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毛澤東領導紅軍在抗日時期遊而不擊,趁機壯大自己的力量,國民黨軍隊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解放區
(一)共產黨軍隊是抗戰中的中流砥柱:
1、共產黨軍隊抗戰成績:
共產黨軍隊裝備低劣,國民黨軍隊各種條件優厚,且99.5%以上的外援都給了國民黨方面,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作戰,共產黨軍隊在敵後進行游擊,當然合乎情理。況且,1966年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裡也記載:“抗戰開始以後,領袖(蔣介石)認定中國當時的軍備,決不容許拿硬拼力戰的方法,去抵抗協由現代化陸海空軍的敵人。......要堅持敵後游擊,來爭取'積小胜成大勝'。”不硬拼不是蔣介石的“旨意”麼?難道輪到共產黨軍隊就另當別論嗎?
除了早期的淞滬,武漢等少數戰役外,尤其是1939年進入戰略相持以後,大多數“會戰”兵力規模(日軍)並不比敵後反掃蕩作戰大①。共產黨軍隊對日作戰不僅不是"遊而不擊",而且是惡戰②。敵後戰場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一直高於正面戰場,且抗擊著偽軍③。
自1944年春,敵後八路軍、新四軍就展開局部反攻,到1945年更是積極大反攻,解放眾多地方與人口④。
在抗日戰爭的八年中,我敵後戰場共殲(斃傷俘)日軍52萬-55萬餘人,再加上消滅的偽軍,共150多萬,而國共兵力比例是200:5 (初期), 460:120 (後期),這個成果是“遊而不擊”能得來的嗎?
2、日軍評價:
1941年1月20日,東條英機在參眾兩院做關於1940年代總結報告時說:“昭和15年重慶敵軍抗戰之特色為作戰非常消極,迄今未進行主力反攻,只有共產黨軍於去年8月在華北進行大規模反攻;與之比較,蔣介石嫡系及旁系軍隊始終採取守勢。”
1943年,北平偽《新民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載偽中華社訊:“共產黨軍......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游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蹟之終局,乃在解決共產黨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1944年,敵西部《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電:
“《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
敵大半為共產黨軍.. ....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共產黨軍的作戰佔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共產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共產黨軍約佔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共產黨軍所佔的比率,則只有三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共產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二)國民黨軍的作為:
1、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國民黨軍殺敵人數不足45萬⑤,投敵人數卻相當驚人,黨政要員62人,高級將領67人,軍隊50萬人,其中國民黨副總裁及中委以上者20人,佔全部汪偽軍62%⑥。如此相比,還敢說國民黨是抗戰中流砥柱嗎?
2、直至1941年12月美國對日宣戰後,蔣介石政府才對日宣戰。
3、積極剿共:
在共產黨軍隊艱苦抗戰的時候,國民黨卻背後捅刀子,皖南事變不用再說,博山慘案、平江慘案、確山慘案......一直做著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然而,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重慶居然還給偽軍發餉以支持他們剿共⑦,乃至國民黨軍配合日軍攻擊共軍⑧。
4、逼老百姓幫日軍打國民黨軍:
1944年日本發動“一號作戰”,國民黨軍幾十萬人打不過日軍幾萬人,潰逃時被老百姓攻擊,5萬士兵的武裝被解除⑨。
5、因太差勁才被日軍保留不滅:
日本人認為日軍可以與重慶共存,卻不可與共產黨共存,消滅了重慶則抗戰的中國將落入中共手中而使局勢危險,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⑩ 。
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如果八路軍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歷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21頁)
①日軍作戰以大隊(營)為基本單位。每個大隊戰鬥兵員800餘人,全部兵員1000餘人,再加上支援部隊(騎,炮,工,輜)要超過1500人。日軍正面戰場作戰,規模最大的幾次(如長沙,隨棗等),投入兵力叁十個大隊左右,四、五萬人,多數戰役投入兵力只有十幾至二十個大隊,二、三萬人。而敵後戰場,日軍對共軍軍分區一級的掃蕩作戰,投入兵力至少十個加強大隊,一萬五千人以上。這樣的作戰有上百次之多。而投入三、四十個大隊,五、六萬以上兵力的掃蕩作戰也有將近二十次。1941年掃蕩晉察冀動用了八十多個大隊十多萬人。數千人規模的掃蕩更是數不勝數。而且這些戰役除日軍外還要加上相當規模的偽軍。
②1、晉察冀反“8路圍攻”。37年11月24日--12月22日。日軍20,108,26師團,中國駐屯兵團大舉圍攻八路軍晉察冀根據地。晉察冀軍區1萬5千多八路軍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晉察冀根據地。
2、收復晉西北7城之戰。38年2月22--38年4月1日。日軍109,26師團各一部攻共1萬多人,攻占黃河東岸晉西北7城,威脅陝甘寧。八路軍120師358,359旅和警備6團共5個團1萬多人對日軍發動進攻。日軍戰敗,八路軍攻克晉西北7座縣城,開闢了晉西北根據地。
3、晉東南反“9路圍攻”。38年4月4日--38年4月27日。日軍20,108,16,109師團大舉圍攻八路軍晉東南根據地。八路軍晉東南軍區129師,115師344旅689團,決死1,3縱隊共2萬7千多八路軍迎戰。日軍戰敗,長樂村一戰差點全殲108師團117聯隊,狼狽撤出晉東南根據地。
