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後殖民學理研究：語言、身份與抵抗的文學書寫》∕陳清揚

壹、緒論

台灣日治時期（1895–1945）文學場域多語並存：日文、漢文、白話中文、方言。

殖民地文學既是壓迫的產物，也是抵抗與文化雜揉的空間。本文以後殖民理論（Bhabha 的「雜揉性」、Said 的「東方主義」、Spivak 的「底層能否發聲」）為分析框架。
貳、研究背景

(一)、多語並存的文學場域：語言政策、出版生態與審查機制交織

1、語言結構：日治台灣的語言生態不僅是「日語／漢語」的二分，而是「日語（學校、官署、報刊的權威語）／漢文（科舉傳統與文人社群）／白話中文（五四後的新文學語體）／本地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的多層異質系統。學界指出，1920年代起的「台灣新文學」在一開始即呈現多語、跨界、帶社會參與的特徵，而非單一路線的語言轉型。

2、殖民治理時期與語言選擇：學者普遍將日治時期分為武斷統治（1895–1915）／同化（1915–1937）／皇民化（1937–1945）三階段，對應到學校語言、報刊用語與作家語言選擇的變化（諸如白話中文書寫與日文書寫並行，以至戰時日語一統的壓力）。

3、場域與刊物：1930年代的重要刊物諸如《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等，反映了編輯路線與語言立場的辯證與分歧，並折射作家在政治高壓與文化理想之間的協商。

（二）、殖民文學的雙重性：壓迫裝置，亦是雜揉與抵抗的場所

1、皇民化與「帝國臣民文學」：戰時的皇民化運動（kōminka）意在塑造「真正的日本人」，包含改姓名、國語（日本語）運動、宗教與儀式再編程等，形塑出文學的主題、語體與出版規範；當代學者對皇民文學已從「單純協力」的二分法，轉向更細膩的再評估與位置辨認。

2、雜揉的美學與政治：同一位作家常在不同刊物、不同語種與不同政治氣候下採取差異化的修辭、敘事與聲調，導致多語共存與身份游移並呈。對於日文書寫的台灣作家與日本作家來說，台灣也成為「帝國南方」想像的舞台與實驗場域。

（三）、學理框架：由「理論經典」落地台灣脈絡

1、Bhabha 的「雜揉性／第三空間」：提供理解台灣作家在日語與漢語（乃至方言）之間進行策略性模仿（mimicry）與差異化表演的工具，說明文本如何在「相似／不相似」之間生成游移的主體與第三空間。

2、Said 的「東方主義」：用以辨識日本帝國在南進脈絡中對「台灣—南方」的想像與表述技術，並反身檢視戰後華語批評如何再度以中心視角「再東方化」台灣。

3、Spivak 的「底層能否發聲」：提示我們追索被邊緣化的聲音（如女性、原住民、工農階級）的發言條件、翻譯政治與表述倫理，特別是戰時日文書寫臺灣女性文本的「再翻譯」與再敘述問題。
(1)「底層能否發聲」的在地化實踐：邊緣書寫的能見度與翻譯政治

(2)、女性與原住民書寫：學界近年關注1930–40年代台灣女性以日文創作的小說與散文，及其在當代被譯介為中文時的再語境化與話語重編，凸顯殖民語制下「誰能、如何」發聲的結構限制。

(3)、多語文本的再閱讀：新文學既與左翼思潮相連，也在刊物與社團活動中落地；多語並置使文學既承受統治技術，也生成跨語言的連帶與「隱微反抗」。
4、台灣研究的在地深化：從文學史到身份政治

文學史與分期：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以「殖民／再殖民／後殖民」的長時段視野，梳理從1920年代起的文學運動、雜誌、論戰與族群書寫，凸顯日治脈絡對語言與美學的深刻塑型。

5、殖民身份的協商：以「成為日本人」剖析同化與皇民化下的身份政治，為理解作家在國族、階級與生活世界中如何折衝提供理論座標。

6、文化民族主義與語言意識：蕭阿勤聚焦於戰後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形成，提示語言政策、文學運動與知識分子角色之關聯，為連結日治遺緒與戰後文化政治提供關鍵拼圖。

7、跨學科對話：廖炳惠、王德威所編《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歷史、文化、記憶》等論集，將記憶政治／現代性／殖民治理與文學閱讀結合，擴大台灣文學研究的疆界。

8、運動與機構的社會史視角：張雙慶從「台灣新文學的殖民脈絡」及戰時皇民文學再評估切入，強調場域規則與文化政治如何改寫文學史敘事。
小結：本研究的定位

綜合上述，日治台灣文學場域是由語言政策、出版制度與殖民治理共同塑造的多語「第三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作家以雜揉的語碼、模仿—差異的修辭與跨刊物策略，游移於帝國權力—在地抵抗—美學創新之間。本文將以 Bhabha（雜揉／第三空間）—Said（權力／知識的他者化）—Spivak（底層發聲與翻譯倫理）為理論主軸，並結合台灣研究的重要成果（陳芳明、Ching、蕭阿勤、張雙慶、廖炳惠／王德威等），重估日治時期多語文學的美學創新與政治複調，為後續章節的個案細讀與比較分析提供方法論基礎。
參、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台灣日治時期（1895–1945）的文學場域兼具多語、殖民與現代性的複雜交織。語言政策、刊物制度與殖民治理，使文學創作成為身份認同、文化抗爭與美學實驗的交會點。

1、身份困境的迫切性

在殖民語境下，台灣作家往往同時經驗「日本帝國臣民」與「在地台灣人」的多重身份。「成為日本人」是一種強制的認同過程，也是一種文化暴力。作家如何在書寫中折衝、轉譯與抗拒，值得深入分析。

