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rpt：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友誼是生命的共感》-1
2026/07/06 05: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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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友誼是生命的共感》-1
書名：友誼是生命的共感
作者：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譯者：王立秋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4
本書是知名思想家阿甘本的新作，涵蓋了阿甘本對十七位友人的生活片段和思想風格的回憶，同時收錄了他與這些友人的書信，凸顯了友誼的意義。這些友人包括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和法學家揚·托馬斯等名家。通過這些私人話語，讀者能夠以更加貼近生活的角度理解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一批西方文學和哲學文本的產生過程，並以阿甘本的視角重新審視自己原本熟悉的重要思想和人物。在書後的評注中，阿甘本從西方哲學的視角出發，討論“友誼”這一概念本身，亦不失為一篇頗有趣味和洞見的哲學短文。
【Excerpt】
〈伊塔洛．卡爾維諾〉
1977年5月——這個日期是他自己寫的——伊塔洛把從雜誌《比較》（“Paragone”）第324期上摘錄的那篇題《受認可的垃圾桶》（Lapoubelle agrete）的文字題獻給我和吉內薇拉。緊接在我們名字下面寫的話尤其重要——“伊塔洛的精神遺囑”。我相信，把如此滿載意義與徵兆的獻詞和這樣一個日常、低下的題目——垃圾桶——並置，這個做法不只明確地定義了伊塔洛寫作的姿態，也明確地定義了他把自己放進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說他與房屋和都市（他對原生家庭的“長期逃離”把他帶到了這裡）的契約。但這個與房屋和都市的協定同時也是對房屋和都市的認可（agrément），就像他所玩弄的題目中形容詞的那兩個意思那樣。事實上，在這個簡短但對遺囑來說又長得不同尋常的文本中，這是一個以某種方式被分配給他的任務，這個任務既和他的私人生活有關，又和他的公共生活有關，既是某種淨化儀式，又是某種法律規定：“在家務中，唯一一件我在一定程度上勝任並多少為之感到滿意的事，是倒垃圾……垃圾桶是把我自己插人和諧，使我自己與世界和諧，並使世界與我和諧的工具……我和我自己，以我內心的法或康德的命令或超我達成的一個相互協定。”但除儀式和契約外，這裡還涉及關於我們丟棄的東西和我們身上帶著的東西的沈思：“由這樣一個世界——其中，什麼也沒有被丟棄——構成的地獄。”遺囑的最後兒行是這樣寫的：“人即他所不丟棄的飯……垃圾作為自傳……記憶的主題、失去的記憶，保留和失去那失去的東西、人所沒有的東西、人退些才有的東西、我們身上帶著的東西、身上什麼也不帶的生活（動物），也許我們身上帶的更多。為作品而活，我們失去自己，有無用的作品，而我們不再在那裡。”
在這些幾乎上氣不接下氣的、丟失了的筆記中，我似乎比在他其他任何作品中更能發現我所認識的那個伊塔洛，這種瞭解來自我和他十五年的友誼，從70年代初我們在巴黎認識並密切往來開始，一直到1985年他於錫耶納去世（當時我只來得及透過復蘇病房的窗子看了他一眼）。在伊塔洛的生命中——即使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有某種類似於不可救藥的困難的東西，當他不得不對和他還不親近的人說話而突然不停地結巴，或他不信任自己的外在品質——這種不信任使他一度表示，他會避免與讀者私下交流，以免因此而不可避免地令讀者失望——這種困難就會浮現。
可以說，這種不信任——嚴格來說是這種信仰的缺乏——有某種神學性，如遺囑所言。對一個看起來如此世俗的頭腦來說，這樣的話不可謂不驚人：“事功不足以拯救我，只有神恩能，而我過去沒有、未來也不會蒙受神恩。””如果說他能寫下這樣的話——“生者的地獄不是某將是之事物，如果有這樣的地獄，那也是已經在這裡的，我們每天居住其中的，我們在一起從而形成的地獄”——並且如果說，他從這個確定性引出了“尋找和學會識別那些在地獄中卻不屬於地獄的人與事物”這個任務（這個任務也是神學的），那麼，地獄對他來說也不只是一個比喻。
伊塔洛去世那天，我在筆記本裡寫道：“為他的臉和帕斯卡的死亡面具如此相像而感到驚奇。”也許是因他被剃光了頭髮、在手術後消瘦並留下了疤痕，在我看來，那張沒有生命的臉不再像他，但它似乎又在某種程度上包含苦行的可能性。我還記得，在他去世前的那幾天，他被那些連接著他與復甦機器的管子和針包圍，而我們只能透過玻璃看到他——與那張臉相比，當時的一切似乎又抽象了起來。
