家在描寫殖民身份、心理壓抑、性別角色、文化混雜上的異同。

分析各作家對殖民權力的微觀反應與抵抗策略，特別是心理描寫、象徵意象、敘事視角的差異。

結合後殖民理論，評估不同文本中「底層能否發聲」與文化雜揉表現的策略，進一步呈現龍瑛宗在殖民文學場域中的位置與貢獻。

4、日治時期文學脈絡與語言選擇

本研究同時將龍瑛宗作品置於多語文學場域的歷史脈絡：

(1)、台灣文學場域中存在漢文、日文、方言多重書寫實踐，龍瑛宗以日文書寫，呈現殖民語言的文化認同與創作策略。

(2)、分析其語言選擇如何影響作品的敘事視角、心理描寫與殖民批判意味。

評估其文壇地位及接受度，例如〈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改造》雜誌獲獎的象徵意義，反映殖民審美標準、文學獎勵制度及文化認可對作家身份的影響。

總結

綜合以上，本研究方法透過細讀文本、歷史脈絡解讀與跨文本比較，結合後殖民理論分析，旨在揭示龍瑛宗日治時期小說的心理描寫、文化雜揉及身份困境，並呈現其作為殖民地作家的文化抗衡與文學策略。
肆、文本分析一：庶民日常與殖民壓抑

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故事概要與敘事分析
1、故事概要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龍瑛宗1937年的處女作，以日文創作並刊載於《改造》雜誌，描寫一個台灣小鎮的日常生活。小說透過小鎮居民、街坊鄰里的互動，以及日常瑣事的描寫，展現殖民統治下庶民生活的單調與壓抑。

故事中的「木瓜樹」既是具體的景物，也承載象徵意義：

它是小鎮居民日常生活的中心，象徵在殖民壓迫下仍頑強生長的生命力。

同時，它也象徵文化身份與地方性的根源，對比殖民者的外來控制與規範。

小說透過幾個主要角色的心理描寫，呈現他們在貧困、社會秩序與文化壓力中的掙扎與自我調適。故事沒有宏大政治事件的描述，而是以細膩的日常情節、內心活動與景物描寫，營造一種既貼近現實又帶有象徵意涵的敘事氛圍。

二、敘事分析

1、身份困境與雜揉性（Hybridity）

龍瑛宗以日文書寫台灣小鎮日常，呈現殖民語言與本土生活的交錯。Bhabha所提出的「雜揉性」概念可以用來理解小說中居民的文化身份：

居民在日治制度下必須學習殖民規範（如日語、殖民教育、社會規則），同時保有本土生活習慣與情感。

小鎮中既有日治官吏的權威，也有地方習俗的日常張力，小說透過心理描寫呈現「文化混雜」的日常矛盾。

2、殖民凝視與心理壓抑

龍瑛宗描寫角色心理時，突顯殖民社會對個體的制約：

角色的焦慮、羞怯與自我調整反映了對權力結構的內化壓抑。

木瓜樹作為日常生活中心，既是安全感的寄託，也成為殖民凝視下的象徵物：人物與自然景物形成互動，反映個體在權力結構下的心理回應。

這種描寫方式契合後殖民論述中對被殖民者心理及行為的「微觀抗衡」理解：角色並非公開反抗，但透過內心世界的描寫隱微地表達抵抗與自我維護。

3、文本策略與文化抗衡

小說的敘事結構雖以平鋪直敘為主，但細膩描寫日常瑣事、景物與心理，使文本呈現多層次的文化抗衡：

(1)、空間象徵：小鎮街道、木瓜樹、庭院等地方元素，不只是地理空間，也承載社會規範與文化記憶的象徵意義。

(2)、語言策略：以日文書寫台灣生活，本身是一種文化適應，同時隱含本土情感與對殖民文化的反思。

(3)、敘事焦點：細膩心理描寫形成「第三空間」（Third Space），在日治規範與本土生活之間創造模糊地帶，使殖民與被殖民的權力結構在文本中呈現張力。

4、美學與後殖民意涵

龍瑛宗小說的美學特質，如細膩描寫、感傷氛圍、自然景物與心理互映，使小說在表面日常之下，隱含對殖民社會壓迫的反思。

後殖民視角認為，這種美學策略是一種微觀的文化抵抗：在表面遵從殖民語言與規範的前提下，文本維護了本土心理、文化與情感的自主空間。

總結

從後殖民論述來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不僅是一部描寫台灣小鎮日常生活的小說，更是一種文化身份探索與微觀抵抗的書寫：