2、語言選擇的歷史性

文學創作涉及語言政治：使用日文，或許能獲得刊物與制度的資源；使用漢文或白話中文，則蘊含民族立場與文化堅持。賴和以白話中文書寫「反抗」；楊逵運用日語與國際左翼接軌；吳濁流藉跨境語言策略突顯孤兒式困境；龍瑛宗則在日文現代主義語法中探索台灣的特殊性。

3、抵抗／協力的複音性

後殖民研究突破「順從或抵抗」的二元框架，強調作家的策略性模仿（mimicry）、雜揉（hybridity）與語體操作。Bhabha 的「第三空間」理論，使我們得以重新檢視殖民時期作品如何在表面協力下隱含抵抗，在語言雜揉中展現創新。

4、比較研究的必要性

文學史書寫常將作家放置於線性序列，但缺乏跨語言、跨世代、跨意識形態的橫向比較。透過對賴和、楊逵、吳濁流、龍瑛宗、張文環等小說作家的並置閱讀，可以看見不同文學策略如何共同構成殖民地台灣的文學複調。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以後殖民理論作為框架，深入探討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的身份困境、語言選擇與文化抗爭，並比較不同小說作家的文學策略。其具體目的如下：

1、探討身份生成的動態過程

運用 Bhabha 的雜揉與第三空間概念，分析作家如何在「帝國語言」與「在地語言」之間生成多重身份，並檢視其書寫中「相似／不相似」的策略性演繹。

2、 解析語言選擇與文學政治

比較作家在日文、漢文、白話中文與方言之間的選擇，並探討語言選擇如何影響題材、敘事方式與讀者群，凸顯語言即是文化抗爭的場域。

3、檢視文學抵抗與協力的複音性

從後殖民視角出發，重估作家表面上的協力行為，並辨析其中潛藏的批判、諷刺或隱微抵抗，修正過往「單線抵抗／協力」的簡化敘事。

4、比較不同作家的文學策略

建立「語言選擇—敘事策略—身份政治」的分析矩陣，對比賴和的民族語言立場、楊逵的左翼國際主義、吳濁流的孤兒式主體與龍瑛宗的現代主義雜揉，揭示殖民體制下多樣的文化應答。

5、重構殖民文學的場域規則

以文學社會學視角，追蹤刊物、教育政策、審查制度與獎項機制，如何影響作家語言選擇與身份姿態，並解析文學制度如何塑造創作可能性。

6、檢討邊緣群體的發聲條件

結合 Spivak 的「底層能否發聲」，重新審視女性作家、原住民族書寫及工農階層的文本能見度，探討其如何在殖民語制下被迫沈默或藉由翻譯、轉述而重新發聲。

7、跨語文本與翻譯政治研究

檢視作品在不同語言版本（如日文原著、中文譯本、英譯本）中的意涵漂移，特別以《亞細亞的孤兒》為例，探討翻譯過程如何重構台灣文學的後殖民接受史。

8、提出東亞比較的後殖民視野

將台灣經驗與其他殖民地（如朝鮮、南洋群島）並置比較，建立「語言—身份—文學策略」的分析模式，擴大研究成果的區域性意義。

總結

本研究希望藉由後殖民理論的引介與多語文本的細讀，重新理解台灣日治時期小說的身份困境與語言政治，並通過跨作家的比較分析，揭示殖民文學不僅是壓迫的產物，同時也是文化雜揉、抗爭與創新的重要場域。
肆、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 理論基礎

1、後殖民理論：身份、他者、雜揉性、抵抗話語。
後殖民理論：權力、他者、雜揉性與抵抗話語

將「後殖民」理解為一套分析權力如何透過語言、象徵體系與制度再製（以及被再詮釋）的工具。核心概念包含：殖民話語（colonial discourse）、他者化（othering）、雜揉／混雜（hybridity）、以及被壓抑處境的能動性與抵抗策略。研究應明確指出：文本如何在語言、敘事策略或意象上顯示身份的混融或分裂（例如雙語、移植的文學形式、民族／國族標記的曖昧）。此類概念可導引對文本中「模棱兩可的文化符號」與「權力話語」的解讀。

2、文學社會學：殖民統治下的文學場域與文學社群。
文學社會學：文學場域、文化資本與跨語言的不平等

以布爾迪厄（Bourdieu）式的「文學場域」觀察：出版制度、文學獎、評論、翻譯與城市／都會中心（如殖民權威中心）如何建構某些文本的可見性與合法性；同時借鑒 Casanova 等關於「世界文學體系」的論述，分析台灣殖民時期文人、出版網絡、語言政策與外來文化中心（例如殖民母國所設的文化機構）之間的權力關係。研究應把作品放入「場域」— 生產、流通、消費的關係網來看，而非僅以文本內部自足。
3、小說結構學︰分析並標示出殖民時期各種語境小說文本的結構類型。
4、小說敘事學︰分析殖民時期各種語境小說文本的敘事視角和敘事方法。

二、研究方法

1、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聚焦於小說語言、結構類型、敘事方法、象徵符號。
文本細讀— 從微觀到巨觀的操作

目的：從語言、敘事技術、意象與修辭中擷取出權力表徵、身份焦慮、抵抗性閱讀線索。

操作步驟：

(1)、選定語料︰將創作年代、語言、文類、首次刊行地點等明確納入標準。

(2)、分層細讀：句法與詞彙（語言選擇與語碼切換）、敘事視角與時間（誰在說、誰被隱藏）、符號系統（重複意象、隱喻、象徵）。

(3)、撰寫「證據筆記」：每一詮釋結論需以段落/引文＋逐字分析支撐（避免籠統陳述）。

(4)、把個案細讀結果回接到「場域」與「後殖民理論」命題，論證文本如何既受制於權力又具有抵抗的縫隙。

此法的理論與實務基礎，可參考英美「新批評」(New Criticism )對 close reading 的方法論討論。
2、歷史語境分析：結合殖民政策、文壇脈絡、出版環境。
歷史語境分析（New Historicism / contextualization）— 中觀的操作

