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文革》

〔作者：黎陽〕

 

文革中下令禁止了這一套的是江青。確切地說，是1969年4月“九大”開幕之後江青有一個講話，說“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不是宣傳毛澤東，而是醜化毛澤東。當時康生還插話，說這是強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澤東思想。這個講話以文件的形式傳達到各單位，從此“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成為歷史遺跡。

網友“一枝清荷”寫了《一位80初女子對毛澤東的評價》，引來一堆質問。從其中若干可知文革是這樣被灌輸給如今的年輕人的：

——像章、毛選、紅寶書語錄、標語、大字報、講用會、學習班、早請示晚匯報---這些是什莫?個人迷信、崇拜的結果是勞民傷財、民不聊生。

——如果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就如同文革時一樣，您是否認為這是一個更好的社會?

——您是否同意，在毛澤東時代也有“慘絕人寰”之事?還是您認為，如果有那樣的事，也都是“資改派”的惡意誣陷?難道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槍斃堅持不同意見者都是編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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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說：“翻著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著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於革命有害。”

“翻著筋斗”寫文革的不僅有“小資產階級”，而且有大騙子。如今許多年輕人自以為知道的文革，其實是一個當年被蓄意歪寫、如今被拼命寫歪的神話“文革”、鬼話“文革”、謊話“文革”。

就以上述向“一枝清荷”發難的一些問題所涉及的若干歷史真相為例：

　　⑴.個人迷信、崇拜

毛澤東1970年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這樣說——

毛澤東：那個時候(注：1965年)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毛澤東：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斯諾：聽說進城前夕開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曾經通過一項決議，禁止用黨的領導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毛澤東：這個現在都沒有，沒有什麼用人名來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幾年搞的，紅衛兵一鬧、一沖，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說你反毛，anti-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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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斯諾的這個講話一清二楚地表明：

第一，毛澤東不贊成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

第二，當有人藉口“反個人迷信”從毛澤東手中篡奪了黨政宣傳大權時，毛澤東也決不會被“反個人迷信”的“緊箍咒”捆住手腳不予反擊。

第三，當毛澤東粉碎敵人的陰謀之後仍然堅持反對個人迷信的原則，所以說“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什麼'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 ，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毛澤東與斯諾的這個講話當時傳達到全國大陸基層所有單位。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的真正態度，不可能不知道歷史真相。明明知道真相卻故意向今日的年輕人灌輸毛澤東“個人迷信、崇拜”，正是“為權力而'真理'”的特色——按需要編造。

　　⑵.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

　　毛澤東從來沒搞過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這一套的是江青。確切地說，是1969年4月“九大”開幕之後江青有一個講話，說“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不是宣傳毛澤東，而是醜化毛澤東。當時康生還插話，說這是強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澤東思想。這個講話以文件的形式傳達到各單位，從此“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成為歷史遺跡。

　　當時我朋友的單位先傳達了。我聽說後就跟自己的領導說既然有這麼個文件，那咱們是不是就不“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了。領導說我也聽說了，但文件還沒到，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執行，咱們現在還是繼續跳。於是我們又多跳了三天。這足以證明這個文件當時傳達到了中國大陸每一個人，也就是說，當時每一個大陸的中國人都知道這回事——否則“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怎麼會突然全部自動停止?沒這個文件，說不定有人會一直“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下去。

跟如今的年輕人大肆渲染文革“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的人必然是文革的過來人，不可能沒聽過傳達這個文件，不可能不知道當時只有製止這一套的文件、沒有叫搞這一套的文件，不可能不知道這一套根本不是毛澤東搞的。明明知道這一歷史真相卻故意不說，只用這一套為例說明毛澤東搞文革如何如何荒唐，無疑是蓄意撒謊編造歷史、用編造的歷史醜化毛澤東——“為權力而'真理'”。

　　⑶.毛澤東像章、塑像狂熱

文革中反文革的慣用手法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以文革的名義反文革”，對毛澤東像章、塑像也不例外：在以“擁護毛主席”的名義下像章越造越大、用料越來越貴。誰反對，誰就是“反毛”;不反對，那正好利用像章熱大量耗費國家資源，給經濟建設製造難題，由此醜化毛澤東、醜化文革：看，把資源都用於造像章了，所以經濟困難都是文革造成的。