文本呈現殖民語言與本土生活的雜揉性，揭示身份困境與心理拉扯。

小鎮與木瓜樹作為象徵空間，反映殖民統治下個體心理與社會秩序的互動。

敘事策略與美學表現，使小說在遵從殖民語言的同時，實現了隱微的文化抵抗與後殖民意涵。

二、〈夕照〉

一、故事概要

〈夕照〉（又名〈夕影〉，1937）是龍瑛宗早期小說之一，創作於日治時期。小說以小鎮景象和居民日常為背景，透過日落的光影描寫，折射殖民統治下的社會秩序與人物心理狀態。

故事主要描寫一群小鎮居民在夕陽下的生活片段：商販收攤、孩童遊戲、青年與乞婦的互動等，日常瑣事中潛藏著人物的焦慮、孤寂與壓抑心理。小說核心意象——夕陽——象徵時間流逝、生命無常與社會壓力，既映照殖民統治下的空間與權力秩序，也暗示人物心理的陰影與隱微抵抗。

整體而言，小說以平淡日常鋪陳事件，但通過光影、景物、心理描寫與人物互動，呈現殖民社會中庶民的情感狀態與文化身份困境。

二、敘事分析

1、殖民語境中的心理張力與身份困境

後殖民理論指出，殖民地社會中，個體心理經常被權力結構所塑造與壓抑（Bhabha, 1994）。〈夕照〉中的人物多為小鎮庶民，他們的日常生活表面平靜，實則隱含對殖民體制的焦慮與適應壓力：青年角色在面對日治官吏與社會規範時，內心充滿自我調適與焦慮。乞婦、女性角色的孤寂與被動，是殖民社會中邊緣角色的心理寫照，也是Spivak所說「底層能否發聲？」問題的文本呈現。

2、光影意象與文化雜揉（Hybridity）

夕陽作為核心意象，不僅營造美學氛圍，也象徵殖民社會的權力結構：光線照射下的街道、庭院與人物互動，形成「第三空間」（Third Space），映射日治規範與本土生活的交錯。

光影的變化象徵身份與文化的不穩定性，折射出居民在殖民文化與本土文化間的拉扯，呈現典型的文化雜揉現象（Bhabha, 1994）。

3、微觀抵抗與隱秘的抗衡

小說雖無明顯政治行動，但人物的日常選擇、心理反應與互動形成微觀的抗衡：

青年與乞婦的互動中，存在對情感自主與倫理秩序的探索，這種微小的心理抗衡，正是後殖民語境下被殖民者隱秘的文化抵抗。人物對光影、景物、生活瑣事的細膩感知，成為「心理主體性」維護的手段。

4、敘事策略與美學表現

龍瑛宗透過細膩的日常描寫、心理刻畫和光影意象，形成與殖民統治的微妙張力。敘事風格兼具寫實與象徵，使小說在表層呈現日常生活的服從之餘，潛藏文化抗衡的美學空間。夕照光影象徵時間流逝與生命無常，同時暗示社會規範對個體心理的侵入與邊緣人物的孤寂感。

5、後殖民視角下的意涵

小鎮日常與夕陽光影象徵了殖民規範對庶民生活的滲透與心理塑造。

角色心理的掙扎與孤寂，展現了殖民語言、社會秩序與身份認同之間的拉扯。

光影、景物與細膩心理描寫，構成文本的「微觀抵抗」空間，使小說在遵從殖民語言與規範的前提下，仍保有本土文化情感與心理自主性。

總結

〈夕照〉不僅是對日治小鎮日常的文學呈現，更是一種隱微的後殖民書寫：

光影與景物象徵殖民權力與文化雜揉。

人物心理描寫揭示身份困境與微觀抵抗。

敘事策略與美學表現形成文化與心理的第三空間，反映殖民社會下個體與社會、文化與權力之間的複雜互動

肆、文本分析二：女性、身體與殖民隱喻

一、〈黑妞〉與〈村姑娘逝矣〉：女性作為殖民隱喻

1、故事概要

(1)、〈黑妞〉（1939）

小說描寫一位女性角色「黑妞」的生活遭遇，集中於她在小鎮或村落的日常中，面對社會規範、家庭壓力以及殖民權力的限制。故事中，黑妞的人際互動、情感經歷與身體表現，都被社會和殖民規範審視與規訓。

