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將國軍官兵「一刀切」畫為台獨武裝，台灣社會民意是否接受？是否反令民進黨政府宣傳的「中共眼中的每個台灣人都是台獨分子」獲得更多台灣民眾認同？
其實這個問題，關鍵是台灣民眾對於「台獨」的認識是否足夠，是否囿於特定的政治框架來看待台海兩岸。何況在民族復興與國家現代化的新時代命題前，台灣民意能佔據多少斤兩？除了對大陸喊話，該社論也呼籲：
國軍是否台獨化，是關乎兩岸和平前景的嚴肅命題。……，國軍應重申不為台獨而戰，為中華民國自由民主憲政體制而建軍備戰，如此才可真正促進台海和平與繁榮，讓2300萬台灣人民安居樂業。
以這樣的格局來看台海局勢，中時旺報認為兩岸是否武統，取決於國軍是否台獨化。然而根本的問題在於：既要不為「台獨」而戰，又要為「中華民國自由民主憲政體制」而戰，這樣的邏輯如何自洽？難道「務實的台獨工作者」，不正是「中華民國自由民主憲政體制」的產物？
其實國軍是否台獨化，取決於中華民國體制是否台獨化，取決於「中華民國」是否成為國際上一個中國的「叛亂政權」。如果當今中華民國體制台獨化，則國軍淪為台獨化的叛軍，也只是剛好而已。
效忠一部內戰憲法的國軍
有意思的是，絕不質疑中華民國體制的中時旺報，卻在10月2日對台軍主張〈將領要有對總統說不的勇氣〉：
如果軍政首長與軍事將領依人而不依法，即使總統下達違背憲法的命令，也盲從執行，則將成為台獨的鷹犬，違背國軍護憲使命，侵害人民福祉。所以，國軍將領應依法不依人，遵奉憲法，必要時有對總統說不的勇氣。這才符合軍人的職分，才有勇於擔當的氣節。
按照「護憲使命」、「遵奉憲法」的邏輯，台軍將領的「職分」與「氣節」當表現於1947年在南京頒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則「依其固有之疆域」，「國軍」不但要「反對台獨」，還得「反攻大陸」，更得「收復外蒙和釣魚島」。顯然，這已脫離現實，其原因出在「依法不依人」的實際爭議。
事實是《中華民國憲法》始見於全國內戰時期，由於它的單方面生成違反了1946年1月的全國政治協商決議，因而從未得到中國共產黨以及民盟人士的承認。
雖然《中華民國憲法》著眼於全中國，卻從未落實於全國，因此中華民國甫一行憲就要修憲──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種增修條文的方式為蔣中正擴權，以便全面動員反共內戰。但即使是因人設事，在制憲和修憲的程序上還是通過單方面的「國民大會」來實現，其中包括18名台灣省籍代表。
然而一部法律管不管用，取決於他所配備的強制執行力。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軍事、政治、經濟、金融的全面潰敗，決定了《中華民國憲法》潰敗的命運。在憲法本文之外的增修條文，恰恰是這種潰敗的文證──若不是反共內戰失敗，就不會有臨時條款；若不是反攻大陸無望，就不會有增修條文。
那麼，效忠一部「內戰憲法」的國軍，如何避免淪為一支「內戰叛軍」？
1970年，美日私相授受琉球群島，其中涉及釣魚島，而引發港、台本地與留美學生的保釣運動。次年，留學生上書蔣中正抵抗日本新侵略，卻未獲正面回應；左翼留學生進而決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並在聯合國爭取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中國代表權。自此在內戰中已然潰敗的中華民國政府，又在國際上失去外部合法性。但「中華民國憲法」繼續依賴美軍干涉下的反共條款而運行台灣，南京時期「國民大會」的老代表們也得以法統自居。
然而中華民國合法性焦慮，在1979年美國承認新中國政府以後達於顛峰，並開始產生精神異變。原來認同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台灣民眾，囿於30年來反共教育和地理戒嚴的環境，而難以在虛妄的代表性破滅後重新樹立國家認同。
另一方面，在美國對台海兩岸實施雙重遏制的背景下，同樣虛妄的「台灣獨立」則乘隙而入。在那反共壁壘如故的環境裡，對於產生國家認同極大痛苦的人來說，很難拒絕「台獨」的情緒勒索與精神催眠。許多「忽然台獨派」產生於1980年代以後，其實就是外部因素與信仰崩潰的雙重結果。
但無論從外部條件或內在依據來看，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代表性，最終必然拒絕自己的中國人身分，從而以這樣那樣虛妄的政治符號來掩飾自己滑向「台獨」的實質──這是中華民國體制的悲劇性殘餘。
那麼，「為中華民國自由民主憲政體制而建軍備戰」的國軍，如何可能不奔向「台獨化」？何況「中華民國自由民主憲政體制」，自始就依賴反共增修條文而存在，其憲法文本至今已凍結過半。
「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
就在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外部合法性以後，蔣經國以「革新保台」作為應對之方，其實質就是堅持反共條款與採行本土化政策，比如任命李登輝為政務委員，以及「十大建設」等。