制止了這個歪風的是毛澤東——大約在1968年毛澤東有個批示：像章退回，我要飛機(另一種說法是“還我飛機”)。像章熱從此煞住。

文革中有一個流傳甚廣的周總理巧妙處理塑像陷阱的消息：某些蓄意陷害週總理的人(與今天“學者的良心”吳敬璉當年加入的“五.一六兵團”是志同道合之輩)故意向周總理提出申請，要用某種極貴重的金屬材料試制一座特大型毛澤東塑像。如果不批，那就可以名正言順給周總理安上個“反毛”的罪名。如果批了，那就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極大的財政負擔，正好藉此為指責週總理沒把經濟搞好提供砲彈。週總理當即問：需要多少錢?答曰多少多少。週總理說：可以，批准你們試制。如果失敗了，你們要承擔醜化毛主席形象之責。如果成功了，塑像要收歸中央。這樣貴重的毛主席塑像只有中央才配有。對方頓時傻了眼：成功了自己沒份，不成功自己要擔責，里外裡不合算，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記得1966年底中央有一個通知，禁止在城市農村搞那種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語錄畫像的“紅海洋運動”。

上述種種說明文革中勞民傷財的“個人崇拜”荒唐之舉根本不是毛澤東搞的，而往往是反對毛澤東的人借力打力，以文革的名義幹壞事，一方面掩護自己，一方面醜化文革，醜化毛澤東。所有這些蓄意的荒謬事當年很快就被毛澤東制止了。如今喋喋不休用這些荒唐事證明文革荒唐的人從來不說明這些荒唐之舉是誰搞起來的，又是誰制止的，完全是“為權力而'真理'”。

⑷.“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槍斃堅持不同意見者”、血統論、打砸搶燒、破四舊、工廠停工鬧武鬥……

　　上述種種確有其事。真正的問題在於：這類事是誰幹的?怎麼幹的?什麼情況下乾的?迎合了誰的需要?

是毛澤東嗎?毛澤東一直強調文革要整的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1966年8月8日通過)——那些“黑五類”、那些挨鬥挨打的老師、居民等等打砸搶受害者是“當權派”嗎?

毛澤東是軍事大師，不可能不懂得“集中兵力對付要目標”。既然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黨內，是當權派，那怎麼可能放棄主要目標而對準黨外、對準群眾、對準整個社會胡來一氣呢?別說毛澤東那樣善於用兵的統帥，就是稍微有點常識的人也能明白：放著大敵不管卻到處亂打亂殺眉毛鬍子一把抓給自己四面樹敵是犯蠢——這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嗎?邏輯上講得通嗎?

毛澤東一貫強調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十六條”特別強調“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方法”、“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里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翻遍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講話規定，哪一條贊同過打砸搶?毛澤東歷來連俘虜都不准打罵侮辱，何況對人民群眾?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惡”種種，沒有一樁是毛澤東主張的，沒有一件是毛澤東指使的。把不是毛澤東主張、不是毛澤東幹的事硬安到毛澤東頭上，這符合什麼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簡單：文革的關鍵和矛盾焦點其實就一條：“整黨內走資派”與“不准整黨內走資派”——“矛頭指向黨內”與“矛頭指向黨外”。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原來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澤東：“階級敵人就在黨內”。文革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指向黨內。