(2)、〈村姑娘逝矣〉（1940）

描述一位村落年輕女性的悲劇命運，她在殖民統治與地方社會道德壓力下，逐漸喪失自主性，最終走向死亡或象徵性的消逝。小說透過死亡與消逝的描寫，呈現女性身體在殖民社會中作為權力作用與文化規範的承受者。

2、敘事分析
(1)、女性作為被觀看的文化隱喻

後殖民理論（Bhabha, 1994; Spivak, 1988）指出，被殖民者的身體常成為殖民權力觀察、規訓與文化想像的場域。〈黑妞〉與〈村姑娘逝矣〉中的女性角色，其身體與行動被社會與殖民權力「凝視」（colonial gaze）所塑造，象徵殖民者對被殖民社會的控制。

(2)、死亡與消逝的象徵性抗議

兩篇小說均以「死亡／消逝」作為情節核心，這既是個體命運的終結，也是對殖民社會結構的不滿和隱微抗議。死亡成為被壓抑的情感與心理的出口，象徵殖民規範下女性身份的脆弱與被犧牲的文化隱喻。

(3)、心理描寫與文化張力

小說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呈現角色對自身處境的感知與掙扎，反映日治社會中性別、階級與文化壓力的交織，形成典型的後殖民心理張力。

二、〈趙夫人的戲畫〉：女性身體與權力的鬥爭場域

1. 故事概要

〈趙夫人的戲畫〉（1939，中篇連載）描寫趙夫人從家庭到社會生活的戲劇化經歷：她在婚姻、家族與社會中承受多重壓力，既有家族階級的制約，也有殖民文化規範的影響。

小說通過趙夫人的情感、行動與身體表現，呈現女性如何在社會結構與殖民統治的交錯下維持自我，或陷入被犧牲、被物化的境地。

2. 敘事分析

(1)、女性身體作為權力與慾望的鬥爭場域

後殖民理論認為，殖民社會中的女性身體既是被規範、被觀察的對象，也是抗衡權力的微觀場域。小說中趙夫人的身體與行動，不僅受制於家庭與社會階級，也反映殖民文化對性別角色的規訓。

(2)、戲劇化人生與文化雜揉

趙夫人的人生經歷如同舞台劇，展現多重文化、階級與性別規範的交錯。小說透過戲劇化情節與心理描寫，營造一種「第三空間」（Third Space），讓女性在被規範與自我意識之間進行微觀抗衡。

(3)、象徵與後殖民隱喻

趙夫人的生活既是個體悲劇，也象徵殖民社會中被物化與被犧牲的文化角色。小說透過細膩心理描寫和情節設計，隱喻殖民體制對女性身體、身份與情感的多重壓制，以及角色潛在的心理抵抗。

3、後殖民視角下的整體意涵

(1)、女性作為殖民隱喻：龍瑛宗以女性角色呈現被殖民者的脆弱與無聲抗議，女性身體成為殖民權力的觀察與規範場域。

(2)、死亡與消逝的象徵性：死亡不僅是個體結局，也是對殖民社會、階級壓力及文化規範的隱微抗議。

(3)、心理描寫與微觀抵抗：透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女性角色在被物化與權力制約中，呈現微觀抗衡與情感自主的可能性。

(4)、文化雜揉與第三空間：小說中的女性身體、心理與社會互動形成文化雜揉現象，提供「第三空間」來理解後殖民情境下的身份掙扎與微觀抵抗。

總結

從後殖民論述視角，〈黑妞〉、〈村姑娘逝矣〉與〈趙夫人的戲畫〉構成一組關注女性、身體與殖民隱喻的文本：

女性身體象徵殖民權力對庶民社會的凝視與控制。

死亡、消逝與戲劇化人生反映身份困境與隱微抗議。

細膩心理描寫與文本象徵營造了文化雜揉與微觀抵抗的空間，使小說在日治殖民語境下展現高度後殖民意涵。

肆、文本分析三：文化雜揉與身份困境

文本分析三：文化雜揉與身份困境

一、〈白鬼〉：殖民他者與陌生感

1、故事概要

〈白鬼〉（1939）描寫一個小鎮或社區中「白鬼」的出現與影響。「白鬼」作為小說核心意象，象徵殖民者或外來權力的存在。故事中，鎮民對「白鬼」的恐懼與警惕，反映殖民社會中本土居民對外來文化與統治者的不安感。

