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9年我的辦公室有一位中國人訪客，他是 Andy。Andy來看我，因為有人告訴他，我是台灣來的會計主管。我的上級副總經理曾經跟我提過有這麼一個人，他是我們公司提供資助從上海來澳洲唸書。副總經理特別跟我提到這事，因為他以為台灣人與大陸人相遇會打架，所以預先交待提醒。我不知道他從哪裡來的這種想法，事實上海外的台灣人與大陸人相遇，彼此都很友善，有天生的同胞情懷。  

Andy個子小小的，不滿40歲，很斯文儒雅的人。他在澳洲念的是會計，因為他聽說憑會計專業申請移民比較容易成功。公司給Andy資助學費的條件是憑及格的成績單申請學費支付，所以他要等拿到成績單，才能申請學費付款。

Andy給我看他的成績單，顯然都是優的，他自己覺得很安慰。Andy的老婆及女兒都還在上海，他平常生活很節省，放假的時候希望到公司來打工，但是公司只願意安排他在工廠幫忙搬運，體力活對個子瘦小的他感覺挺辛苦的。Andy 心裏盤算等念完書後，可以有進公司財務部工作的機會。  

Andy 向移民局申請讓老婆女兒來澳洲陪讀的陪讀簽證獲准，很快的全家團聚了。Andy非常開心，請他的大陸好友到家裡吃飯，也請了我。他租的 flat，（ 兩層樓的公寓建築），只有一房一廳。一家三口睡臥房，客廳分租給上海來的學生打地鋪。  

Andy的老婆一看就是賢妻良母型的女人。女兒7歲，聰明漂亮。他們夫妻倆都是晚婚。Andy是入贅，入贅的理由是女方有房。Andy是一個勤奮善良，有腦筋的讀書人。夫妻倆利用上課以外的時間，承接打掃工作賺取生活費。Andy的老婆會縫製衣服，也在製衣工廠工作。  

在Andy家裡，我認識了他的朋友 Bruce 跟 Chris，我們吃過晚餐，聊得很愉快。Andy本身是一個安靜內斂的人，為人處事似乎很小心。Bruce 跟 Chris 是開放型的人，能言善道，喜歡打科罵葷，Andy說他們在國內是小有成就的人。  

Bruce 是一個畫家。租了一個分租的公寓房獨居，有一個澳洲鄉下來的女孩同住，是 flatemate。 近水樓台男女交往，不久就成為正式同居關係了。  

Bruce 說，來到墨爾本最大的享受是逛超市。Bruce 能言善道，說話活靈活現，他說大陸「商店」里的東西都擺在顧客摸不到的架上。顧客要什麼就要央求店員同志拿下來，店員同志的臉孔都是臭臭長長的，所以有需要買東西真是活受罪。在墨爾本逛超市，可以隨便摸，仔細端詳商品外觀，他覺得是莫大的享受。Bruce 很有藝術家的氣息，說話極為有趣。出口都是笑話，可惜我只記得這個笑話。  

Chris （是女性）個子高大，有模特兒的身材，英文好，聽說白人男子追求者眾。她是那種出色的女孩子，不會被埋沒的。她太會講話了，聽起來會讓人覺得有點吹噓膨脹。（現在回想起來，她其實沒有吹噓。）她說她認識小布希，如果有需要她可以打電話給小布希。她認識小布希是因為他是美國七喜在中國投資的老闆。  

我不是會說話的人，聽 Bruce 跟 Chris 兩個談得天花亂墜，覺得有趣好玩。Andy 私底下提醒我，Chris 是共產黨黨員，最好跟她保持距離。  

對了， Chris 是我唯一碰到能說「中國窮是因為大陸人口太多，要應付這麼多吃飯的人口，中國政府已經做得不錯了。」 的大陸人。我聽了只當她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尊嚴，說袒護的話，也沒去多想。 （20年後，我親自來到中國大陸，她的話我懂了。） 

Chris 也是住在分租的 flat，她的 flatmate 也是一個澳洲鄉下來的女孩。她說那個澳洲女孩非常保守，沒有男朋友，對 Chris 的約會頻繁自歎不如。  

有一回他們提議大夥去 city 逛，我便一早開車到 Andy 家會合，把車子停在 Andy 家所屬的停車位。我們結伴去火車站搭火車，有朋友可以一起坐公共交通，看墨爾本的美麗景色，我覺得真好。我平日上班，開車兩分鐘就到公司。假日自己開車去附近的公園，澳洲的公園真美，但是沒有伴很無趣。獨自開車必須專心，不能分神看路上風景。我這時好羨慕他們沒有車的生活。  

但是沒有車的辛苦與不方便也是事實。Andy 夫妻倆每個禮拜都到有名的維多利亞市場去買菜，聽說價錢很便宜。有一次我開車帶他們（忘記了是他們的要求，還是我自己的建議。）去維多利亞市場，市場里人多吵雜，我這個不下廚的台灣單身女郎很不習慣。Andy 夫妻倆一箱一箱的買，一箱一箱的搬，說好便宜啊！我沒有興趣買，只好站在一邊等，感覺昏昏欲睡。  