　　LD：“階級敵人不在黨內”。 “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矛頭指向黨外。

為了權力，就必須禁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就必須證明在黨外、在社會上存在著大量“階級敵人” ，就必須沒有敵人也得造出敵人來。但在已經實現了公有製的中國社會無法根據人們的經濟來源劃分敵我。硬要從普通群眾中抓出大批“階級敵人”，就只能想方設法雞蛋裡挑骨頭，吹毛求疵找差別、挑岔子，結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錯。後果就是“血統論”、“文字獄”、“生活問題”、“穿一樣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澤東剛下令廣播北大大字報搞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黨內，LD馬上派出工作組搞“二次反右”。工作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國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都受到衝擊。有人統計，工作組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裡就把1萬多個學生打成“右派”，把兩千多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1957年反右還是先讓人說話，說完了再說這個話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 1966年6月工作組往往不等人說話，而是先翻檔案。誰的檔案有問題，誰就是“監控對象”，結果是連說話機會都沒有就被揪出來了。 1966年6月9日，劉xx說：“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1957年。學校單位的奪權鬥爭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學。”劉xx批過一個的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當時中國中學生好幾千萬，大學生150萬。百分之一是幾百萬——超過“反右”的55萬)。所有這些其實就為了證明一條：“階級敵人在黨外不在黨內”，所以必須把文革變成又一次鎮反、又一次反右——“為權力而'真理'”

為了“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就必須在黨內當權派權力受威脅時出現社會動亂、出現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來：

　　——在群眾中製造對立

因為“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個劃分敵我的問題。當權派“以我劃線”劃分敵我——不聽話、提意見的就是“敵人”，用聽話的監控不聽話的，用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用群眾搞“二次反右”、“抓階級敵人”。這就把本來並無利害衝突的群眾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對頭，非把對方搞垮不可。群眾的分裂對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組”分別宣布撤消LD派出的一切工作組，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劉xx在人大會堂接見首都中學生代表時宣布：“保護少數”包括保護主張“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以寫信支持與工作組對立的“紅衛兵”的方式公開表態支持成立群眾組織與LD派出的工作組對抗。

各學校工作組依靠的學生立即搖身一變成為“紅衛兵”和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用“紅衛兵”對付“紅衛兵”，用群眾組織對付群眾組織——你不靠工作組靠群眾組織，我給你來個“真假孫悟空”。

工作組“挑動群眾鬥群眾”、依靠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導致群眾的嚴重對立。成立了群眾組織後，群眾由個人的對立變成有組織的對立對抗。雙方都拼命證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證明對方“反革命”，都自覺不自覺地遵循“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的思路千方百計挑對方人員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問題……“血統論”、“文字獄”、“生活作風問題”等等從此變成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證明你“組織不純”，就證明“階級隊伍不純”，就是“招降納叛”，就是“反動組織”;你文章演講能“雞蛋裡挑出骨頭”，就說明有“反動內容”，就證明是“反動組織”;你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嚴重，就證明是“階級異己分子”，就推論出“反動組織”……所謂“文革'極左'”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荒謬：對立、謾罵、武鬥、破壞……這反過來又成為“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證據——誰讓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誰讓你“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

　　——挑動群眾打人。

1966年6月我親耳聽到工作組傳達毛澤東關於一些單位出現群眾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壞人，那麼打了你活該;如果是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嘛。 ——據我所知，這次傳達是全國統一傳達的。這條“最高指示”一傳達，全國各學校頓時打人成風：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誰說“黑幫”打不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然而時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澤東當時嚴厲批評了這個“傳達”：為什麼偏偏刪掉了我最關鍵的最後一句話：“今後不准打人”?!

這正是“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這一理論的需要。

第一，各學校打人成風，豈不證明了“沒有工作組就要大亂”、廣播北大大字報就是“敢動黨內'當權派'，就必然天下大亂”?

第二，通過打人一事讓群眾產生錯覺：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類可以不算數，只要“出於革命義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計較——從此對毛澤東的主張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屬心裡種下對文革、對毛澤東的仇恨種子。

第四，把群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關注“黨內走資派”。

　　第五，在群眾中醜化文革。

此例一開，爾後的暴力事件便層出不窮，如洪水氾濫，一發而不可收拾，從打人罵人到各種各樣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掛牌子、剃“陰陽頭、坐“噴氣式”……現在人們所見所聞有關文革的種種劣跡，無不源於此次“傳達”。

儘管之後公佈的“十六條”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二次反右”已經造成了群眾的嚴重對立，歪曲傳達的“打人指示”已經先入為主，暴力之風已形成。 “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在文革中幾乎無人理睬，形成的怪邏輯是：不折不扣按毛澤東的主張辦、講政策、守規矩倒成了“保守”、“條條框框多”，無視毛澤東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體現“造反精神”——“造反”落實到對抗毛澤東的三令五申上，還說這叫“最忠”。

