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六日高陽先生因心肺功能衰竭而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一歲。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四、五、六日在國立台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行「高陽小說作品研討會」，由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聯合報副刊、聯合文學承辦；一位作家逝世不到一年，就由國家級的文化機構來主辦該作家之作品研討會，高陽大概是第一人，高陽有此殊榮，實在當之無愧，他生前著作近１００部，逾二千五百萬字，王文興教授就曾說過：「高陽是國寶級人物。」像這樣一位天才型人物，當他在世的時候，無論是他本人或他的作品似乎並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與肯定；晚年他也常在言談間自封為「野翰林」，實在是一種感慨懷才不遇的自我嘲解，在高陽逝世週年之際，我們愈發地崇敬及懷念這位文學瑰寶，故特別將研討會上所提出之七篇論文結集出版，希望藉「高陽小說作品研討」之出版，來重新探討及肯定高陽作品之學術價值、時代意義和藝術成就。

高陽是我的長輩，他一生的傳奇故事，我常聽新聞界、藝文界的前輩們談起。

高陽生前好友張佛千先生在研討會上追懷高陽時說：

「高陽先生的寫作有二個關鍵人物，一個是劉昌平先生，他首先發現高陽先生寫小說的才華，他就迫他寫大部頭的小說，聯合報提供發表的園地，首先《李娃傳》出來了，造成轟動，一舉成名，以後他就一部一部的小說出籠了；高陽先生是自負多才多藝的，他做過很久的中華日報的總主筆，他對他的社論也很自我欣賞，他常常拉著我告訴我某一篇社論的立意作思都是發人所未發的，他也喜歡作詩，在現代很少人寫古典詩，他當然是功力也不錯，不過沒有他小說的拿手，他也喜歡寫詞，詞就不如詩了，晚年也喜歡寫字，拿他的字寫他的詩詞送人，寫他作的對聯送人，當然這個字不是書法家的字，我覺得一個人一生的努力常常為了興趣，為了試驗，走了許多冤枉路，浪費了很多時間，所以一個人要想努力成功，一定要上路，高陽先生的天才是寫小說，他寫小說上了路了，所以他才能成功，要能上路才有前程萬里，所以高陽先生才有以後許多不朽的名著。第二個關鍵人物是聯合報的王惕吾，他愛高陽，他給高陽最高的稿費，而且允許他透支、預支，預支數目之大是破例的，不僅如此，他給他還了很大數目一筆債務，高陽說他自負才氣，他是個大名士，中國這個大名士有一個特徵就是不事生產，而高陽先生認為他最會做生意了，結果每一個生意都失敗，尤其是他認為一定賺錢的生意，結果都是血本無歸；他大名士的生活，中國名士所有的習慣、習性，他都具備了，這個生活使他很會花錢，花的不在刀口上的錢很多，再加上做賠本的生意，使他債台高築，雪上加霜，王惕老把它的債還了，他的債已經使他信用破產，因為他沒有產，他寫作究竟是有限的，只能是副業，那能一天寫一萬字，所以他無產也破產，等到王惕吾先生把他的債還了以後，他債信又建立了，人家說王惕吾能給你還債，還怕什麼，所以又繼續給他通融，並且撥了一幢房子給他住，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出版單位與作家的關係了；王惕吾先生就是愛才、愛朋友，如果不是王惕吾先生，高陽是天天王小二過年，日子不得過，緊迫得不得了，他那有心情來構思來寫作那麼精緻的作品呢？高陽先生一生喜歡交朋友，這也是他交朋友，好的回應。」

聯合報系董事長王惕吾先生曾說過：

「像高陽這樣一位有才華的文人，他要求的不多，我負擔得起，不像有些才華不高的文人，卻要求的很多，那就不是我負擔得起囉！」

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先生在憶高陽時說：

「我認識高陽，是在中央研究院，因為那兒有傅斯年圖書館，他常去那查資料，他查到什麼資料就很高興地扯著你不能走，我對高陽這種精神很佩服。」「高陽欠了我很多債，第一是鈔票的債；第二是文債，他答應了我的文章沒有交卷；第三是書債，他看了我的書喜歡的就拿走了，到現在不知拿走了多少書。講到文債，他已經開出題目來，第一個他要寫楊度，杜月笙周圍的八大文人之一。」「講到高陽的喝酒，是另有特色，當高陽拿起酒杯，是要講話的開始，他不像有的人你乾杯我乾杯的鬧酒，他不鬧酒，他喝酒時一定要向你，要向同桌的人講話，也許同桌的人只有少數人對他的話有興趣，他講什麼呢？他講詩，他另外講他新發現的資料，他很少喝得東倒西歪！」

像高陽這樣一個天才型的人物，他的一生不是三兩個人的幾句話可以交代得了的，我們也誠摯地希望藉本書之出版來呼籲為高陽做傳記性的研究。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高陽先生的作品生前擁有廣大的讀者群，譽滿天下，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女士曾說：

「高陽所撰寫的歷史小說，必定是以史實為基礎，考據精詳，虛實相生，使所撰的人物躍然紙上，栩栩如生，尤其令人欽佩的是他博覽群書，對於歷史的興亡，政治的成敗，乃至於宦海浮沈，社會的萬象，商場競爭都能夠洞察名實，以流暢雅正的文筆，引領萬千讀者進出古今，其影響之深，當代作家很少有人能夠跟他相較。」

但大部分的讀者在閱讀高陽作品時，大都是以茶餘飯後消遣的心情來閱讀，文學界、史學界也沒有把高陽看成一位嚴肅的作家，高陽對此頗為在意，也耿耿於懷，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高陽是有使命感的，他曾在「晚清小說座談會」

（《聯合文學》第六期）上這樣說過：

「知識分子逐漸了解自己除了關心政治，還有傳播知識與文化的使命，海禁開後，大家認為失敗的原因就是政治不清明、老百姓太愚昧。因此，如果能透過小說改革政治、破除迷信、啟迪民智，不但發洩了牢騷，也完成了使命感。」「清初的文字獄非常殘酷，以乾隆為例，他利用修四庫全書而有『大索天下』之舉，諭旨百無禁忌，結果卻是個『陽謀』，因修書而受株連的極多；後來乾隆更藉此把私人記載中有關得位的經過統統燒毀，甚至竄改實錄。因此雍乾兩期的歷史有許多秘密尚待發掘，對清史研究者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由這段話可以說明高陽寫作歷史小說的動機，本書中張大春發表的論文〈以小說造史──論高陽小說重塑歷史之企圖〉應該是說中了高陽的心結，因此我們更希望藉本書之出版來拋磚引玉，將來能把高陽全部的著作彙總成為一門「高學」，在學院裡設專門的課程做深入之研究，而進一步發掘歷史的真相。

本文收錄於《高陽小說研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