小說以局部事件鋪陳情節，例如居民與白鬼之間的互動、誤解與恐懼，突顯殖民社會的陌生感與權力張力。故事雖簡，但透過心理描寫與象徵，呈現本土居民的焦慮與文化壓抑。

2、敘事分析
(1)、他者凝視與文化恐懼

後殖民理論強調「他者」的構建是殖民權力與被殖民者身份認同互動的核心（Said, 1978; Bhabha, 1994）。小說中，「白鬼」象徵外來殖民力量，也反映居民對外來者的恐懼與文化陌生感。

 

(2)、心理描寫與微觀抗衡

鎮民在面對白鬼時的心理反應，包括焦慮、忌諱與想像，形成對殖民權力的隱微批判。小說以心理細節呈現個體如何在陌生文化壓力下自我調適，折射身份困境。

3、象徵意涵

「白鬼」不只是外來者，更是殖民規範、權力壓力與文化異化的象徵，使小說呈現後殖民情境下的心理與社會張力。

二、〈蓮霧的庭院〉：文化雜揉與身份拉扯

1、故事概要

〈蓮霧的庭院〉描寫藤崎一家在殖民社會中的生活，刻畫他們在台灣本土文化與日本殖民文化之間的身份掙扎。庭院作為核心空間，既是家庭日常生活的場所，也象徵文化的交錯與衝突：

庭院裡的活動、景物與事件，呈現日本文化規範與本土生活習慣的互動。

家庭成員在語言、習俗與價值觀上的分歧，映射殖民社會中文化混雜與身份困境。

2、敘事分析
(1)、第三空間與文化雜揉

後殖民理論認為，殖民地個體經常在文化交錯中形成「第三空間」（Bhabha, 1994）。藤崎一家的庭院即是一個微觀的「文化第三空間」，呈現台灣與日本文化交織的張力與矛盾。

(2)、身份困境與心理張力

家庭成員對殖民文化的適應或拒絕，折射個體身份的不確定性。小說透過細膩心理描寫，呈現角色在文化規範與自我認同之間的拉扯。

3、庭院象徵意涵

庭院象徵「共存／分裂」的殖民文化空間：既是生活的日常場所，也是權力、文化與身份衝突的微觀場域。

 

三、〈不知道的幸福〉：底層聲音與殖民性疑問

1、故事概要

〈不知道的幸福〉（又作「不為人知的幸福」）以女性自述為主，描寫底層女性在殖民社會中的生活困境、尊嚴與心理感受。

女性角色在家庭、社會與殖民制度下，努力維持自我尊嚴與情感自主。

故事強調日常生活中微小的幸福與尊嚴，並與社會結構的不公形成對照。

2、敘事分析（後殖民視角）

(1)、底層能否發聲的殖民性疑問

Spivak提出「能否發聲」（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議題在此文本中得到呈現：女性角色的敘述，是對殖民規範與社會壓迫的微觀發聲，但同時也受到結構限制。

