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rpt：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友誼是生命的共感》-2
2026/07/06 05: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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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友誼是生命的共感》-2
書名：友誼是生命的共感
作者：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譯者：王立秋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4
本書是知名思想家阿甘本的新作，涵蓋了阿甘本對十七位友人的生活片段和思想風格的回憶，同時收錄了他與這些友人的書信，凸顯了友誼的意義。這些友人包括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和法學家揚·托馬斯等名家。通過這些私人話語，讀者能夠以更加貼近生活的角度理解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一批西方文學和哲學文本的產生過程，並以阿甘本的視角重新審視自己原本熟悉的重要思想和人物。在書後的評注中，阿甘本從西方哲學的視角出發，討論“友誼”這一概念本身，亦不失為一篇頗有趣味和洞見的哲學短文。
【Excerpt】
〈吉奧喬．卡普羅尼〉（Giorgio Caproni）
20世紀80年代初，就像每一次我發現一位詩人時那樣，我狂暴而幸福地沈迷於閱讀卡普羅尼的詩。可如果說，這位詩人1982年3月30日寫來的一封信提到“我們的見面，如此半明半暗，卻又——對我來說——如此充滿光明”的話，那麼，我們一定是直到那年3月才見面的。我剛出版了《語言與死亡》，那本書以《大地之牆》（Il muro della terra）中《回歸》（Ritorno）一詩幾行令人驚奇的詩句作結：
我回到了
我未曾到過的地方。
與不曾有過的情況相比，什麼也沒變。
在桌上（在方形的
油布上）我發現未曾滿過的杯子
半滿著。一切
我們的見面就是在這些詩句的旗幟下進行的。它們對我來說，是對那“未曾是的”——在我看來，那“未曾是的”正是思想真正的家——無與倫比的描述，並且幾乎為它繪制出一幅細緻的地形圖。我問卡普羅尼能不能把那首詩的手稿送給我，或至少給我一個簽名的副本，然後，在打開他寫來的信的時候，我喜悅地看到了那份被詩人界定“僥倖沒有遭受我習慣性的（和衛生的）毀滅的極少數原稿之一”的手稿，他請我“在看過之後”把它藏起來，因為在他看來，“我草率的寫作毫無節制”（事實上，這張小紙片上滿是刪除的記號，以及歪歪斜斜地寫在邊緣的異文）。
在我所認識的詩人中，卡普羅尼是我最欽佩的，也就是說，在任何時刻想到他都會給我帶來絕對的驚奇，面對這樣一個外表簡樸之人的驚奇。他把聞所未聞的體驗寫成詩——並在生命中經歷那樣的體驗，如果生活就是文字中生成的東西，且與之密不可分的話——就像這樣的動物：變異使它超出自己物種的極限，但又不能把它記入另一個種族。
在卡普羅尼那裡，區分“詩的”和“在生命中經歷的”是沒有意義的：在《里窩那詩篇》
