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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到中研院訪學，幾乎每次都會去逛逛胡適紀念館並拜謁胡適墓園。中研院也有蔡元培紀念館及傅斯年圖書館。錢穆輩分較低，但他是一代大儒，也是院士，可中研院沒有他的足跡。

1923年胡適學生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理論，開啟了影響深遠的疑古論戰。1929-30年，蘇州中學國文老師錢穆，力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繫年》捍衛古文經的真實性，為道統提出辯護。當時已經在燕京大學擔任教授的顧頡剛不以為忤，還引介他進入燕大擔任講師，而且又旋即向胡適推薦他進入北大。

當時北大校長蔣夢麟主行政，文學院長胡適主學務。錢穆在顧頡剛、胡適的提拔之下，一夕名震京師，而且在兩年之內即從副教授升任教授。錢穆雖感激胡適的提拔，在學問上毫不退讓。據說當時的北大紅樓，胡適在樓上教中國哲學史主張老先孔後，而錢穆在樓下教先秦諸子主張孔先老後。胡適的雅量、北大的自由學風，一時蔚為佳話。

雖然如此，錢穆在晚年寫的《師友雜憶》中，隱約透露他在北大與胡適相處並不融洽。針對老子年代問題，錢穆回憶兩人討論過幾次後，胡適便不再樂意討論，而別撰《說儒》一篇，堅持其觀點。錢穆的助教隨後在報上發文闡釋錢穆的異見，「胡適見之，大不悅。」後來，胡適要與他合編中學國文教本，錢穆托詞兩人對中國文學的意見大相違異，拒絕了。

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由蔡元培擔任首任院長，1948年選出第一屆院士81人。其後國府遷台，許多院士並未同行。1954年，院長朱家驊在南港現址開始營建院區，植物研究所首先復所，隨後其他各所也陸續成立籌備處。1958年，胡適繼任院長並即主持第二屆院士選舉。錢穆在這兩次院士選舉均未獲提名。

錢穆對於未能擠身院士之列，心中鬱悶，首先發之於對胡適學術能力之貶抑。1954年，他在給徐復觀的信中批評胡適：「並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此亦一時學術界中羞恥事矣。」1959年他給余英時信中則抱怨中研院、台大未能尊重他的學術地位：「歷年赴臺邀講演者多與政府有關，然如臺大、中研院豈聞有邀之講演之事乎！有此機會，久鬱心中者不得不發，…」後來在1966年給嚴耕望的信中，他則更直白地表明對遲遲未當選院士的怨懟：「民國三十七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餘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見張璠璟《學術與政治之間——徐復觀與錢穆的合與分》）

1959年胡適察納嚴耕望之雅言，安排五位院士提名錢穆為第三屆院士，熟料錢穆在人文組院士候選人審查委員會中只獲得一票，再度與院士無緣。據翟志成在〈錢穆的院士之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3期，民國108年3月，91-126）一文揣測，這一票應該是胡適自己所投，而董作賓、李濟、勞榦、朱家驊等四位提名人跑票！

董作賓是甲骨文專家，和李濟先後主持安陽殷墟發掘，勞榦專研漢簡、朱家驊是地質學者。這四位院士，雖然因胡適之托連署了錢穆的提名，但史語所傳統以考古學、文化人類學的途徑研究古史，畢竟對不懂甲骨文，不使用出土材料，只鑽在古書中研究思想史、道統的學者有門戶之見。持這種態度者，尤以當時史語所所長李濟為最。

後來馬王堆帛書與郭店楚簡出土，果然為錢穆「孔先老後」的觀點帶來質疑，但這是後話。

1960年代，胡適與錢穆在台灣的政治地位開始消長。1960年，蔣介石謀修憲以連任第三屆總統，胡適公開反對。當年九月旋即發生自由中國事件，雷震被捕入獄。胡適為雷震伸張正義，向蔣介石當面諫諍無效。胡適有心無力，1962 年的第四屆院士選舉，他並未再著力於錢穆的提名。他心力交瘁，在院士會議開幕當晚的歡迎酒會上，心臟病發猝逝。

之前，胡適出任院長就職典禮當天，蔣介石說了一段話：「我對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學問，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過只有一件事，我在這裡願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關於提倡打倒孔家店。當我年輕之時，也曾十分相信，不過隨著年紀增長，閱歷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應該被打倒，因為裡面確有不少很有價值的東西。」

胡適致答時，坦率地先說：「總統你錯了。」然後解釋道：「承總統對我如此的稱讚，我實在不敢當，在這裡仍必須謝謝總統。不過對於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總統是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所謂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權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學說，凡是不允許人家懷疑的、批評的，我都要打倒。」

蔣介石聽了怫然變色，回家在日記上寫道這是「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二天又記「昨晚憂患，終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時起床，幾欲自殺，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日記上連續罵胡適「狂妄荒謬」、「無道義、無人格，只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無賴政客」、「文化蟊賊」等惡言，但畢竟投鼠忌器，不敢公開攖其清譽。