目的：將文本嵌入具體的制度與社會語境（殖民政策、語言禁限、出版審查、報刊市場、文學社群）。

探討「互構性」（texts construct and are constructed by discourse）：引用新史學關於文化語境與文學互動的理路，論證文本如何以語言或隱喻回應當下權力關係。

3、比較研究：橫向對比主要作家之間的異同。
比較研究（横向比較與跨語言比較）—方法原理與指標化

目的：揭示不同作者或語言群體在相似殖民條件下採取的不同文學策略，以及同一作者在不同語言或時期的風格轉變。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為主、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的混成方法，包含文本細讀、歷史語境分析、比較研究與場域／接受研究。下列為每一方法的操作細項與可收集之證據類型。
三角驗證與倫理考量︰三角驗證：文本細讀 → 歷史檔案 → 接受/場域資料（若可能，加入口述訪談或作者/編輯通聯）三者互證，提升論證可信度。
4、文學場域與接受研究（paratexts、出版史、評論語料）

目的：把注意力擴至文本以外：出版、獎賞、書評、翻譯如何形構文本的權力與能見度。

結語
這套方法論強調「文本內部證據 + 檔案/場域」的整合，並建議以比較為手段檢視台灣殖民語境下的文學策略。方法上務必記錄每一步（樣本、編碼、檔案來源）以維持研究可追溯性；理論上則以後殖民概念與文學社會學互為補充，使分析既能揭示語言與敘事層面的細節，也能說明權力結構如何在文學場域中運作。
伍、文學場域與日治時期小說概觀

一、殖民地文學場域：語言、場域與「文壇」的張力

1、多語現象與語言權力結構

日治臺灣的文學場域呈現高度語言張力：日語成為主流並受到官方體制支持，中文（漢文、白話）與地方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則相對邊緣，反映殖民政權透過語言政策建構文化權力與認同秩序。這種多語現象是殖民統治中權力與抵抗交錯的關鍵場域。

相關研究指出，殖民時期臺灣邊緣化文學的分析正重新思考語言、身份與認同之間的糾葛，呈現一種複雜的「殖民話語」交織體，遠超單純的二元對抗架構。

2、文壇分層：帝國本位 vs. 台灣在地創造
文壇分層體現在：日本本土文壇具高階象徵與文化資本，臺灣作家若無入日文學圈，則難取得主流能見度；同時臺灣也逐步形成在地文學社群，如《臺灣民報》、《臺灣文藝》等刊物，與本土作家網絡成為「邊陲之外的場域」。

多位學者指出，殖民時期的出版生產與文學場域 ― 包括報刊、雜誌、小型社群 ― 是在地作家建構文化身份與創作能見度的關鍵平台。

二、主要小說家群像：語言、意識型態與場域定位的多維映射

以下從語言選擇、議題關注、文壇定位幾個維度，展開重要作家的群像分析：

1、龍瑛宗
(1)、語言策略：早年以日文創作，在日本文壇得獎（如《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於《改造》文藝雜誌獲佳作推薦），後期轉為中文書寫（首篇中文小說〈杜甫在長安〉發表於1980年代），呈現語言與身份的轉換與張力。

(2)、文學風格：作品描繪殖民末期臺灣人的心理衝突、歷史挫敗與哀傷，反映深層文化認同焦慮。

2、楊逵

(1)、語言與意識：以中文白話創作，並且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運動與工農抗爭，具政治與文學雙重能量。

(2)、場域與能見度：其小說〈送報伕〉入選日本《文學評論》，是臺籍作家首次進入日本中央文壇，具有突破性的象徵性。

3、吳濁流

關注庶民心理與在地文化，《亞細亞的孤兒》是在地創作中重要聲音之一，常被視為「小說中的台灣庶民形象」代表之一。

4、鍾肇政
(1)、代表作品：《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描繪殖民末期至戰後的社會巨變，透過自傳性敘事呈現殖民／戰後臺灣知識分子認同的崩解與重建，堪稱台灣「大河小說」的重要源頭。

(2)、文學定位：他強調「台灣文學而已」，拒絕鄉土文學的標籤，顯示其追求宏大歷史與地域經驗融合的野心。

5、張文環
張文環：《南國哀歌》，屬於五四新文學引進者之一，受日本文學影響深，亦具有在地都市書寫的特色。

6、賴和（Lai He）：被譽為「台灣現代文學之父」與「台灣小說界的褓母」，以漢詩與小說創作進行啟蒙與抗議；語言親切、富同理心，代表在地知識分子的憤慨與關懷。

彙整比較表—小說作家群像的語言與場域策略

作家	語言選擇	文壇定位／能見度	代表意涵與主題
龍瑛宗	日文 → 中文	日本賞識 → 台灣文壇再起	語言轉換中的認同焦慮與心理細膩
楊逵	中文白話	社運／文壇雙重實踐	社會主義與政治抗爭
吳濁流	中文	在地文化書寫	庶民心理與文化抵抗
鍾肇政	中文	戰後台灣文壇大河小說代表	大歷史敘事與民族命運
張文環	深受日文影響	日本與臺灣文化交錯	都市文化矛盾與新文學實驗
賴和	漢詩 + 小說	在地啟蒙／文學奠基者	啟蒙、抗議與在地知識分子角色

 