（Kersi livornesi）中與年輕時的母親的不可能的相遇肯定在詩人的生命書寫中發生過，他“輕飄飄的靈魂”真的在“清晨，還是／黎明……時辰”看到他的母親——年輕的安娜．皮基““咬著項鍊”邁著“歡快的／步伐”走在里窩那的阿梅代奧街上。就像在另一個黎明時分，在死亡預感中，他看到她去往地獄之門（Ad portam inferi），“坐在那車站裡，／手放在冷冰冰的／桌上，等待／到最終目的地的／最後一次轉乘”。詩人變成了見異象者（visionario），因為他沈思的首先是語言，而這只有他能看見的語言的異象，使他能夠用自己的眼睛來感知如此才能看到的東西。如果說在這裡要在“詩的”和“在生命中經歷的”之間做出決定是不可能的，那麼我們也不應為此感到奇怪——自70年代末起，卡普羅尼的格律的奇妙結構的破碎，和他如此熱愛的意大利社會與城市的衰敗一樣難以識別。
當我們開始定期見面，我們會在特拉斯提弗列（我當時就住在那裡）或他的街區（蒙特維爾德新區）散步。卡普羅尼話少，他的聲音獨特又難以定義，既微弱又清晰，既嘶啞又有點像母雞咯咯叫的聲音，帕索里尼曾因此說卡普羅尼說的不是意大利語，而是卡普羅尼語。帕索里尼還不無惡意地專門挑選卡普羅尼清晰、不受污染的聲音來為《索多瑪120天》中的四大陰鬱領袖之一配音；雖然詩人的名字沒有以任何形式在演職員表中出現，可但凡認識卡普羅尼的人，就一定能——哪怕是有些惱火地——認出他的聲音。卡普羅尼是帕索里尼1950年1月和他母親一起逃離卡薩爾薩並抵達羅馬時最早認識的詩人之一。我記得，在跟我聊到那些年的時候，卡普羅尼告訴我，當時還不得不靠在錢皮諾的中學教書為生的帕索里尼不容置辯地宣佈“我將有權有勢”，那時他是多麼吃驚。而帕索里尼也對他的朋友做了這樣一番簡潔但也許更加清晰的描述：“和諧的靈魂，因為緘默／也因黑暗而清晰：／有如你這般的人，／就還有生活。”
在《語言與死亡》中評論《回歸》的詩句時，我在詩的“未曾”中看到了“習慣的簡單形象”。在我贈給他的那本書中，他用斜體寫下的一條旁注提到了書中的另外幾頁。在那裡，我在萊奧帕爾迪的無限（Infinito）中認出了“習慣的棲居”和人的習慣的形象。想必“習慣的簡單形象”這個意象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卡普羅尼的旁注恰好集中在這本書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最為厚重的那幾頁，這一點兒也不會讓我感到奇怪：思想與詩是貫穿一個語言場的兩種“強烈”，就像沒有與詩無聯繫的思想那樣，哲學也是詩的體驗的滅點
。這兩種“強烈”不斷地打結與解結，構成了秘密的音樂張力，這個張力像一首黑暗的歌一樣，賦予一切本真的語言表達以生命。
在我們的談話中，卡普羅尼把《凱文胡勒伯爵》（Conte di Kevenhiller）支離破碎的韻律比作一種宣敘調，比作某種推遲歌詞但絕不與歌詞重合的“激動（風格）。在1985年的一封信中，他把貝多芬的《a 小調弦樂四重奏，作品第132號》定義“不受詞腐化的（純粹的話的）純粹的思想的至高例子之一”。至於那些省略號（puntini di sospensione）——這是他最近作品的顯著特徵——他說，他是由舒伯特《C大調弦樂五重奏，作品第163號》的柔板而想到使用它們的。在那裡，每一次撥奏都會起到中斷的作用，使小提琴無法完成旋律樂。彷彿思想打斷了歌的進展，而後者又恰恰因為中止它的“中斷”（cadenza）才頑強地恢復了它未完成的過程。
（當我想到他與音樂艱辛而近乎痴迷的關係的時候，我不由得想起，就像他自己告訴我的那樣，這位詩人年輕時拉過小提琴，但就在他要取代一個管弦樂隊中的首席小提琴手的時候，他突然弄壞了自己的樂器。在他書房的一個角落還能看到那把粗略修復過的小提琴。）