——煽動血統論狂熱，開打砸搶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剛剛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代表，8月20幾日立刻開始鬧起了打砸搶抄抓、毀壞文物、肆無忌憚把矛頭指向社會群眾的“破四舊”，同時“血統論”風靡一時——“血統論”以強調出身為名，把“紅衛兵”解釋成應該以乾部子女為主的組織。而“幹部子女”其實就是“黨內當權派子女”。由“黨內當權派子女”組成的“紅衛兵”顯然對到社會上“破四舊”、落實“階級敵人在黨外而不在黨內”比認同“階級敵人在黨內不在黨外”、 “把矛頭指向黨內”積極得多。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年方十來歲的中學生。如果沒有老謀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這些過去從未接觸社會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裡會想得到跑出學校到社會上去大鬧?那些“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血統論、打砸搶燒、破四舊之類暴行全都是這個時候發生的，即最需要破壞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重點的關鍵時刻發生的——這其實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將”毛澤東的“軍”的極巧妙的一記毒著：你毛澤東依靠“紅衛兵”鬧文革把矛頭指向黨內，我來個“四兩撥千斤”，用“血統論”唆使“紅衛兵”把矛頭從黨內引向社會。 “紅衛兵”到處亂砸亂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責我派工作組鎮壓學生不對——我派工作組不就是“管”嗎?你不是剛剛宣布撤消工作組、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嗎?你說我鎮壓學生，你不是也得鎮壓嗎?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謂“方向錯誤、路線錯誤”的指責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驢，把這群“紅衛兵”連同一切群眾組織統統取締鎮壓下去，看你文革還怎麼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會老百姓對文革的反感，離間毛澤東與人民群眾的關係。

　　——煽動武鬥，全面破壞搗亂

為了權力，所以必須“矛頭指向黨外”，所以必須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所以要唆使“紅衛兵”鬧“血統論”、“破四舊”、打砸搶，以此證明只要“矛頭指向黨內”就要引起大亂。這一套沒有動搖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方向，可見亂得還不夠，還需要升級，於是一系列荒唐瘋狂舉動接踵而至：掀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壞文物、批鬥著名學者專家、搶檔案、炮打中央文革、衝擊公安部、大規模武鬥、動槍動炮、全面內戰……

所有這些瘋狂破壞表面上看雜亂無章，實際無不一是想方設法把“矛頭指向黨內”扭到“矛頭指向黨外”——千方百計證明一條：“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 ：一切破壞、荒唐、苦難都是你搞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造成的。要製止這些就必須停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堅持“矛頭指向黨內”就必然怨聲載道，天下大亂——所以不能動我的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如果退縮就上了大當：只要被“社會動亂”嚇住、不問青紅皂白盲目“維穩”，那就必然放棄“矛頭指向黨內”，必然“矛頭指向黨外”，結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鎮反。而在群眾已經被分裂、情緒嚴重對立的、好人壞人混雜、沒弄清誰是真正的壞人情況下盲目搞反右、搞鎮反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由當權派“以我劃線”不分青紅皂白大開殺戒，後果可想而知——大規模逮捕，大規模鎮壓，大規模冤假錯案。

毛澤東洞若觀火：群眾鬥群眾、武鬥、破壞之類都是黨內走資派挑動的，普通群眾上當受騙的是多數，壞人是少數。但好人壞人混在一起，一時區分不出來。在群眾對立情緒嚴重的情況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見了亂子就盲目鎮壓，必定傷及無辜。毛澤東的做法是冷眼旁觀一段時間，讓好人自動退出，壞人充分暴露，那時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會冤枉無辜。

例如清華大學的武鬥，打來打去最後參與的只剩下幾百人，多數群眾都厭惡這套，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說，壞人孤立了，暴露了。這時毛澤東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隊進駐制止武鬥。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5人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院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 ——毛澤東的這些話深得人心，全國武鬥從此杜絕。

文革中大規模武鬥發生在1967年中的幾個月。零星武鬥自1968年7.27之後全部製止。全國范圍內的動亂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動亂說成“十年動亂”是胡說八道，“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

