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哪是好貓？哪是孬貓？

作者: 董以山

2016年12月1日

　　上個世紀中期，由於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中發生的“五風”的破壞和連續的自然災害，1960年到1962年我國國民經濟遭遇了嚴重的“三年困難時期”。

　　1962年，圍繞對困難程度的估計和要採取的某些應對措施，黨內高層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以國家主席劉少奇為首的一部分人，把困難估計得過重，主張用“分田單幹”、“包產到戶”等手段來克服困難，走出困境；以黨中央主席毛澤東為首的少數人認為困難並沒有那麼的嚴重，反對“分田單幹”，也不主張大面積地搞“包產到戶”；以“分田單幹”、“包產到戶”問題為導火索，黨內經過了一次激烈的思想政治鬥爭。

　　事情的經過大體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派田家英到湖南的韶山、唐家圫和劉少奇的家鄉炭子沖調查“六十條”貫徹情況。但是調查組下去以後，首先碰到的卻是農民普遍要求包產到戶，特別是分田單幹。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劉少奇報告。劉少奇明確提出分田給農民。他說：“現在蔣介石不是要反攻大陸嗎？與其蔣介石分田，不如我們來分田。現在我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怕無產階級專政跨台。”同時陳雲也直接向毛澤東提出“分田單幹”的主張，並陳述理由。毛澤東還得知鄧子恢在北京好幾個單位做“包產到戶”的報告，鄧小平提出“黃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等等，這時好幾個省鬧“包產到戶”的問題。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說“‘包產到戶’的風越到上面刮得越大”，認為形勢嚴重。1962年7 月 25 日——8 月 24 日，黨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八月六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發表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之後又六次在 中心小組會上發言，批判“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八月 十一日，劉少奇在中心小組會上就五月中央工作會議對形勢的估計作了檢討，承認對困難“估計過分了”。(《劉少奇年譜》下卷第559頁)

　　1962年9月24日——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確立了我國農村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管理制度。

　　24日，毛澤東在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批判了“單幹風”、“翻案風”和“黑暗風”。

　　26日，劉少奇在會上講話，表示贊成毛澤東的意見，說：我們在困難面前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克服困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第二種是被困難嚇倒，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往後倒退。第三種是利用我們的困難，向黨發起進攻，企圖推翻黨的馬列主義的領導。第一種態度是正確的，而第二、第三種態度是錯誤的和反動的。我們要堅持第一種態度，反對第二、第三種態度。(《劉少奇年譜》下卷第560至561頁)

　　對於1962年的這場分岐和爭論，周恩來總理1963年6月18日在對黑龍江省委書記處講話時曾說：“在去年7月，我們講困難不得了的時侯，主席到了最困難的河南、山東兩省。這兩個省原來把形勢估計得很壞，麥產區夏徵很少。主席到河南後，劉建勳同志彙報說，到下面實際一看，麥收並不那麼壞，而秋收比夏收還要好一點，秋徴任務比原來22億斤增加到25億斤，河南過去最高徵過80億斤，25億雖少但看出轉機。主席到了濟南，譚啟龍同志也說，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災外，農村形勢不壞。主席講夏收抓少了，單幹的包產到戶的應該批判。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我們談，他說形勢不那麼壞，要我們找河南、山東、河北的同志談談，我們找了劉建勳、譚啟龍、劉子厚談。知道生產形勢開始好轉，包產到戶應當批判，所以在北戴河會議上就把對形勢的看法扭轉過來了。主席講的形勢、政策等就由此而來。”(《毛澤東年譜》第5卷第112頁)

　　這次鬥爭以劉少奇等人承認錯誤、“分田單幹”和“包產到戶”被否定、《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中央文件出臺而收場。

　　在這場鬥爭中，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他有名的“貓論”，他說：“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摘自1962年鄧小平《怎麼恢復農業生產》講話)

　　歷史到了1981年，我國己進入鄧小平為核心的改革開放時代，毛澤東當年不允許搞的“包產到戶”又一次回到了人們的生活中，並且成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場戰役”。