三、文本分析一：語言、邊緣與身份裂縫

(一) 主導分析
本節將以三個交互的問題來主導分析：

1、語言為何成為殖民場域中身份裂縫的標記？（語言選擇即政治）

2、以日語書寫卻描繪台灣景物的文本，如何在表徵上形成「邊緣書寫」（marginal writing / liminal aesthetics）？（後殖民的雜揉性/第三空間）

3、文本的敘事結構（時間處理、視角／焦點、敘述頻率）如何在技巧上放大或隱藏身份裂縫？（小說結構學／敘事學分析）

(二)、理論工具
H. K. Bhabha 的 hybridity / mimicry / third space（用以理解語言雜揉與雙重模仿的權力意涵）
Genette 與敘事學概念（語序、時長、頻率、焦點化）
Todorov的敘事模型，用以解析文本如何組織「事件」與「話語」

(三)、龍瑛宗作品的語言/場域表徵：日語書寫中的台灣景物（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夕照〉為例）

1、語言選擇作為「代表他者」與「模仿/反模仿」的場域

龍瑛宗以日語在日本文壇發表，卻以台灣場景與庶民心理為書寫內容——這一策略在後殖民理論上可解讀為mimicry（擬態）與hybridity（雜揉）的複合效果：表面上作者向帝國語言與文學形式靠攏（以增加能見度與文化資本），同時文本在語意與景物描述處保留在地差異，產生「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的張力；此張力既可能成為被殖民者的隱性服從，也可能成為顛覆母語權威的裂縫。Bhabha 的論述提供理解這種「語言表演」的理論框架：殖民語言的擬態既是對權力的回應，也蘊含未決的抵抗可能。

實證支撐：龍瑛宗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日本文壇《改造》雜誌獎勵，其創作動機與發表策略即指向面向日本讀者的寫作取向，同時文本內容深植台灣地景與人物心理。若以此作為案例，可直接從語碼（註：原稿日語表現的修辭、地名、民俗描寫如何被轉譯成日語敘事）檢視擬態的雙重面相。

2、小說結構學與敘事學：新主體生成與破滅的敘事建構

(1)、從小說結構學視角（novel construction），龍瑛宗的文本常以內在心理變奏 + 外在時間節點構成敘事軸心：人物的主觀震盪（心理描寫）與殖民現實（就業、社會階層、語言政策）互為映照。
(2)、敘事學(structural narratology)上應注意的技術點包括：

a、焦點化（focalization）：誰是故事的視角？
b、內在焦點（closely focalized interior monologue）可強化個人身份裂縫的感受；
外在敘述則可能淡化抵抗面相。

c、時間與序列（order/duration/frequency）：使用回溯（flashback）或非線性敘事可將個人創傷與集體記憶纏結，形成時間上的“不連續”，映射身份的斷裂。

d、敘述者的倫理位置：作者以何種道德判斷來呈現人物選擇（妥協／抵抗），將影響文本的政治立場判讀。

將以上敘事學工具，與對龍瑛宗文本的句法／篇章分析結合，可把「殖民現代性個體的生成與破滅」從概念論述轉為可操作的文本證據（例如：查找反覆出現的鏡像意象、同一事件在不同頻率下的重述等）。相關學術討論已指出《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呈現殖民資本主義下的新個體主體性與其破滅。
(四)、張文環與《南國哀歌》：都市邊緣與現代性裂縫的在地表徵

1、都市邊緣的人物書寫與殖民現代性的矛盾

張文環的文本常以都市或半現代化空間的邊緣人物為主，呈現快速都市化、現代職業體制與傳統人情之間的緊張。這種書寫在後殖民語境下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記錄殖民/現代制度如何塑造新的社會分層；另一方面，邊緣人物的情感與倫理選擇反映在地文化的持續性與抵抗。學術資料指出張文環與同輩作家在五四與左翼思想的影響下，試圖將都市經驗本地化，並以文學回應現代性的倫理問題
。

2、敘事學檢驗：小人物叙事的視角策略

在敘事學上，分析張文環可注意：

a、語碼與語域（register）：對白、方言插入、報導式段落與抒情段落如何交替安排，會揭示文本如何在語言層面處理中心/邊陲的張力。

b、人物弧線（character arc）與社會結局：小人物的命運結局（悲劇、妥協或微小勝利）可作為判斷文本政治含義的指標：是重申殖民秩序的無可奈何，還是暗含潛在抵抗？

c、場景配置（scenic architecture）：都市景物（工廠、碼頭、租界式建築）如何被敘述以映照心理地形，這是小說結構學可以精細拆解的地方。

(五)、從文本到理論：可操作的研究步驟
1、語料選取：以原始發表語言為基準（若可能，收原稿日語/中文版本），建立對照語料。

2、敘事學編碼表：建立變項（敘述者類型、焦點化類別、時間操作方式、語碼切換位置、重複意象），以便系統性比較龍瑛宗與張文環（甚至加入其他同代作家）。

3、後殖民概念運用：用 Bhabha 的 hybridity / mimicry / third space 作為詮釋層次，檢驗語碼與敘述策略如何在「第三空間」生成不穩定的主體。

4、檔案與接收語境互證：參照當代雜誌評價、出版路徑（如《改造》）、獲獎記錄與評述，以場域分析補強文本解讀的社會、制度層面。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改造》獎即為關鍵例證。

(六)、研究發現的可能命題

1、龍瑛宗的日語文本透過「日語的精準敘事形式」與「台灣在地意象」的併置，創造出一種可被日本讀者理解的台灣表象；與此同時，文本在語意與結構上保留裂縫，使被殖民者的聲音以微妙方式滲入帝國敘事。