卡普羅尼給我講過他反覆做的一個夢的多個版本，甚至還把它記錄了下來。他和一個朋友乘有軌電車去他非常熟悉的一個地方，“因為我經常去那裡，幾乎會習慣性地去那裡散步。我乘坐慣常的有軌電車（我所有的夢都忽視了大規模使用的機動車），在慣常的終點站下車”。每個夢中的風景都不一樣：有時，是一個濱海村莊，其他時候則是高山頂上的一個小鎮，那裡的土地覆蓋著死去的枯黃樹葉。（“我總做彩色的夢，”他跟我說，“然而是不再明艷的、處在邊緣的那種色彩。”）在某個時候，他看了看表，覺得是時候回去了。但尋找有軌電車終點站的時候，他再也找不到那個地方，並且如果問路人，他只會聽到這樣的回答：“終點站？有軌電車？可親愛的先生，這裡從來就沒有什麼有軌電車啊。”然後他去找出租車，在本應熟悉的地方迷了路，開始認為他從來沒有來過這裡。“問別人，也是同樣的回答。我開始震驚，開始隨機地尋找。我迷路得越來越厲害。最終我來到一片完全在城外的農村區域。我陷入痛苦。失去了一切回去的路。然後我就醒了。”
“失去了一切回去的路”：無論卡普羅尼身在何處，這情況都好像是他去到了一個回不去的點，就像同名詩歌中的阿尼娜．皮基那樣，去到了地獄之門。為此，他只能回到他未曾去過的地方，只能遇見他未曾見過的人。
在他說他經常做的另一個夢中，他發現自己在兩個巴洛克雕像面前，它們以一種雄辯得不同尋常的方式交談，但他只感知得到語言的洪亮，那語言對他來說是完全未知的——事實上，他甚至感知不到聲響，因為它們以一種無聲響的語言交談。在他帶著微笑給我講述的另一個夢中，卡普羅尼坐在一間滿是不欣賞他的詩的批評家的房間裡（“他們不關注我”，他說）。向他們展示他們在和誰打交道，他蜷縮成胎兒的姿勢，然後開始飄浮，飛了起來，可他又沒法如他所願地自由騰飛，而幾乎不得不貼著地面飛。無論如何，批評家繼續無視他。（卡普羅尼把它詮釋虛榮心受挫的夢：他在飛，卻無人注意。）
《講究禮節的旅行者的告別》（Congedo delviaggiatore cerimonioso）結尾的自白說：“我／已經平靜，不驚慌地／抵達絕望。”但在《第三本書》（Terzo libro）的動人詩句中，“成堆的跨行（enjambements）的格律張力已經把1944年到 1954年這十年“空白的、近乎瘋狂的絕望”復原為急促的呼吸。在這裡，風格至高（altissimo）的詩中又滿是日常的詞——車前燈、自行車、拖鞋、酒吧、有軌電車、電梯（卡普羅尼曾覺得沒有出現過玻璃杯的詩很可疑）。
在驕傲地捍衛高風格（stile elevato）的時候，扎加耶夫斯基正確地評論道，在近來的歐洲文化中，似乎流行這樣一種不謹慎的信念，即認為在詩中使用高語域（registto alto）是反動的。相反，高風格不但能與幽默共存，也能與格調不高的、低俗的詞彙（想想但丁！）共存。一首詩的最終格調不取決於詞彙，而是取決於直接源自繆斯之聲的張力，甚至喜劇繆斯塔利亞也能觸及崇高。在20世紀至今的意大利文學中，起初對鄧南遮修辭的抵抗最終卻把詩壓平到了最低語域，這常常傷害詩。但在卡普羅尼這裡，就像在蒙塔萊——至少在《風暴》（Bufera）之前——那裡那樣，甕與玻璃杯、向高空騰飛與貼地低飛達到了完美的平衡。
[摘自我的筆記本]
1990年1月22日：“今天我去卡普羅尼在皮奧．福阿街的房子，見他最後一面。他今天早上六點三十分去世了，過程不到十分鐘，沒有痛苦，也沒有醫生的介入。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人，死亡沒有對他造成任何傷害，也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改變。他躺在床上，穿著他的深色衣服，表情一點兒也沒變，連眉毛都還微微地皺著，彷彿他隨時會睜開眼睛。我在他書房裡停下，他就是在這裡接待我和寫作的；墊著綠布——上面有幾個煙灰燙出的洞——的桌上還放著那包寫著開封日期的琳達牌香煙。倒放的小提琴、邊上寫滿註解的《神曲》、他記了多年的日記。很難看穿這個奇妙的人的頭腦，對我來說，他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意大利所有美好事物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