　　推動這一變革的主要人物仍然是1962年主張分田單幹和包產到戶的那些人。主持起草推廣“包產到戶”的“75號文件”和五個“一號文件”的人就是當年主張“分田單幹”“包產到戶”的鄧子恢任部長的農村工作部的秘書長杜潤生。

　　有材料說：

　　在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和杜潤生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會後，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職務並調離農業口。

　　杜潤生再次回到農業系統工作時已是1979年。文化大革命時他被開除黨籍，掃地出門。文革結束後，黨中央在農村工作上需要他時，他第一時間站到了這個崗位上。當時，新成立了國家農業委員會，杜潤生因為有農村工作經驗，被任命為副主任。雖然身心遭遇重創，“平反”後的他只是感慨浪費了10年時間，然後就只爭朝夕地工作著，爭取為黨多做一份貢獻。杜潤生說，初回農委工作時，有同志好言相勸，要緊跟黨中央，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再提倡搞“包產到戶”。

　　但是當時也有另外一種聲音，有些同志認為，“包產到戶”勢在必行，只是個時間問題。這讓杜潤生堅信，自1956年以來，曾經三起三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包產到戶”，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農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爭議所在。

　　那時在中央高層中，“包產到戶”依然是一個很敏感的有爭議的話題。華國鋒、李先念和農委主任王任重態度鮮明地反對“包產到戶”，而胡耀邦和鄧小平對這一問題也沒有明確表態。

　　杜潤生努力的作用在這個時候開始彰顯了。他首先支持萬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動。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他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的構想。他說，“貧困地區要調那麼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揹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這樣兩頭有利。”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後鄧小平也終於發話表示贊同。在另一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讚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幹”。

　　不過接下來的發展並不順利。在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很多人對“包產到戶”的提法不明確支持，甚至還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會議一時間無法繼續。杜潤生、胡耀邦、萬里商量對策，杜潤生巧妙地斟酌措詞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後來著名的1980年75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文件指出，對貧困地區來說，“包產到戶”是一種必要措施。

　　一年後，杜潤生帶領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根據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一個重要文件，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這一天發佈的1982年1號文件，即《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後來也稱為農村改革的第一個1號文件。文件指出：“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或“大包幹”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義取消了“包產到戶”的禁區，尊重群眾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條件自由選擇，同時宣佈長期不變。杜潤生回憶說，“這個文件報送給中央，鄧小平看後說‘完全同意’。陳雲看後叫秘書打來電話說‘這是個好文件，可以得到幹部和群眾的擁護’。”就這樣，“一號文件”結束了圍繞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激烈爭論。包產到戶從此成為中央決策。

　　當“包產到戶”責任制遇到重重阻力的時候，鄧小平以極大的勇氣和魄力給予了堅決支持。1980年4月，黨中央召開經濟發展長期規劃會，鄧小平在會上指出：甘肅、內蒙、雲南、貴州等省區的一些農村生產落後，經濟困難，應當實行“包產到戶”。5月，鄧小平又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中明確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總的來說，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願出發，這一點很重要。”(《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5、316頁)

　　於是，我國農村才有了小崗村這個“包產到戶”的典型。此後不久，鄧小平又乘在全國一刀切地推行“大包幹”之勢，解散了人民公社，1962年的那場爭論看似已有了定論：“包產到戶”是好貓。

　　歷史又到了2004年，當受盡了黨中央寵愛的“包產到戶”典型小崗村還在溫飽線上打轉而少數幾個當初頂著壓力堅持人民公社體制的公社和大隊己富得流油的時侯，“包產到戶”和“集體化共同富裕”到底那個才是好貓的爭論又回到了我們的生活中。

　　於是，那些把小崗村當作旗幟來搖的勢力急紅了眼，對小崗村進行了綁架。他們連續向小崗村派去了安徽省財政廳的沈浩(2004年-2009年)、丁俊(2009年-2013年)、張行宇(2013年4月-2015年8月)、吳小林(2015年8月-至今)等作第一書記，對小崗村“扶貧”，通過這些人向小崗村大量輸血，花費國家大量財政資金，非要把小崗村打造成一個致富的典型不可。