4、晉察冀秋反圍攻。38年9月20日--11月7日。日軍110,109,26師團+獨立2,3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軍晉察冀根據地。八路軍晉察冀軍區2萬多八路軍迎戰。日軍戰敗,少將常岡寬治被擊斃,狼狽撤出晉察冀根據地。
5、冀中反“5路圍攻”。38年11月12日--39年4月。日軍110,27師團各一部+獨立8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軍晉中根據地。八路軍冀中軍區2萬多八路軍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冀中根據地。
6、晉南反“11路圍攻”。39年1月--39年3月。日軍110,27師團各一部+114,10師團+獨立2,3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軍晉南根據地。晉南軍區3萬多八路軍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晉南根據地。
7、魯中夏季反圍攻。39年6月1日--7月14日。日軍5,21,32,114,師團+獨立5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魯中根據地。魯中軍區3萬多八路軍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晉南根據地。
8、太行夏季反圍攻。39年7月--8月。日軍10,20,35,36,108,109,師團+獨立4,9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太行根據地。八路軍太行軍區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太行根據地。
9、北岳冬季反圍攻。39年10月25日--12月8日。日軍110師團+獨立2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軍北岳根據地。八路軍北岳軍區迎戰。日軍戰敗,阿部規秀被擊斃,狼狽撤出北岳根據地。
10、魯南春季反圍攻。40年4月14--5月5日。日軍32,21師團+獨立6,10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軍魯南根據地。魯南軍區八路軍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魯南根據地。
11、晉西北春季反圍攻。40年6月7日--7月6日。日軍26師團+獨立3,9,16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軍晉西北根據地。八路軍晉西北軍區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晉西北根據地。
12、百團大戰,不用多介紹了。
13、皖東秋季反圍攻。40年9月5日--9月17日。日軍10,17師團,大舉圍攻新四軍皖東根據地。新四軍皖東軍區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皖東根據地。
14、太行秋季反圍攻。40年10月6日--11月14日。日軍36師團+獨立4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太行根據地。八路軍太行軍區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太行根據地。
15、晉西北冬季反圍攻。40年12月14日--41年1月24日。日軍26,37,41師團+獨立3,9,16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軍晉西北根據地。八路軍晉西北軍區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晉西北根據地。
16、魯西春季反圍攻。41年1月11日--2月10日。日軍32,21師團,大舉圍攻八路軍魯西根據地。八路軍魯西軍區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魯西根據地。
17、冀東夏季反圍攻。41年5月--7月。日軍27師團+獨立15混成旅團,大舉圍攻八路軍冀東根據地。八路軍冀東軍區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冀東根據地。
18、晉察冀秋季粉碎日軍“百萬大戰”。41年8月14日--10月16日。日軍為報復百團大戰,出動21,23,26,110師團+36,41師團各一部+獨立2,3,8,15混成旅 18、晉察冀秋季粉碎日軍“百萬大戰” 。41年8月14日--10月16日。日軍為報復百團大戰,出動21,23,26,110師團+36,41師團各一部+獨立2,3,8,15混成旅團+獨立4,9混成旅團各一部,大舉圍攻八路軍晉察冀根據地。八路軍晉察冀軍區8萬多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晉察冀根據地。
19、太岳秋季反圍攻。41年9月20日--10月18日。日軍36,41師團各一部+獨立16混成旅團+獨立4,9混成旅團各一部,大舉圍攻八路軍太岳根據地。八路軍太岳軍區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北岳根據地。
20、太行冬季反圍攻。41年10月31日--11月22日。日軍36師團+獨立4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軍太行根據地。八路軍太行軍區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太行根據地。
21、沂蒙山冬季反“鐵壁合圍”。41年11月4--12月28日。日軍17,21,32,33師團+獨立5,6,10混成旅,大舉圍攻八路軍沂蒙山根據地。八路軍魯中軍區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沂蒙山根據地。
22、太岳春季反圍攻。42年2月3日--2月25日。日軍41師團+36師團一部,大舉圍攻八路軍太岳根據地。八路軍太岳軍區迎戰。日軍戰敗,狼狽撤出北岳根據地。
③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這5年中,還一直抗擊著全部偽軍。1943年抗擊侵華日軍的58%,偽軍的90%;1944年抗擊侵華日軍的64%,偽軍的95%;1945年則抗擊侵華日軍的69%,偽軍的95%。
④自1944年春,敵後之八路軍、新四軍展開局部反攻。共進行大小戰鬥11000餘次,攻克日偽據點2580餘處,縣城20餘座。殲滅日偽軍20萬人(其中晉冀魯豫軍區殲敵72900餘人,晉察冀軍區殲敵45200餘人,新四軍〔不含第五師李先念部〕殲敵53198人),解放人口1700萬餘人。