(2)、心理描寫與微觀抵抗

女性角色在生活中的自我肯定與尊嚴維護，構成對殖民與社會權力的隱微抗衡。小說透過細膩的心理與感受描寫，使底層角色的聲音得以呈現。

(3)、象徵與文化意涵

角色對幸福的理解和追求，象徵被殖民者在限制與壓抑下的心理生存策略，也暗示殖民社會中文化與權力的不平衡。

四、後殖民視角下的整體意涵

1、「他者」與文化陌生感

〈白鬼〉透過外來者意象揭示殖民社會的權力結構與心理異化。

2、文化雜揉與身份困境

〈蓮霧的庭院〉呈現殖民文化與本土生活的交錯，庭院象徵第三空間中的身份拉扯與心理張力。

3、底層發聲與心理抗衡

〈不知道的幸福〉透過女性自述，呈現被壓抑者對尊嚴與自主的微觀抗衡，呼應後殖民理論中的底層聲音問題。

4、心理描寫與微觀抵抗

三篇小說均透過細膩心理描寫，揭示殖民社會下個體在文化、身份與權力中的掙扎與抗衡。

總結

從後殖民論述視角，〈白鬼〉、〈蓮霧的庭院〉與〈不知道的幸福〉共同構成對文化雜揉、身份困境與底層抗衡的文本研究：

「白鬼」象徵外來殖民權力與心理陌生感。

藤崎一家的庭院象徵文化交錯與身份拉扯。

底層女性的自述與尊嚴，反映「能否發聲」的殖民性疑問。

細膩心理描寫與象徵手法，構建微觀抵抗的後殖民空間，使小說展現高度後殖民意涵。

伍、後殖民視角下的綜合討論

一、龍瑛宗小說中的「邊緣書寫」

1、概念界定

後殖民理論強調，殖民語境下的邊緣書寫（marginal writing）常出現在被殖民者試圖在外來語言規範中尋求自我表達與文化在地感時（Bhabha, 1994; Spivak, 1988）。龍瑛宗以日文書寫的小說，如〈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夕照〉，表面遵循殖民語言規範，實則透過景物、光影與日常細節，刻畫台灣庶民生活的本土感，形成微妙的「在地書寫」。