2、從敘事學角度看，語碼切換與焦點化的安排是顯示身份裂縫的主要技術：內在焦點化＋非線性時間處理最能放大新主體（殖民/資本現代性下）的產生與崩解。

3、張文環等人的都市邊緣書寫，則以小人物的倫理困境作為探討殖民現代性與在地情感之間張力的現場，其敘事策略傾向以「場景符號化」與「語域混合」來呈現在地情感的持續性。

結語：理論貢獻與後續延伸

將後殖民概念（hybridity, mimicry, third space）與小說結構學/敘事學工具結合，能使對日治時期小說的分析不僅停留在題材或歷史定位，而能追溯到文本技術如何製造／掩蔽政治與身份的裂縫。這樣的混合方法（文本學＋場域學＋敘事學）既能提出精細的文本證據，也能回應大尺度的權力與文化史問題。

四、文本分析二：女性、身體與殖民隱喻

(一)、分析文本時所採用的方法論
1、本節以後殖民理論（雜揉性、模仿、次級話語／subaltern 的發聲問題、身體作為殖民權力場）做為宏觀框架，並採用小說結構學 / 敘事學（Genette 的時間／焦點／聲音分類；敘事者位置與頻率分析）作為微觀工具，列出的文本進行系統化的詮釋與方法化說明。
2、關鍵理論參考：Bhabha（hybridity / mimicry / third space）、Spivak（subaltern 語境）、Fanon（殖民對身體／心理的規訓）、Mulvey（被觀看 / male gaze 作為表徵工具）、Genette（敘事時間與焦點）。

(二)、小說文本析論
1、龍瑛宗與賴和
(1)、在龍瑛宗與賴和的若干短篇中，女性形象反覆被建構為「可被觀看的身體」與「遭受消逝／死亡的象徵性犧牲」：這一書寫既是性別／父權的再現，也是殖民權力（語言、經濟、法制、文化市場）在身體上的隱喻投射。
(2)、從敘述技術上看，作者常以第一人稱回憶式敘述、內在焦點化與非線性時間操作來放大女性身體的被物化經驗與其死亡所產生的社會隱喻。這種文本策略使「個體死亡」同時成為「集體創傷」與「殖民秩序的象徵批判」。
2、龍瑛宗的文本面向與敘事學解讀

(1)、作品與場域概述

龍瑛宗在1930–40 年代發表大量短篇（含〈黑妞〉、〈村姑娘逝矣〉、中篇〈趙夫人的戲畫〉等），其創作跨越日語與中文發表場域，既受日本文學形式影響，又以台灣地景與庶民心理為書寫素材；學界已注意到其作品中女性死亡與哀愁主題的集中表現，並討論其在殖民語境下的雙重意涵。

(2)、「被觀看」與「被犧牲」：後殖民/性別的混成意義

被觀看（the gaze / 被凝視）：龍瑛宗多篇以男性視角或旁觀者敘述呈現女性，女性在文本中更多是被注視的物體（服飾、身體語言、死亡的軀殼），而非擁有能動敘述權的主體。把 Mulvey 的「male gaze」轉移到殖民地小說，可以看到：女性既被父權社會物化，也被殖民經濟／文化市場當作被需索的「異質風景」。這種「層疊的凝視」把女性身體同時置於性別與帝國的權力網絡中。

被犧牲（death as metaphor）：在〈村姑娘逝矣〉等篇，少女的早逝或消逝，在文本上超越個人悲劇，成為對一種社會秩序（貧困、性別暴力、殖民剝削）的象徵性控訴。Fanon 與 McClintock 關於殖民對身體／性別的規訓與經濟性濫用，能提供理解此類「女性死亡作為殖民隱喻」的理論基礎：殖民體制不僅奪取土地與勞力，也在文化想像中規訓被殖民者的身體與性別角色。

(3)、敘事學細讀：技術如何放大或掩蔽殖民性

a、敘事人稱與焦點化（voice/focalization）：龍瑛宗常用第一人稱倒敘或回憶式敘述（例如〈黑妞〉、〈白鬼〉一類作品中出現的「我」的回溯），使讀者從敘述者的主觀經驗中感受女性的被物化與消逝，亦同時限制女性自主話語的直接呈現。此一聲音安排把女性的處境「中介化」為他者的記憶與反思。

b、時間的秩序與頻率（order/duration/frequency）：Genette 的時間分析顯示：反覆的回憶、重述以及事件的「頻率化」（例如在敘述中反覆提出死亡／病痛的細節）會產生一種「宿命化」效果——死亡不再只是單一事件，而成為文本內反覆作用的象徵範式，強化政治意涵。用這個工具可以系統性標記龍瑛宗文本中關於死亡的敘述配置與其政治效果。

c、跨語言場域的第三空間（hybridity / mimicry）：龍瑛宗在日語文本中書寫台灣女性形象，本身就是一種 Bhabha 所說的「第三空間」實踐：語言上的靠攏（為獲取日本讀者與文化資本）與內容的在地性（台灣景物、民俗、女性遭遇）互為張力，使女性身體成為兩種權力話語交互作用的現場。這造成女性形象既被帝國凝視，又保留在地訴求的裂縫。

(4)、具體文本線索
a、描寫中的視線動詞（注視、凝視、回避、遮掩）與身體碎片化意象（臉、手、衣飾的局部描寫）──指向物化／分割的凝視機制。

b、死亡事件的敘述頻率（一次性呈現 vs. 反覆提及）與時間秩序（順敘或倒敘）──檢視死亡如何被象徵化。

c、敘述者與被敘述者之間話語權力不對稱（誰說話、誰被代言、誰缺席）──關照 Spivak 所警示的「代替發聲／再現」問題。

〈趙夫人的戲畫〉的特殊性：大眾文化語境與女性教養的意涵

〈趙夫人的戲畫〉以雙層敘事、多角敘事與大眾文化元素介入，呈現戰時文化與大眾閱讀趣味的轉換；在這個文本中，女性教養與「戲畫」作為文化消費的符碼，能被讀為殖民現代性中對女性角色的規範與商品化。換言之，趙夫人的形象不只是在私人倫理層面被判斷，也代表著殖民市場與文化教育如何塑造女性的社會位置。
3、賴和文本中的女性：階級、勞動與被制度化的身體