毛澤東並不是為鬥黨內走資派而包庇放縱社會上的犯罪。混在群眾中乾壞事的人後來在“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時差不多都受到了懲處。 (其實武鬥盛行時許多人已經看透了形勢：鬧武鬥破壞之類可是明明違背《十六條》和毛澤東的一貫主張，不會有好下場，所以流傳一句話：“別看今天跳得歡，當心秋後拉清單”。我所在的中學有一個學生在外地參加過武鬥開過槍，徵兵時因此沒通過政審——說不清是否有人命。)毛澤東只是在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分不清時冷靜觀察了幾個月，等壞人充分暴露之後才下手，同時給受蒙蔽的好人以改正錯誤的機會——象鬧“血統論”、“破四舊”的中學青少年，明擺著是受人唆使，所做所為要達到的效果就一條：“禁止把矛頭指向黨內”——“血統論”、“黑五類”、“破四舊”、抄家打砸搶等等哪一條屬於“矛頭指向黨內”?其它群眾受煽動鬧武鬥搞停工也為的達到同樣效果。對受蒙蔽受挑撥受唆使上當受騙的群眾，是按照LD“二次反右”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全部逮捕，還是等背後教唆的罪魁禍首暴露了再打擊首惡、教育大多數?毛澤東選擇了後者。這如同警察在弄不清誰是真正的罪犯時不盲目抓人，而是“欲擒故縱”，等犯罪分子從普通群眾中區分出來、拿到確切證據時再逮捕。能因此說警察故意保護罪犯嗎?同理，能因此說毛澤東故意縱容包庇那些所謂的“文革罪行”嗎?又比如發現有人監守自盜要追查，罪犯見勢不妙便放火燒倉庫，能因此說這火是追查罪犯惹的禍、所以根本就不該追查罪犯嗎?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惡，如打砸搶抄抓、血統論、人身侮辱虐待、“破四舊”、破壞文物、批鬥迫害傑出人才、武鬥破壞、工廠停工、學校停課……等等全部發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間，發生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黨內當權派的權力受到威脅、迫不及待需要變“矛頭指向黨內”為“矛頭指向黨外”、迫切需要“事實”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時候。等“全國一片紅”、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沒有發生過。

噹噹權派還有權、但這個權面臨威脅時，就發生了上述種種暴行。噹噹權派不再有權、權力被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取代之後，上述一切暴行就銷聲匿跡。事實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很簡單：有權而面臨危機時便亂象叢生;等沒了權了，什麼亂子都沒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開關一開，燈就亮了;開關一關，燈就滅了，不用說開關與燈是連在一起的。要打倒的當權派在要打倒還沒打倒、手裡還有權時就出現了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等打倒了、沒了權了，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說這些要打倒的當權派與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是連在一起的——只要不是“為權力而'真理'”，只要腦子還會思維，根據這個簡單的事實就可以明白所謂“文革罪行”全是毛澤東的對手為保住自己的權力蓄意製造出來的——“權力高於一切，為了權力不惜一切”。製造一切“文革罪惡”的罪魁禍首不是毛澤東，而是毛澤東的文革要打倒的敵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其實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權力場的鐵規律。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當“為權力而'真理'”的當權者的權力受到威脅的時候或權力有需要的時候，為了權力，什麼慘不忍睹血淋淋的殘酷事件、什麼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會發生——“權力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一切”。

——趙高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指鹿為馬”。

——趙構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十二道金牌”、“風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沒能力打勝仗、面臨上級責罰、自己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抓老百姓殺掉冒充戰果——殺良冒功(不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國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釣魚式執法”也是如此。)

——剛當上總書記，需要用政績鞏固自己的權力，就“按指標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從此“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再也沒人敢對自己不敬。

——剛主持第一線，需要用政績鞏固自己的權力，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一縣一社”、“一平二調”、“畝產萬斤糧”、糧食放衛星。

——大躍進“插紅旗、拔白旗”運動威脅了自己的權力，為了不被當白旗拔掉，就虛報產量搞浮誇。

——為避免虛報糧食產量的謊言被揭穿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就剝奪農民口糧，餓死人在所不惜。