2、文本呈現

小鎮景象、庭院生活、日常勞作和心理描寫，皆是作者在殖民語言中尋求本土文化表達的手段。

即便語言為日文，小說中的時間、空間與生活細節透露出台灣在地性，展現邊緣書寫的特徵：在外語規範中建構文化第三空間。

二、文化雜揉（Hybridity）與身份裂縫

1、概念與理論

Bhabha提出的「文化雜揉」（hybridity）概念指出，殖民社會中個體經常處於原生文化與殖民文化交錯的模糊空間，形成身份裂縫（Bhabha, 1994）。

龍瑛宗小說中的角色，尤其是藤崎一家（〈蓮霧的庭院〉）或底層女性（〈不知道的幸福〉），都呈現台灣與日本文化交織下的心理張力與身份困境。

2、文本呈現

庭院、光影、日常行為等象徵空間既是生活場所，也是文化交錯的「第三空間」。

角色在語言、習俗、價值觀上的掙扎，反映身份裂縫：既受殖民規範制約，又試圖保留或重建本土自我。

文學手法上，心理描寫、象徵意象與景物細節均強化文化雜揉感，使文本呈現高度後殖民複雜性。

三、抵抗與順從：心理掙扎的微觀政治

1、抵抗形式

小說中的人物多為庶民、女性或青年，他們的抵抗往往非公開政治行動，而是微觀抗衡：心理反應、行為選擇與日常生活的細節，皆可能形成對殖民規範的隱秘挑戰。

例如，〈黑妞〉與〈村姑娘逝矣〉中女性角色的死亡與消逝，既是身份脆弱的象徵，也是對社會與殖民壓力的心理抗議。

2、順從策略

人物也在行為上顯示順從，順應日治規範、語言和社會秩序，以求生存或維持日常生活。

龍瑛宗小說呈現的心理掙扎，即是抵抗與順從交錯下的微觀政治，反映殖民社會中個體的身份與主體性困境。

四、美學與政治：頹廢、浪漫風格的批判性

1美學風格

龍瑛宗小說多呈現頹廢、浪漫甚至陰鬱的美學風格，如〈夕照〉的光影意象、〈蓮霧的庭院〉的庭院景物、〈白鬼〉的恐懼與異化。

此種美學手法不僅營造文學氛圍，也隱含對殖民統治的批判性。

2、政治意涵

美學上的頹廢與浪漫，與人物心理掙扎互為映照，成為對殖民社會規範、文化壓迫與身份困境的隱微反思。

龍瑛宗透過細膩心理描寫、象徵意象與景物描寫，使美學手法承載政治批判：小說在表面日常或浪漫敘事下，實則呈現被殖民者的心理抵抗與文化認同困境。

五、綜合結論

1、邊緣書寫與在地感：龍瑛宗在殖民語言中建構台灣在地文化細節，形成微觀的文化自主空間。

2、文化雜揉與身份裂縫：小說角色在台日文化交錯中呈現心理與身份張力，庭院、光影與日常成為象徵性的第三空間。

3、抵抗與順從：角色的心理掙扎與行為選擇展示微觀抗衡策略，反映殖民社會中個體的主體性困境。

4、美學與政治批判：頹廢、浪漫、陰鬱的美學風格承載隱微政治批判，使日治小說具有後殖民意涵。

總結

從後殖民論述觀點看，龍瑛宗小說呈現出高度的文化敏感性與心理複雜性：

文本在邊緣語言中尋找本土感，呈現台灣庶民日常與心理掙扎。

文化雜揉、身份困境與微觀抵抗，構成小說的後殖民特質。

美學表現與政治意涵相互交織，使小說既是文學美學創作，也是對殖民統治、文化異化與身份壓迫的隱微批判。

八、結論

(一)、治時期文學的重要文本
龍瑛宗的小說作品不僅是台灣日治時期文學的重要文本，更是殖民語境下文化、身份與心理多重矛盾的微觀書寫。透過後殖民理論的視角，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其文本所展現的文化雜揉、身份困境與隱微抗爭。具體而言：

1、語言與邊緣書寫

龍瑛宗以日文創作，表面上遵循殖民語言規範，但實際上透過景物描寫、日常生活細節與心理刻畫，建構出一種在地性的邊緣書寫（marginal writing）。這種書寫策略展現了被殖民者如何在外來語言中尋求文化表達與心理自主，形成一種微觀的文化第三空間（Bhabha, 1994）。

2、文化雜揉與身份裂縫

其小說中，人物往往處於台灣本土文化與日本殖民文化的交錯空間，呈現身份裂縫與心理張力。例如，〈蓮霧的庭院〉中的藤崎一家或〈不知道的幸福〉中的底層女性，皆反映出殖民社會下身份模糊與文化矛盾。這種雜揉性（hybridity）不僅是文化現象，更是個體心理與社會存在的寫照，展現殖民地文學特有的複雜性。

3、抵抗與順從的微觀政治

龍瑛宗的角色常在心理層面展現對殖民體制的隱微抵抗：透過自我肯定、日常行為選擇，或在心理想像中進行抗衡。與此同時，角色亦表現順從，反映被殖民者在權力壓迫下的生存策略。這種心理掙扎構成小說的微觀政治，呈現被殖民者在文化規範下的主體性困境。

4、美學書寫與政治批判

龍瑛宗善於將殖民社會的壓抑轉化為心理氛圍與美學描寫：光影、庭院、日常景物與心理細節皆成為象徵性的媒介。其頹廢、浪漫或陰鬱的美學風格，既營造文學氛圍，也承載對殖民統治、文化異化與身份壓迫的隱微批判。小說的美學與政治互為映照，使文本成為殖民地社會心理與文化現象的文學再現。

(二)、學術意義

後殖民理論的引入，不僅揭示了龍瑛宗小說中的隱微抗爭與文化雜揉現象，也提供理解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文化與身份矛盾的理論框架。其作品展示了殖民地作家如何在語言、文化與心理層面進行創作實踐，成為台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文化遺產與研究典範。

總結

龍瑛宗小說透過心理描寫、日常細節與象徵意象，將殖民社會的多重壓抑轉化為美學書寫；其文本中的邊緣書寫、文化雜揉與微觀抗爭，不僅反映殖民地身份困境，也提供後殖民研究的重要案例，彰顯台灣日治時期文學的複雜性與深度。

■比較研究︰龍瑛宗同時期小說家作品
龍瑛宗與楊逵、鍾肇政與吳濁流小說的差異性分析

一、語言選擇與書寫策略

1、龍瑛宗

(1)、以日文創作，面向殖民文壇，形成「邊緣書寫」（marginal writing），在殖民語言中尋求台灣在地文化表達。

(2)、日文書寫與景物、心理細節結合，使文本呈現微觀文化第三空間（Bhabha, 1994）。

2、楊逵

以中文白話文創作，直接面向庶民與社會，語言簡潔有力，偏向公開政治抗爭。

3、鍾肇政

中文創作，注重史實與社會寫實，以鄉土、族群、戰爭記憶呈現社會結構，心理描寫重點在歷史背景下的集體經驗。

4、吳濁流

(1)、主要以中文創作，結合台灣閩南語詞彙與民間生活語境，呈現台灣本土口語特色。

語言具有強烈本土色彩，對殖民文化的批判直接且帶情感張力，兼具現實主義與民俗書寫特徵。

語言差異總結：龍瑛宗日文邊緣書寫，楊逵中文政治抗爭，鍾肇政中文史實寫實，吳濁流中文本土語言融合民俗，兼具批判性與在地感。

 