賴和的短篇（如〈可憐她死了〉、〈惹事〉等）長期被研究者視為反映日治時期女性勞動與悲劇命運的典型文本；賴和採用相對直白的社會寫實語碼，將女性經濟脆弱、階級壓迫與家庭／社會制度的暴力一併呈現，因此女性形象在其文本中常同時承載殖民壓迫與本土階級矛盾的文化批判意涵。研究也指出，早期通俗與新文學在處理女性主題時呈現不同的敘事策略（浪漫化 vs. 社會寫實），賴和屬於後者，強化社會批判。

六、初步命題

1. 龍瑛宗經由第一人稱回憶式敘事與碎片化的身體意象，把個別女性死亡轉化為對殖民社會結構之象徵性揭露；這同時展示了語言與場域（日本文學市場）如何形塑被觀看之身體。

2. 趙夫人的戲畫以大眾文化語彙介入女性教養與社會價值的討論，表明殖民地的文化消費場域亦參與對女性身體的規訓與规范。

3. 賴和的社會寫實短篇把女性形象置於勞動與階級矛盾的張力內，使「女性受苦」成為檢視殖民與本地結構性暴力的可見指標。

結語
這套分析把後殖民理論與小說結構學／敘事學緊密結合：前者給出解釋層級（語言、場域、身體政治），後者提供操作化工具（焦點、時間、頻率、聲音）去檢驗文本如何把「女性的身體」變成殖民隱喻。

六、文本分析三：文化雜揉與他者凝視

(一)、核心命題與方法論立場

在日治語境下，龍瑛宗與吳濁流等小說透過「文本技術」— 包括語言選擇、視角安排、時間配置與意象反覆— 把台灣／日本的文化張力、他者化（othering）與心理分裂呈現為小說的結構主題。運用 Bhabha 的 hybridity/mimicry/third space 理論可解釋文本如何在語言與文化表徵上生成「不穩定的中間地帶」；同時以 Genette 式的敘事學工具則能具體勾勒出這種文化雜揉如何透過敘事技術塑形成為「他者凝視」的敘述效果。

(二)、龍瑛宗文本的文化雜揉：語言、符號與心理分裂

1、語言與場域的雙重性：龍瑛宗一方面以日語或受日本文學語式影響的寫作方式參與帝國文壇，另一方面文本內容大量回到台灣地景、民俗與庶民心理，形成語言表層與文化內容間的張力。這種「語言靠攏但內容在地化」的策略，正是 Bhabha 所說的擬態（mimicry）與雜揉（hybridity）在文學場域的具體化：文本既可被讀作向權力靠攏的策略，同時也在語意上保留裂縫，成為潛在的抵抗空間。

2、「白鬼」作為他者象徵的雙重解讀：在〈白鬼〉等篇中，「白鬼」意象可被閱讀為外來者／殖民者的陌生性（strangeness），同時也是殖民視角投射到在地群體身上的「他者」化操作：小說透過局外者的形象把被殖民者內在的不安與分裂外化為一種神秘或恐怖的異質存在。敘事學上分析應關注：此類象徵出現的敘述頻率（是否被反覆提及）、焦點化（誰在看誰）與敘述層級（敘述者是否為可靠見證者）——這些技術決定「白鬼」作為象徵是強化統治的他者化機制，或是暴露殖民恐懼的鏡像。

3、心理分裂的敘事再現：在敘事結構上，龍瑛宗文本常以內在焦點或回憶性倒敘呈現人物的心靈裂縫（例如主角自我認同的碎片化）。從 Genette 的時間與頻率分析來看，非線性時間（如多次回溯）與重複的意象（鏡像、斷裂的地景）會使「分裂」成為文本核心的結構特徵；也就是說，文化雜揉不是外在的附著，而被嵌入文本的敘事骨架。這些技術使讀者能在微觀句法與宏觀情節間看見殖民心理的結構化表現。

(三)、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他者凝視、孤立感與鄉土的抵抗自覺

1、胡太明的身份困境：孤立與「無所歸屬」

《亞細亞的孤兒》透過主角胡太明的經驗，描繪一個在帝國秩序內被剝奪語言與歸屬的個體。文本把個人認同的解體與殖民統治的制度性排除相連結，呈現出「文化孤立」與「身份漂浮」的雙重困境。學術討論指出，吳濁流以小說化的政治寓言處理現實壓迫，使個人層面的孤兒感上升為對整個殖民結構的批判。

2、敘事策略：小人物日常的倫理敘述作為抵抗

與龍瑛宗較多心理或象徵化手法不同，吳濁流常在敘事上聚焦小人物的日常勞作、社群交往與鄉土習俗，通過細緻的日常文本把在地文化的持續性顯示出來。從小說結構學看，這是一種透過情節的常態化（episodic, slice-of-life）來弱化帝國敘事全權的做法：日常本身成為一種微觀的自主空間，是對殖民他者凝視的一種文化性回應與抗衡。

3、他者凝視的反轉與接管

此外，吳濁流的文本有時把「被看」的語境反轉：當帝國的規範視角被揭示為異化力量時，小說所呈的目光轉向內部（社群互視、互相敘說），從而建構出一種以在地文化為基礎的「自我見證」模式。敘事學上可以追蹤敘述者權力的轉移（who speaks for whom）、語碼的可及性（誰能以何種語言發聲）來證明這一點。