——為了避免自己陽奉陰違頭腦發熱搞浮誇的真相被毛澤東發現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就封鎖毛澤東、架空毛澤東——“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

——為了逃避瞎指揮搞浮誇造成經濟大挫折的責任、保護自己的權力，就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把一切責任全往毛澤東身上推。

——為了用政績鞏固權力，就不顧老百姓負擔，加碼徵糧“提前還債”。

——為了否定“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就大搞“形左實右”，把矛頭指向基層幹部群眾。

——為了扭轉“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就必須證明“不准碰當內當權派，否則天下必亂”，社會就必須動亂，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統論、“破四舊”、打砸搶抄抓、破壞文物、打倒一切、武鬥動亂、工廠停工、“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像章熱……

把歷史上所有那些壞事、怪事、荒唐事跟當時的權力需要聯繫到一起，規律性一目了然。

所謂“文革血腥恐怖”、“破壞文物”、“打砸搶”、“血統論”、武鬥破壞之類全部都是為抵制破壞毛澤東文革而精心策劃煽動出來的血腥政治陰謀。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毛澤東，而是對抗毛澤東、千方百計保護自己權力的黨內走資派——“為權力而'真理'”，權力高於一切，個人利益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犧牲一切。為權力什麼傷天害理慘絕人寰的事都乾得出來。為權力什麼離奇荒謬牽強附會的藉口都編得出來。 (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請看“臨時性強姦”、“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異性洗浴”、“躲貓貓”、“自行從高處墜下死亡”、“用紙幣開手銬、用鞋帶上吊”、“俯臥撑”、“情緒穩定”、“訪民都是精神病，必須強制監禁”之類“故事新編”。)

毛澤東在文革中頂住一切壓力、堅決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規模的“按指標抓右派”、“按指標鎮反”。不是毛澤東，許多人早變成了犧牲品，成為“為權力而'真理'”的當權派為證明“階級鬥爭不在黨內”而製造的證據被幹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連一把鼻涕一把淚控訴文革的機會都撈不著。這些人把一切罪惡賴到毛澤東頭上實在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當年殘暴整他們的人，正是毛澤東要整的人——“黨內走資派”。這些人“權力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犧牲一切，一見權力受到威脅便不惜一切嫁禍於人，所以製造動亂，所以宣傳“血統論”，所以製造打砸搶抄抓“破四舊”，所以製造武鬥……犧牲這些人、製造各種暴行都為一個目標：“矛頭指向黨外”。如果得逞了，讓毛澤東屈服了，把文革變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鎮反，那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冤假錯案受迫害問題，而是人頭落地的問題。

污衊毛澤東殘暴的人自己才真殘暴——說文革抄家打砸搶，那如今的暴力拆遷呢?整個房子整個地區全都給你掀了夷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掃地出門，什麼都不給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抗議自焚死了都不饒，都算有罪，連家屬都抓起來。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搶抄抓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誰殘暴?

文革中的抄家打砸搶暴行都是反毛澤東的人自己搞的，不是毛澤東讓搞的，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見之於《十六條》。毛澤東不僅反對打砸搶，而且反對強制拆遷：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xx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

——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13--329頁)　　毛澤東反對打砸搶抄抓、反對強制拆遷都有明文證據。說毛澤東搞打砸搶，有何憑證?而如今的暴力拆遷倒是都有官方明文規定，是針對老百姓有目的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誰“慘絕人寰”?誰“民不聊生”?誰殘暴?

鄧xx兩次被打倒，兩次生活待遇不變，沒遭逮捕用刑，沒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X則一下子就被抓進監獄公審侮辱判了死刑死於非命——誰寬宏大量仁至義盡，誰心狠手辣野蠻殘暴?

毛澤東的文革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謂“整”，就是撤職罷官，不給權力，但給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變。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資，到後來也全部補發了。

“給生活出路”是毛澤東一貫的政策：“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毛澤東對俘虜都優待，對敵人都寬大，而口口聲聲罵毛澤東殘暴沒人性的人大權在握後可曾給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活沒人管——誰沒人性?誰“慘絕人寰”?誰“民不聊生”?誰殘暴?