終於他們結束採購，把大批蔬菜水果搬上車，把我的小車子擠得結結實實。送他們回家後，我想下次別想要我再陪他們買菜了。  

Chris 有一次摔斷了腿在家休息，週末悶得慌打電話給我，讓我帶她出去吃廣東飲茶。我開車去接她，她就腋下拄著兩支拐杖，一蹦一蹦進入大庭廣眾的餐廳，吸引眾人矚目。Chris 不算有一技之長，但是英文好，外貌出眾，她找個 clerical 的工作不難。  

我跟 Chris 是不同類型的人。我自己那時候已經開始參加教會的小組聚會，Chris 找我幾次，我都不得空，就慢慢的失去聯繫。 

Andy夫妻倆勤奮工作存錢，後來就搬到一個有兩個房間的unit，還買了鋼琴給女兒學琴。他們那時候還計畫再生一個孩子。  

自從換了工作，我也沒有跟Andy夫妻保持聯絡。 

二．  

形單影隻在一個陌生的國度，工作上的文化衝擊讓我覺得很累，很想找個台灣人聊聊。離開台灣時，一個大學同學給了我一個某人的電話，我就打了。接電話的女子，聽說我有工作但是不愉快，似乎很不以為然，口氣感覺不是很友善。她給了我一個台灣人牧道的教會地址，我還是去了。  

這個教會有台灣人，馬來西亞華人，越南華人，及大陸人。華人教會都是很熱情的，尤其是沒有語言隔閡的地方。我後來才知道，大陸人是所有教會關注的對象。我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單身的台灣人，大陸人看我似乎特別親切（我猜的）。  

大陸學生幾乎百分之百的以學生簽證為名，工作生活為實。(當年很多台灣學生到美國也有相似的做法)  他們都克勤克儉，在餐廳或工廠打工，工資不高。跟他們相比，我這個單身女郎的生活算是豪華的，行有車，住有屋，有車庫，有花園，更重要的是有合法居民身份，有好工作，好收入。  

教會都很照顧大陸學生，給予精神上的支持。相對的，需要勞動幫忙時，大陸學生最能一呼百應。有一個星期六，牧師搬家，這幾個大陸學生是當然的自告奮勇的幫手。這種場合也少不了我，誰叫我是單身又有車。 

那時候的大陸人對台灣人都帶著羨慕與尊敬，台灣人都是有家的，經濟情況也是想當然的好很多，對大陸人都很親切照顧。   

三． 

在往 city 的方向我去了另一個教會，認識了幾個馬來西亞單身華人女子。我參加的小組聚會是幾個馬來西亞來的單身女孩子組成的。她們對信仰非常投入，那個小組長後來去巴基斯坦傳福音很多年。自然而然的在我前往聚會的路上，常被指示去某地址接某學生及某學生等等。聚會地點離我住的地方車程超過一個小時，地方不熟，經常迷路。晚上回家時要先把學生一個一個送回，最後再單獨開一個小時的路回家，總是又睏又累。  

有一個大陸學生叫 Michael，是回家路上最後下車的，跟他談話的機會多一點。Michael說他在國內是個建築師，父親是小學校長，在國內就已經信主。Michael 是一個斯文內向的人，顯來自尊心很強。在聚會時，他要我們為他的求職禱告，不久後他就找到一個繪圖的Casual工作。繪圖不需要說什麼話，很適合他。有了工作後，他的英文也逐日進步。  

我自認開車技術不好，眼睛也不好，又不認識路，經常為找路焦急，晚上更是吃力。Michael  也不太會幫忙認路，常讓我氣急敗壞。雖然不是很喜歡，但是我也趕鴨子上架做了頗長一段時間的開車接送的事工。  

常來聚會的大陸學生中，有一個男孩後來受到感召去念神學院。 

除了教會里認識的大陸人外，我上班的地方有一個華人長相的 cleaner ，20多歲，個子嬌小，面貌秀氣。她進來打掃我的辦公室時，我跟她寒暄，原來她是大陸人，在國內幹過電視主持人。 

四． 

常常逛街認識了一個開店的台灣女子。在國外能夠認識自己的同胞，總是很親切。稍微一談，她馬上猜出我的姓氏，這個世界真小。原來我之前在那個美國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同事介紹的香港人家裡，碰到了一個從前的香港僑生，很巧的竟是我多年前在台灣一個上市公司的同事。這個香港僑生老公跟他的台灣人老婆，跟這個開店的台灣人又是牌友。  

有了這些關係，兩個台灣女人就更接近了一點。她賣的東西有一部分是跟大陸學生進的。她很熱心，很會交朋友。她認識的大陸學生有在國內當醫生的，她需要找人看店時，這個大陸來的醫生年輕人也會來幫她看店。（當然是有付工資的。） 