(四)、跨文本比較：他者凝視、雜揉語碼與敘事功能

1、共同敘事：在龍瑛宗與吳濁流之間可見的共同敘事技術包括：象徵意象的重複（作為文化裂縫的標記）、焦點化的策略（內在/外在視角交替）與時間的非線性處理（訴諸回憶或斷裂時間），這些都把文化雜揉與他者凝視編織成小說的結構主題。這些是可被系統化檢測的變項（可編碼化為研究方法）。

2、差異性：龍瑛宗的作品更多依賴象徵與心理分裂的表現，文本技巧上偏向情緒與內心劇場的構建；吳濁流則較強調社會日常與群體記憶的紀錄，敘事策略傾向於以局部日常建構反霸權的文化自主。把兩者放在同一比較框架下，可以清晰看到「雜揉」既是語言與符碼的現象，也是不同敘事功能下的策略選擇。

結論
龍瑛宗與吳濁流等人在日治語境下的小說書寫，透過語言雜揉、他者象徵與敘事技術，讓「文化雜揉」與「他者凝視」同時成為文本的主題與結構機制：前者揭示身份模糊與心理分裂，後者則說明權力如何在視覺與敘述中再現或被反駁。將後殖民理論與敘事學工具並用，不僅能在理論層面定位作品的政治意涵，也能在文本層面提出可檢驗的敘事證據。

七、文本分析四：歷史、社會與集體抗爭

(一)、楊逵的《送報伕》和《新聞配達夫》：勞工與庶民的抗爭書寫

1、語言與敘事策略的選擇：楊逵選擇以日文書寫，並透過主角「楊君」的視角，描繪其在東京作為送報員的勞動經歷。這種選擇反映了殖民語境下的語言策略，既是對殖民權力的適應，也是對在地文化的再現。

2、敘事結構與時間處理：小說採用線性敘事結構，從主角的勞動經歷到對母親自殺的反應，再到工人罷工的經歷，呈現出一個由個人困境到集體抗爭的過程。這種結構強調了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關聯，以及歷史事件對個人命運的影響。

3、焦點化與視角安排：小說主要通過「楊君」的內在視角進行敘述，呈現其內心的掙扎與覺醒。這種焦點化策略使讀者能夠深入理解主角的心理變化，從而更好地體會其從無知到覺醒的過程。

4、文化雜揉與身份認同：主角在日本與台灣之間的身份認同掙扎，體現了殖民地作家在語言與文化上的雜揉性。這種文化雜揉不僅是語言的選擇，更體現在敘事內容與形式的結合上，反映了殖民地作家在雙重文化壓力下的創作策略。

二、鍾肇政的歷史小說群：重建被壓抑的歷史

1、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鍾肇政的歷史小說群透過對戰爭、族群與土地的書寫，重建了被殖民統治壓抑的歷史。這些作品不僅是對過去事件的再現，更是對集體記憶的重構，體現了文學在歷史書寫中的作用。

2、敘事結構與時間處理：鍾肇政的作品多採用非線性敘事結構，通過回憶與倒敘的方式，呈現出多重視角下的歷史事件。這種時間處理方式強調了歷史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挑戰了傳統歷史敘事的單一性。

3、焦點化與視角安排：作品中的敘事視角多變，從不同人物的視角出發，呈現出多元的歷史經驗。這種視角安排使讀者能夠從多角度理解歷史事件，體現了歷史的多維性。

八、比較討論：後殖民視角下的多重書寫策略

1. 語言與文學位置

龍瑛宗：以日文書寫，處於語言邊緣地帶，反映殖民地作家的身份裂縫。 其作品如《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呈現出殖民地作家在雙重語言壓力下的創作策略。