有種陳詞濫調表示，卡爾維諾是理性主義者和嚴格準確的幾何學家，這和一切陳詞濫調一樣完全是誤導性的。他有的是一種非凡的類比想象，雖然這種想象上肯定還覆蓋著啓蒙運動的某種殘餘。我相信，這是因為他年輕時加入了意大利的激進黨派，也就是說他有一種在當時意大利想象最為貧瘠的地方（形成）的激進主義。我還略帶不適地記得那個時刻——伊塔洛去世後，我們和基基塔一起試著整理他的文件——在打開一個被遺忘的抽屜的時候，我們看到大量戰後時期的黨派雜誌、海報和宣傳材料散落一地。
……
《美國講稿》中關於可見性（Visibilita）的那一課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有關想象的沈思——根據但丁對“崇高的幻想”的描述，想象被定義為“裡面下雨的地方”。意象會像雨一樣從天上下下來，彷彿它們是神派來的，但對我們來說，意象會從很多地方像雨一樣下下來，故而意象的種類也同樣多。有一種想象是知識的工具，它絕不會與科學的理性衝突；還有一種想象是與世界靈魂的非理性交流，浪漫派和超現實主義者喜歡的就是這種。為了把自己的想象和這兩種對立的趨勢聯繫起來，伊塔洛一方面追溯了自己作為作家的經歷，從《樹上的男爵》和《分成兩半的子爵》到《命運交叉的城堡》，另一方面，又在這樣一個時代質疑了這種“在意象中思考”的能力的命運。在這個時代，我們每天都在被預製意象的混亂糾纏。這並不讓我感到奇怪：他雖然有啓蒙主義思想，卻沒有選擇這個或那個趨勢，而是相反，忠於我後來所定義的，其思想明白無誤的倫理印記，在第三種範式——“想象是由這些東西構成的劇目，即潛能的、假設的，以及現在不是、過去不曾是，並且也許不會是，但本可能是的”——中認出了自己。這就是區分所有真正的想象和幻想的那種不妥協的習慣（Eog）：在事實看似無可辯駁的支配面前，依然接受那些不曾是，並且也許永遠不會是，但本可能是的東西。
對減去重量——事物的、首先是故事和語言的重量——的強調（伊塔洛曾這樣定義他的詩學），對速度的迷戀（這驅使他在寫作時追逐心智迴路閃電般的路線），以及隨之而來的，對簡短形式的偏愛，這一切，如果你仔細看的話，與其說是出於對科學般的精確的愛，不如說是因為想象的輕盈（sveltezza），就像他自己寫到的那樣，是因為“自然地從意象中流出的運動”。當然，減重也有其風險，而確切來說，伊塔洛的成功，肯定就在於他書中寫作的天平失衡之處，因為“輕”和“快”在另一個盤子上找不到足以（平衡它們）的“重”和哲學砝碼。或者，前者也許把後者給去掉了，因我不認為可以拿伊塔洛喜歡引用的《十日談》故事中薄伽丘說卡瓦爾康蒂的話來說他：“彷彿一個很輕的男人。”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伊塔洛並不輕，也許，他還苦於屬於他的負擔和沈重；但在平衡完美之處，他寫作的姿態就像那位哲學家詩人跳過墓石的敏捷一躍。
他心智之中屬於啓蒙運動的那部分或那一層，可能在我們之間引發一種反差，我不想輕視這種反差（在送我的《看不見的城市》的獻詞中，他反諷地把我描述為一個“新柏拉圖主義者”）。但丁選擇了“喜劇”，或者無論如何選擇了反悲劇——這是我一寫完就拿給他看的那篇關於《神曲》書名的論文的核心觀點（這篇論文是我們在1974年到1976年間與克勞迪奧．魯加菲奧里合作的關於“意大利範疇”的雜誌項目的一部分，《美國講稿》中也有這個項目的不少痕跡）——這個想法並沒有說服他。我認為，但丁把無辜者的悲劇的罪和有罪者的自然的無辜對立了起來。對於這個想法，他表示反對——這樣，他也就根據一個如今得到鞏固的解經傳統，把但丁拉到和基督教神學同樣的水平上——他說：“被造物的無辜／有罪的人這個對立沒有說明整體的複雜性。被造物的無辜不足以定義對基督徒來說的人性，因為後者由兩個重疊的層面構成：原罪／被造物的無辜和只有在——就像但丁明確解釋的那樣——自由意志朝正確的方向作用的條件下才能通過救贖被贖回的無辜。”我把但丁那裡的人（persona）當作詩人棄於法律之手的面具來解讀，而伊塔洛則相反，在其中看到了罪的形象本身。“在人身上，”他給我寫信說，“才能決定行動是好是壞。”
對於童話，我們之間也存在類似的分歧。童話是我熟悉的領域，而伊塔洛也在這個領域中做出了《意大利童話》的非凡事業。在伊塔洛的文件中，基基塔和我發現了一個提到我們雜誌項目的文件夾，裡面除其他東西外，還包含我的一個關於童話的文本和一張小紙條，上面有伊塔洛為回應而記下的筆記。在我的文本中，我認為定義童話中的角色的，是他們在體驗上的無能。“在童話中，”我寫道，“我們會遇到一勞永逸地把自已從體驗中解放出來的造物……童話中的造物會經歷命運或神話力量強加給他們的儀式和啓蒙考驗，卻不體驗它們……童話的誘惑實際上就是一種對神秘體驗的分散和削弱。童話打破了定義神秘體驗的知識（mathos）與受難／激情（pathos）的結合：它用受難而不知和不受難而知取代了受難得知。”“我不同意，”伊塔洛在紙條上以斜體記錄的日期標注為1977年6月29日的筆記中寫道，“童話中沒有體驗的說法。約爾斯會說：（有）對自然的不義的體驗。兩個繼姐妹——一好一壞。為什麼童話像歷史？遊戲就是體驗！它教人生存的技藝。但也許，你想說的是命運的遊戲。在那裡也一樣，一切遊戲策略都在（徒勞地）尋求把體驗引入未來。天使沒有體驗嗎？也許，關於卡夫卡，這麼說倒是對的：天使般的角色沒有體驗。”
然而，通過童話，伊塔洛的想象再次跳進了史前史，這在過去把我們聯合在一起——現在也依然聯合著我們——這聯合更甚於一切解經上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