我也因此認識了另一批大陸學生。他們都屬於國內的精英。 

五．  

有一天電視新聞出現了天安門大屠殺事件的報導，所有的大陸學生人心惶惶。越來越多的大陸學生加入教會的聚會，他們的居留身份開始成為迫切代禱的主要項目。那一年（忘記了確實期間），澳洲所有的教會都同心合力為這事禱告，直到總理霍克宣佈開放大陸學生的難民申請。  

於是陸陸續續的所有的大陸學生都遞上難民申請書。有人擔心申請難民後，在國內的家人會受害。事後證明都沒有事情發生。 

大陸學生有了身份之後，就把父母，配偶，兒女都帶過來了。很多人開始進正規的大學唸書，或念碩士，或念博士。從此之後留在澳洲的大陸人，不再為了身份問題躲躲閃閃。念完書找到好工作的機會也多了。 

再後來，更多的大陸年輕人因為依親，來到澳洲。這些人顯然是沒有吃過苦，我猜也不清楚文革的迫害的事實。 

相對的，很多台灣移民坐滿了移民監後，留下妻兒，或留下唸書的子女，老公，或老公老婆連袂回台灣了。  

20年前的那批大陸學生，不是學業有成，就是賺了錢。當然應該結婚生子，小孩應該進入中學了，晚一點的話，就是小學。 

六．  

後來在墨爾本的中國大陸移民人數迅速增長，有年長的父母，青中年的陪讀丈夫或妻子，幼兒，一下子全來了。大陸人開始建立以大陸人為主的教會。小學?的大陸人子弟一年比一年多起來，他們力求學校的學業成績拔得頭籌。 

台灣人與大陸人相遇，好像不再有以前一樣友善的氣氛了。  

我記得我女兒念幼稚園的時候，有一個大陸人女孩的媽媽是個熱心的人。我嘛！是個辛苦的工作媽媽，經常愁著要把女兒送到那一個 child care。 女兒長得又小又瘦，又安靜。有一天碰到這位熱心的媽媽，她跟我驕傲的，說她燒什麼食物給她的小孩吃，家裡有鋼琴，又送孩子上 Kumon ，學游泳, 長得又高又好……….我聽了只有點頭表示讚賞，最後她告訴我，“你不是一個好媽媽，你看你沒有把你的女兒養好。”  

我真是啞巴吃黃連，自討沒趣。（我瞭解，她真的不是惡意的。而且可能希望提供我服務也說不定。）  

感謝主，去年我在墨爾本再遇見這對母女，發現女孩沒有繼續長高，還比我女兒矮。讓我覺得板了一口氣回來。  

女兒小六時在學校交了一個好朋友，父母是大陸人。因為孩子的友誼，我們家長認識了，原來她的父親，母親都是早期公費留學生。外婆過去是國內大學里的老師。這個基因肯定優秀。女孩顯然出類拔萃，頗有傲氣，雖然她喜歡與我女兒交朋友，我女兒卻被她的氣勢嚇壞了，不太積極繼續友情。 

記得第一次我女兒應邀去她家玩，我去接她的時候，她的外婆很客氣的招待我喝茶，稍微聊了一下。我好奇她的女兒女婿既然是公費留學，沒有回國不會有麻煩嗎？她說，現在的中國不一樣，領導的思想也開放多了，沒事的。（大陸人的用語，“沒事”。我當時以為所謂的領導是指國家主席，來中國才知道領導就是“主管”的意思。） 

女兒中學有很多孩子是大陸人的子女，或大陸來的小留學生。這些大陸人父母不像20年前那些大陸人那般和氣友善。他們的子女也都是琴棋書畫樣樣行的資優學生。  

我想，在國外的很多中國大陸人顯然氣勢比較高了，（不知是因為個人狀況的改善，還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所以跟台灣人的交往就有了距離。我四年前還在澳洲的時候，就已經沒有跟大陸人有什麼交往了。 

（例外，有一個上海人因朋友介紹，曾經來幫我記過帳。她念了碩士，但是英文不好，又有孩子，一時找不到好工作，也很誠懇的希望得到實務經驗。在我離開澳洲獨自焦急整理行囊的時候，提供我需要的友善協助。） 

來到中國，見證了中國的變化之快。我個人認為，如果沒有不可預料的因素，中國未來的變化可能還會更快，從海外的中國人的狀況變化可見一斑。當很多人繼續譴責天安門事件的時候，事件本身已經施惠所有海外的中國人，讓他們少吃不少苦。海外中國人的受惠，好處仍然回饋中國。 

30年來中國培養了多少優秀的人才，他們難道不懂得該如何改善自己的國家政治及國民福利嗎？台灣可以專人保持關注中國的變化，同時更應致力於改善自己的不足，精益求精。中國人的當前之急是國民生活教育，這是台灣的師資可以貢獻的地方。 

除此之外，台灣不必求大，但是不要終究走到中國的後面去了。那麼所有目前對中國的批判就了無意義，就像那位媽媽，比較女兒的身高，來判斷媽媽角色的成功與否。沒想到人家女兒的身高後來居上，結果豈不是自己掌摑自己的嘴巴？

（後記： 以上所用的名字不是真名。如果我有一支寫小說的筆，文中的每一個人的背後都是豐富的故事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