張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風暴來說，至今仍然被知識界妖魔化的中國紅衛兵，充其量也不過是貼貼大字報、搞搞大串連、開開批鬥會，可是他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同行戰友，則無所顧忌十分瀟灑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國'五月風暴'大學生把機關槍架進了校園;意大利的紅衛兵則更是瀟灑，乾脆把國家總理拉出來一槍斃了;美國黑人運動更是放火燒了全國數十座城市……而所有這些國家革命後的複闢只是恢復了舊有秩序，並沒有任何國家發生對參與者的清算行為，無論是美國知識界還是歐洲知識界，都沒有發生對本國'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訴，美國沒有清算黑人運動，法國意大利沒有清算學生運動，唯獨中國三十年來一直在控訴在清算，並且清算範圍之廣，鎮壓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被清算者命運之慘烈，可謂是曠古未有，僅一個人口規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鎮壓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萬人。直到今天全國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價值，然而這個普世價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頭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不僅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即使沒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價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開發表文章聲稱，替老百姓講話的左派不享有憲法規定的各種自由。” ——誰沒人性?誰“慘絕人寰”?誰殘暴?

——中國文物普查：近20多年2萬余登記在冊文物消失(北京晨報2009年11月29日)

——復旦大學的研究結果：中華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專家謝辰生：中國文物最悲慘時期是90年代

　　誰毀滅文物?

但為什麼那麼多人會以為文革中的一切惡行都是毛澤東的責任呢?

一是“為權力而'真理'”當權派的長期以來的大肆宣傳，導致三人成虎，眾口爍金。

二是毛澤東的黨內對手對抗毛澤東的手段極其刁鑽。以一言蔽之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打著毛澤東的旗幟反毛澤東，用擁護毛澤東的名義整毛澤東。不僅文革中如此，早在文革前的大躍進時就已經如此。

例如，前副總理谷牧有如此回憶：

——“1959年7月21日上午，總理主持召開全體會議……週總理語重心長地講了一段話，使我們的心靈深為震撼。他說：'主席對大家的談話，有時是啟發性的，有時是徵求意見性的。大家聽到以後，不加思考，就以為件件都是主席的決定，就照樣傳達執行，這樣一來，以後主席就不好隨便給大家談話了，那主席的日子還怎麼過法?見了面只好今天天氣哈哈哈，或者只有考慮成熟了，一開口就宣布命令。那黨內還有什麼民主呢?!這實際上等於封鎖主席嘛!'接著，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萬噸鋼，本來主席是提出來問問的，我們沒有經過多少調查研究，全黨就行動起來，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總理講這番話的時候，神情很嚴肅，也顯得很激動。”

由此可見“打著毛澤東的旗反毛澤東”的手法有多刁：一是陽奉陰違，笑裡藏刀——以“擁護毛澤東”的名義把毛澤東調查研究協商討論的話歪曲成命令指示，從而剝奪了毛澤東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的機會，達到實際封鎖毛澤東的效果。二是極“左”極右來回跳。比如那個“學者的良心”吳敬璉，說左就“左”到了家，教訓老婆不許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麼要坐沙發?“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連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都不行：“不要把這麼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一說右又右成了“吳市場”，口口聲聲“春運火車票不漲價違反市場規則”，還一邊當國家證券委的評審委員一邊當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總之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一說冷就扔進火爐，一說熱就丟進冰窖;一說澇就弄成沙漠，一說旱就弄成澤國。拿破崙說過，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論。這些人就是用專門走極端的辦法把真理落實成謬論，名正言順地變著方地搗亂，就是不讓毛澤東的真正意圖得到貫徹落實。把事情弄砸了，還讓人們以為這就是毛澤東的意圖，就是毛澤東的責任。這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人接受了“文革中的一切罪惡都歸咎於毛澤東”的說法。

把文革說成“十年浩劫”是“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為了權力，需要妖魔化文革，需要把當年自己幹的一切罪惡全推到文革頭上。所以假話謊話不厭其煩，胡說八道不厭其多。根據虛假的信息只能得出荒謬的結論。而對跟“為權力而'真理'”無關的普通老百姓來說，荒謬的結論毫無意義，歷史的真相、真實的文革才有意義。

2015-12-25

來源：民族復興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