二、文化雜揉與身份表現

1、龍瑛宗

角色處於台灣本土文化與日本殖民文化交錯空間，呈現身份裂縫與心理張力。

文化雜揉（hybridity）突出，心理描寫細膩，微觀抗爭隱含在日常生活與景物象徵中。

2、楊逵

角色身份偏向社會階級與政治意識，文化雜揉感較弱，文本更注重抗殖民政治行動。

3、鍾肇政

角色身份與族群、歷史事件密切相關，文化雜揉存在，但主要聚焦社會結構與集體經驗，心理層面不如龍瑛宗細膩。

4、吳濁流

角色多為庶民或鄉土人物，其文化身份呈現台灣本土與殖民壓力的交錯，但更偏向民間文化與社會倫理的張力。

文化雜揉體現在語言、習俗與心理認同的多重矛盾：角色既適應殖民規範，又保持本土生活方式與心理自主。

三、抵抗策略與微觀政治

1、龍瑛宗

抵抗呈現微觀、心理化，透過日常生活、心理反應與象徵描寫完成隱微批判。

2、楊逵

抵抗直接且公開，以社會運動與文字論述挑戰殖民體制。

3、鍾肇政

抵抗以歷史重現和集體經驗呈現，偏向社會結構與歷史事件層面的反思。

4、吳濁流

抵抗結合心理、社會與文化層面：角色在日常生活與鄉土民俗中表現文化自主與隱微抗爭，兼具心理與社會雙重張力。

四、美學風格與政治批判

1、龍瑛宗

頹廢、浪漫、陰鬱，心理描寫與光影、庭院等象徵交織，隱含殖民批判。

2、楊逵

現實主義，簡潔直接，政治與倫理明確，心理描寫次要。

3、鍾肇政

鄉土寫實，心理描寫服務於歷史與社會呈現，美學意圖弱。

4、吳濁流

結合民俗、鄉土生活與心理描寫，兼具敘事美感與批判性，語言和美學呈現強烈在地特色。

 

五、綜合比較表

作家	語言	文化雜揉	抵抗策略	美學風格	主體焦點
龍瑛宗	日文	高度文化雜揉，身份裂縫	微觀心理抗爭	頹廢、浪漫、陰鬱	個體心理 、邊緣書寫
楊逵	中文	低，注重社會階級	公開政治抗爭	簡潔直接 、現實主義	庶民階級 、社會抗爭
鍾肇政	中文	中等，族群與歷史交錯	歷史與集體抗爭	鄉土寫實	歷史事件 、族群命運
吳濁流	中文+閩南語詞彙	中高，民俗與本土文化交錯	心理與社會抗爭結合	民俗化、鄉土美學	庶民心理、鄉土文化、文化自主

六、結論

從後殖民論述角度看：

1、龍瑛宗以日文邊緣書寫呈現個體心理與身份裂縫，微觀抵抗最為精緻。

楊逵以中文直接政治抗爭為主，文化雜揉較弱。

2、楊逵和鍾肇政重歷史、族群與社會結構，心理描寫服務於集體敘事。

3、吳濁流則兼具心理、社會與文化層面抗爭，以鄉土民俗語言與在地美學呈現文化自主與抵抗。
總體而言：龍瑛宗、吳濁流突出心理與文化層面，楊逵、鍾肇政重社會與政治層面。四位作家的異同展示台灣日治時期小說多元的後殖民文本特質：從語言、文化雜揉、心理抗爭到美學政治，各有側重，形成豐富而複雜的殖民地文學景觀。

參考書目（References）

Said, E. W.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愛德華．薩依德，《東方主義》，帝國知識生產與他者化理論的核心來源。）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霍米．巴巴，《文化的所在》，提出「雜揉性」（hybridity）與「第三空間」（Third Space）理論。）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271–31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蓋亞特里．史碧瓦克，《底層能發聲嗎？》，關於殖民地底層主體的發聲困境。）

王德威（2001）。《被壓抑的現代性》。台北：麥田。

陳芳明（1997）。《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

龍瑛宗（2006）。《龍瑛宗全集》（中文卷，8冊）。台北：前衛出版社。

龍瑛宗（2008）。《龍瑛宗全集》（日文卷，6冊）。台北：前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