楊逵：選擇以中文書寫，強調社會主義與公開政治抗爭，體現了殖民地作家在語言選擇上的抗爭姿態。

吳濁流：以中文書寫，關注庶民日常生活，呈現出在地文化的抵抗力量。

鍾肇政：以中文書寫，專注於歷史與族群書寫，強調歷史的重建與民族意識的覺醒。

張文環：以中文書寫，描繪都市邊緣人的掙扎，反映殖民現代性與在地情感的張力。

賴和：以中文書寫，融合漢詩與小說，呈現啟蒙與抗議的雙重功能。

2. 身份與文化雜揉

龍瑛宗與吳濁流：其作品呈現出文化雜揉的特徵，身份裂縫最為鮮明，反映出殖民地作家在雙重文化壓力下的心理困境。

楊逵：其作品中，政治抗爭凌駕於文化雜揉之上，強調社會主義的理念與抗爭姿態。

鍾肇政：其作品專注於族群與歷史層面的身份呈現，強調歷史的重建與民族意識的覺醒。

3. 抵抗策略

心理化（龍瑛宗）：透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呈現殖民地作家的內心掙扎與抗爭。

公開化（楊逵）：以公開的政治抗爭姿態，表達對殖民統治的不滿與反抗。

歷史化（鍾肇政）：透過歷史小說的形式，重建被壓抑的歷史，強調民族意識的覺醒。

民俗化（吳濁流）：以庶民日常生活為題材，呈現在地文化的抵抗力量。

啟蒙化（賴和）：融合漢詩與小說，呈現啟蒙與抗議的雙重功能。

4. 美學與政治

龍瑛宗：其作品呈現出頹廢美學中的隱微抗爭，反映出殖民地作家的內心掙扎與抗爭。

楊逵：其作品呈現出寫實美學中的政治直言，強調社會主義的理念與抗爭姿態。

吳濁流：其作品呈現出鄉土美學與庶民文化，強調在地文化的抵抗力量。

鍾肇政：其作品呈現出歷史寫實與民族主義，強調歷史的重建與民族意識的覺醒。

張文環與賴和：其作品呈現出都市邊緣人與啟蒙抗議的雙重功能，反映出殖民現代性與在地情感的張力。

1. 語言與文學位置	2. 身份與文化雜揉	3. 抵抗策略	4. 美學與政治
龍瑛宗（日文邊緣）	龍瑛宗、吳濁流：身份裂縫最鮮明。	心理化（龍瑛宗）	龍瑛宗：頹廢美學中的隱微抗爭。
楊逵（中文抗爭）	楊逵：政治抗爭凌駕文化雜揉。	公開化（楊逵）	楊逵：寫實美學中的政治直言。
吳濁流（中文本土語）		民俗化（吳濁流）	庶民文化與鄉土抵抗
鍾肇政（中文歷史）	鍾肇政：族群與歷史層面的身份呈現。	歷史化（鍾肇政）	鍾肇政：歷史寫實與民族主義。
張文環（都市邊緣）			邊緣化的都市啟蒙抗爭
賴和（中文）	啟蒙批判	啟蒙化（賴和）

 

結論

1、台灣日治時期小說的後殖民特徵

台灣日治時期的小說呈現出多樣的後殖民特徵，這些特徵不僅反映了殖民統治下的社會現實，也揭示了作家們在語言、文化與身份認同上的掙扎與抗爭。

(1)、語言邊緣性：作家們在日文與中文之間的語言選擇，反映了殖民地作家的身份裂縫。 例如，龍瑛宗以日文書寫，卻呈現出台灣景物與心理困境，形成「邊緣書寫」的特色。

(2)、文化雜揉：作家們在作品中融合台灣與日本的文化元素，呈現出身份模糊與心理分裂的狀態。這種文化雜揉不僅是語言的交織，更是文化認同的掙扎。

(3)、身份困境：作家們在殖民統治下的身份認同問題，成為作品中的核心議題。 例如，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中，主角胡太明的身份困境，呈現出文化孤立與無所歸屬的情感。

(4)、心理與社會的雙重抗爭：作家們在作品中呈現出個人內心的掙扎與社會現實的抗爭，這種雙重抗爭構成了殖民地文學的特徵。

2、作家的書寫策略與文學位置

各個作家在殖民地文學場域中，採取了不同的書寫策略，這些策略不僅反映了他們的文學風格，也揭示了他們在殖民統治下的立場與態度。

(1)、龍瑛宗：以日文書寫，透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呈現殖民地作家的內心掙扎與抗爭。 其作品中的「邊緣書寫」，成為殖民地文學中的獨特風格。

(2)、楊逵：以中文書寫，強調社會主義與公開政治抗爭，體現了殖民地作家在語言選擇上的抗爭姿態。 其作品中的「公開化」策略，成為殖民地文學中的重要特色。

(3)、吳濁流：以中文書寫，關注庶民日常生活，呈現出在地文化的抵抗力量。 其作品中的「民俗化」策略，成為殖民地文學中的重要特色。

(4)、鍾肇政：以中文書寫，專注於歷史與族群書寫，強調歷史的重建與民族意識的覺醒。 其作品中的「歷史化」策略，成為殖民地文學中的重要特色。

(5)、張文環與賴和：以中文書寫，描繪都市邊緣人的掙扎，反映殖民現代性與在地情感的張力。 其作品中的「邊緣化」策略，成為殖民地文學中的重要特色。

3、後殖民理論的詮釋視角

後殖民理論提供了理解這些小說的有效視角，這些視角不僅揭示了殖民統治下的社會現實，也揭示了作家們在語言、文化與身份認同上的掙扎與抗爭。

(1)、雜揉性（hybridity）：作家們在作品中融合台灣與日本的文化元素，呈現出身份模糊與心理分裂的狀態。 這種文化雜揉不僅是語言的交織，更是文化認同的掙扎。

(2)、他者化（othering）：作家們在作品中呈現出殖民者與殖民地之間的觀看關係，揭示了殖民統治下的權力結構與社會現實。

(3)、抵抗與順從：作家們在作品中採取了心理化、公開化、歷史化、文化化等多元策略，呈現出殖民地作家的抗爭姿態與順從策略。

4、台灣文學史的矛盾與張力

這些作家共同構築了台灣文學史上最具矛盾與張力的一個階段，這一階段的文學作品不僅反映了殖民統治下的社會現實，也揭示了作家們在語言、文化與身份認同上的掙扎與抗爭。 這些作品為戰後文學的多元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底蘊，成為台灣文學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近年來在學術界獲得了更多關注，特別是在文學批評、文化評論以及殖民地文學的建構等方面。 以下是一些關於此領域的主要研究成果與資源，供您參考：

參考書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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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薩依德，《東方主義》，帝國知識生產與他者化理論的核心來源。）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霍米．巴巴，《文化的所在》，提出「雜揉性」（hybridity）與「第三空間」（Third Space）理論。）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271–31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蓋亞特里．史碧瓦克，《底層能發聲嗎？》，關於殖民地底層主體的發聲困境。）
Homi K.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hybridity / mimicry / third space 概念說明。

Gérard Genette 敘事學概述（次序、時間、頻率、焦點化）。

《他者之眼：日治時期的視覺與紀錄》— 關於殖民時期的凝視與紀錄性資料分析（博物館期刊）。

王德威（2001）。《被壓抑的現代性》。台北：麥田。

陳芳明（1997）。《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

龍瑛宗（2006）。《龍瑛宗全集》（中文卷，8冊）。台北：前衛出版社。

龍瑛宗（2008）。《龍瑛宗全集》（日文卷，6冊）。台北：前衛出版社。
龍瑛宗作品與研究概述（台灣文學苑／文獻條目）。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研究（多重認同與台灣人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