胡適之喪，蔣介石送了「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輓聯。但又在日記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胡適亡故，中研院反對錢穆擔任院士的勢力更無節制。第五、六屆院士選舉，錢穆均未獲提名。在政治上，他的地位卻日益高升，經常回台，屢蒙蔣介石召見。

1966年五月，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蔣介石隨即在當年的孫中山百年誕辰紀念日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之對抗。這段期間，蔣介石與錢穆互動頻仍。1967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蔣介石自居委員長，聘錢穆為主席團成員。當年錢穆因香港動盪，準備來台定居，在外雙溪覓得地點。蔣介石聞知，派蔣經國接手籌建「素書樓」的工作。

1968年，錢穆終於當選第七屆院士。此時王世杰擔任中研院院長，蔣介石不再有所顧忌。根據許倬雲的回憶：「錢穆很晚才選上院士…是意識型態的問題。沒人反對錢先生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反對他喜歡拿西洋跟中國做比較，他一比較，李濟老他們就覺得欠妥，認為錢先生知識層面不夠。後來老總統介入了，他要王雪公非把錢先生選出來不可。」（見前引翟志成〈錢穆的院士之路〉一文）

這一年，錢穆由香港遷來台灣，住進素書樓，接受蔣介石、蔣經國的禮遇。相對於五四時期胡適的「打倒孔家店」、其後顧頡剛的「疑古」、以及胡適、李敖在台點燃的「全盤西化」運動，錢穆的尊孔崇儒、對道統的溫情與敬意、「中國無專制」的議論當然更能贏得統治者的歡心。蔣介石曾因胡適而感慨「交友不易」，而錢穆則推崇蔣介石尊重道統、發揚文化，視蔣為知音。兩人如魚得水，誼兼師友。

據說1968年參加首次院士會議之後，錢穆便未曾再踏入中研院一步，但這不是事實。

1975年蔣介石逝世時，錢穆在素書樓繞室徬徨，老淚縱橫。兩年後，1977年四月五日，院士錢穆在中研院蔣介石逝世兩周年的紀念會上，發表了題為〈治統與道統：從中國文化來看□國父與故總統□孫、□蔣二公及當前之學術界〉的演講。

錢穆開始便斷言「…中國傳統政治之特性，可一言蔽之，曰是道義的，非權利的。亦可謂是文德的，非武功的。…自唐堯虞舜，下逮夏禹商湯以至周代之文王、武王，莫不有種種道義與文德之傳述。故中國歷史上之治統，其實即是一道統。」

錢穆以此引申：「論□中山先生之政治事業，僅如周文王。故總統□蔣公，完成北伐，繼之以對日抗戰，乃如周武王。但□蔣公信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雖其畢生，盡瘁於政治事業，而亦未嘗忽視學術。逮其晚年，避居來台，尤自盡心於大學中庸之研究，又以復興中國文化為號召。此見□蔣公於治統之外更知重道統。」

談到學術界，在批評「德先生」、「賽先生」之後，錢穆接著說：「…今日知學術界，已不能復有如康〔有為〕、章〔炳麟〕、梁〔啟超〕諸人，縱其學術意見不盡同於□孫、□蔣二公，然亦關懷於國家民族之大全體，同有歷史傳統之根脈；而今日之學術界，全已走進西化過程中，回視前賢，實有隔世之感。」

我在德州大學的圖書館借到這本由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刊印的7頁小冊，讀了悚然一驚：這文章對道統的陳述，多像我高中時被迫誦讀的蔣公〈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文〉！此文一般認為是秦孝儀執筆，但其內容——例如「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道統的延續、「倫理、民主、科學」價值的排序——卻明顯烙了錢穆的印記。秦孝儀是蔣介石文膽，號稱才子，此文枯燥難念，我現今想起猶有餘恨。錢穆著作等身，我深為佩服。他的書應該有被中研院的圖書館收藏，這本小冊，真的可以不要了。

我大學時讀《古史辨》，便覺得《天問》、《山海經》明明點出禹是洪水時期神話人物。即使不是一條蟲，也應該是一條龍。作為夏民族的祖靈圖騰，也不損他的地位，為何古代學者硬要把他派作聖王？後來我在結構主義學者李奇（E. R. Leach）《緬甸高地的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一書中讀到「神話作為賦予政治派系與社會變遷正當性的敘事」（“myth as a justification for faction and social change”），才豁然開通。原來所謂道統，從文化人類學的途徑來看，也不過是為政治派系正當性辯護的神話。

胡適墓園主墓碑周圍地面有許多鵝卵石。設計師高而潘認為胡適是一位崇尚科學的人物，他在設計時特別表現了胡適的理性、包容、與虛心。高而潘說：「我原來的設計是墓旁地面全是鋪上純白的小卵石。我認為一代哲人之周圍是理性的，白色之地面表示、暗示無成見的空間。」

今年，我還要再去拜謁胡氏墓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