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槍決五死囚,引發德國和歐盟的關切。從雙方的反應,可看出民族、政治和社會文化的差異。
德國在戰後走上民主之路,增強自覺和自省,這對發動過二戰的德國是好事。正因走過納粹罪愆,德國媒體因此對反人權、非民主事件總會大加撻伐;若是教訓別人,不免就有點優越感和好為人師的意味。
台灣執行死刑,使駐德代表魏武鍊首度有機會走進德國外交部,使台灣成為歐洲議會主席在議會上公開批評的對象,這真是莫大諷刺。台、德並無邦交,德國外交部使用「傳喚」一詞,未免有點奇怪。何況,執刑是台灣政府依法行政,也是國家內政問題;美國和中國都執行死刑,卻從未聞德國傳喚兩國大使訓斥。
從人權和民主的角度來看,廢死是國人終極該走上的目標,這也是我國駐外人員積極向國際社會溝通的一點。但溝通顯無必要,因為德國或歐盟就是要擺明來教導台灣的:枉費你們有進步的民主,卻有這麼不人權的事情,真令人失望!
我政府應溝通的對象,其實是我們國人。台灣有七成五的人贊成死刑,而國內媒體的報導焦點卻在死刑犯的器官捐贈,或申根簽證是否會遭取消,這些都是周邊的議題。該討論的是死刑制度本身以及該不該廢死,廢死若是終極目標,台灣如何朝此目標前進?如何說服眾多的民眾?
在未廢死之前,為何不強制DNA的採證?還有,台灣媒體對執刑過程過度報導,連死刑犯最後吃什麼、做什麼都巨細糜遺,這又加重了對人權的侵擾。很多國家執刑都未引起譴責,而台灣卻首當其衝,原因在此。
台灣政府不必花力氣應付歐盟和德國,但需要更明確的政策,以及更多討論和溝通,唯有如此,人權和民主才能貫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