戰略反攻階段:在1945年春夏季攻勢中,八路軍組織了強大的野戰兵團,以運動戰和城市攻堅戰結合,共進行戰役、戰鬥5500餘次,攻克日偽據點3512處,解放縣城54座,殲滅日偽軍113000餘人。
1945年戰略大反攻:八路軍和新四軍共斃傷俘(包括投誠和反正)日偽軍35萬餘人,收復張家口、邯鄲、邢台、煙台、威海、淮陰、山海關、焦作、長治等中小城市250餘座,解放2000萬人口。
⑤日本原生省1964年調查統計,侵華日軍死亡43.56萬人,美國統計為死亡44.7萬人(詳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戰爭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冊, 916頁註釋2)。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國統計的,兩個數字相差不大,所以還是比較可信的。也就是說,侵華日軍死亡(包括被國民黨軍打死,被共產黨軍打死,病死等等,總數)人數為45萬以下,即國民黨軍殺敵人數不足45萬。
⑥據《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記錄:“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
⑦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327頁)
⑧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鬥。”
⑨“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面的飢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導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徵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里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徵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面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飢荒都毫無準備,儘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飢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徵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當中國軍隊面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十四節)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飢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 ....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日本人花了三週的時間,擊潰了30萬中國軍隊,控制了到漢口的鐵路。”(【美】布賴恩·克羅澤:《蔣介石傳》第十八章“戰爭結束”)
⑩“華北方面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肅正工作》第一節《大本營對華處理方案》下小標題《對華積極作戰的研究》)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許說得令某些人更加驚訝:“攻占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只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出處同上)
“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只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只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 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0000人從正規程度不一的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的'諒解',他們的總兵力約30萬人。當然,這就是中共猛烈抨擊的'曲線救國論'。”(《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日本的強化治安”)
“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準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五章第三節),導致1941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同上書,下冊第一章第二節)。1942年至1943年,日軍的殘酷掃蕩將八路軍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開始,華北的“治安”又開始“惡化”了。到1944年秋,中共軍勢力復振,“在方面軍佔領的三個特別市,四百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三個特別市以外,只有七個縣(佔總數的1.4%)。有一三九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66.9%的二百九十五個縣(包括華北政務委員會直轄行政區的四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只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黨。”
而日軍對中共游擊軍的掃蕩結果如何?日軍對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戰這樣總結:“治安肅正作戰,因情報不確實,對中共地區的實際情況完全不能掌握,從而使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幾十次當中,可能僥倖碰到一次。各部隊為了取得成果,東奔西跑,迄無寧日。”(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一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