　　今年3月底4月初，我親自到大寨、周家莊公社、華西村、小崗村、南街村去參觀了一次，親眼見了這五個村的實況。我的看法是：當初讓落後地區“包產到戶”解決溫飽是對的，但一刀切地在全國強制推行“大包幹”，扼殺了大量可能成為華西、南街、周家莊、大寨這樣集體致富的大隊和公社，這是一次嚴重失誤，失誤就在於黨做了落後群眾的尾巴，為了少數地區落後農民的眼前小利，扼殺了全國廣大先進地區農民的長遠大利。

　　更為嚴重的是，當小崗村到2004年還在溫飽線上打轉時，我們的當政者為了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仍然執迷不誤，讓省裡管錢的機構派人去小崗村“扶貧”，人為地為小崗村強制輸血增肥，非要把這個既缺少肯於一心為公、艱苦奮鬥的帶頭人，又缺少集體覺悟高、肯於艱苦奮鬥的群眾的小崗村綁架成全國“包產到戶”致富的典型。但包產到戶對農民而言，最多是個靠幾畝地養家糊口的手段，不論面對自然災害還是面對洶洶而至的市場經濟大潮，個體農民都無力應對。所以小崗村至今也是個扶不起來的“劉阿斗”，根本無法和華西、南街、周家莊和大寨這些集體致富的村、社相比。弄得缺乏政治頭腦的小崗村的第一任第一書記沈浩也曾帶著他的領著搞“包產到戶”的一班人到上述村、社去參觀取經，準備再走集體致富的路；弄得華夏第一村的吳仁寶書記也去小崗村，準備兩肋插刀，把小崗村打造成華西十三村，但這些“砍旗”的舉動都因“上級不讓”(4月9日我在小崗村大灑店用早餐時一小崗村青年跟我說的)而流產了。

　　時至今日，小崗村這個“包產到戶致富”的典型弄得始作俑者們騎虎難下。

　　鄧小平的“貓論”就字面意義看是正確的。但他在1962年那個背景下提出這個理論，明擺著是不贊成毛澤東堅持的“集體化共同富裕”，而支持劉少奇等的“分田單幹”和“包產到戶”，或者說劉、鄧他們當時就是一夥的。當時黨內高層雖然經過鬥爭統一了認識，通過了《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等文件，把人民公社保留了下來，並在後來的歲月裡依靠這一體制實現了依靠農業積累工業化資金的“以農補工”方略。在毛澤東逝世前，我國建成了完整的門類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初步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完成了我國農村第一波農地建設和大規模水利設施建設，積累了龐大的有文化的農業人口。這些都為後來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但後來的事實證明，1962年時的思想統一只是表面的，並沒有真正解決認識問題，所以才有後來的一刀切強制推行“包產到戶”和解散人民公社。

　　現在的問題是，經過30多年的“包產到戶”，我國的農村發展得怎麼樣呢？有多少農民農村靠“包產到戶”富裕起來了呢？在全國範圍內可能沒有比小崗再好的了，而小崗又怎麼樣呢？捨去上級花大錢搞的那些中看不中用的表面設施(如小崗村農貿市場、小崗客運站、小崗大戲臺和文化廣場等，即使“沈浩紀念館”和“大包幹紀念館”由於不收門票，對小崗村也近乎擺設)外，小崗有什麼可以與華西它們那些堅持集體道路共同致富的社隊相比呢？

　　搞社會主義本來就是探索新事物，毛澤東和劉鄧在不同思路下的探索應該說都是允許的、正常的，他們的爭論和鬥爭即使具有兩條道路鬥爭的性質，但都是在黨內公開的分岐和爭論，沒有什麼不合法的。但時至今日，經過前後兩個三十年的實踐檢驗，哪是能抓到老鼠、抓到大老鼠的貓，哪是抓不住老鼠或只能抓住小老鼠的貓，已大白於天下。我們的當政者，就應該實事求是地提倡、支持和保護能抓住老鼠、能抓住大老鼠的“集體化共同富裕”的這隻好貓。實事求是地對待“包產到戶”這隻抓不住老鼠或最多只能抓住小老鼠的這隻孬貓，饒了小崗村，不要再那樣綁架他們，過度輸血增肥對一個人會要了命，對一個村也不是什麼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