1979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主張和平統一；蔣經國的政策回覆是「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同年5月8日，蔣經國在李登輝故鄉──台北縣三芝鄉宴請時任台北市長的李登輝，以及梁國樹與施啟揚等本省籍菁英。李登輝成為蔣經國實施本土化政治工程的最重要樞紐。
在大陸啟動改革開放的同時，台灣內部依賴反共的體制也出現相應鬆動，並朝向統獨相悖的方向拉扯拔河，其矛盾之勢超出蔣經國的意料與控制。
蔣經國晚年覺悟偏安並非長久計，廖承志在1982年發出的公開信更直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這句靈魂之問不可能不觸動蔣經國。三不政策與反共戒嚴的解放豈能等他身後，兩岸間李光耀的公開穿梭與沈誠的秘密往來，民間醞釀的想家返鄉運動等等，在在呈現向大陸開放的時機似乎到來。
但另一方面，1984年的「江南案」卻提供美國加大介入台灣政局的口實。
這一年1月，美國中情局情報分析出身的AIT台北處長李潔明(James Lilley)，與時任台灣省主席的李登輝，兩家人環島同遊。李登輝暢所欲言反對一國兩制、黨外運動方興未艾、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等話題。同年2月，李登輝被拔擢為蔣經國副手，李潔明興致沖沖地向華盛頓報告：此人必登大位，掌握實權。
1985年涉及國民黨高層貪腐的「十信案」爆發後，蔣經國聲明台灣再無「蔣總統」。1986年春，蔣經國研擬改選「國民大會」代表、省市長開放民選、解除反共戒嚴令、開放黨禁等民主化政策，並委任其副手李登輝負責與黨外人士對話溝通。同年9月，黨外人士搶跑成立民主進步黨，而未遭取締。
1987年春，通過沈誠在兩岸間捎信的結果，蔣經國授意國民黨大陸工作委員會籌備國共談判事宜。同年7月，蔣經國宣布解除台灣省反共戒嚴令。11月初，台灣當局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正當兩岸政策壁壘初見開放、復歸交流的時刻，蔣經國於1988年1月突然吐血而亡。
蔣經國離世一週後，李登輝視事下的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以「叛國罪」提告沈誠，後者遭關押一年後被「無罪釋放」。兩岸和談尚未開始就此終結。
1991年5月，李登輝廢止《動員戡亂期臨時條款》的同時，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取而代之。南京時期制憲行憲的國民大會等老代表們因此悉數退場，其後由台灣地區選出的新代表執行修憲改憲。
此後最大的兩個變化是：台灣地區領導人由台灣地區公民直接選舉產生，行政體制則由「內閣制」轉向「總統制」。
在2000年5月民進黨上台掌權前，整個1990年代的台灣歷經6次修憲、3次台海危機、戒急用忍與去中國化教改。這是後蔣時代台灣當局試圖脫去大陸影響、轉向自主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一個冒進階段。呂秀蓮所謂的「九六共識」，就是指1996年以後由台灣地區公民直選領導人的「主權國家」共識。
在這個冒進階段裡，李登輝充分誘導解除戒嚴後的民意氛圍，將台灣帶往「自由民主」轉型，而不是往「平等統一」開放。以掌握軍權為例，李登輝以「軍隊國家化」──即推動台軍效忠《增修條文》、歸屬台獨化的「中華民國」為名，利用民進黨鬥垮郝柏村，並提拔羅本立、蔣仲苓等親信出任台軍要職，終於在1993年徹底掌握台軍控制權。
李登輝成功奪取台灣蔣系將領的軍權後，使台軍在政治上的意義走向台獨化，從而在2000年順利交付台軍給「中華民國自由民主憲政體制」下的領導人──陳水扁。部分台軍將校曾心存疑惑，時任參謀總長的湯曜明同樣以效忠「中華民國」為名，說服台軍聽從台獨傾向的領導人。
不久，卸任軍職的湯曜明被陳水扁提拔為「中華民國」國防部長。即便卸任公職以後，湯曜明在馬英九主政時期仍拒絕前往大陸，並反對退役的台軍將領前往大陸。此前，作為李登輝政治羈縻的《國家統一綱領》，已經由陳水扁廢止，後任者更未再提。
廖承志生前對蔣經國的那句大哉問，在蔣經國身後問向每個曾經眷戀「中華民國」的心靈深處。再過30多年滄桑，面對中時旺報訴求「國軍不能台獨化」、「將領要有對總統說不的勇氣」時，還剩餘多少「何以自了」的心靈？
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為台澎金馬百姓安全福祉而戰」，這對修辭不合格的訓條，只不過是邏輯自洽罷了。繼「臨時條款」之後，歷經7次「增修條文」的《中華民國憲法》，早已淪為逾半凍結的面貌。
以其總綱第4條為例：「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其中領土變更一事，早在近20年前就已廢止「國民大會」，改為由台灣地區公民以投票決定。原來條文的意義是，台灣領土主權屬於全體中國人民；但經陳水扁第7次增修《中華民國憲法》以後，台灣領土主權已變成由台灣選舉人單方面專擅，單方面變成為「台澎金馬百姓安全福祉」。
那麼，效忠「增修條文」的國軍，如何避免淪為一支「台獨武裝」？
事實上，自保釣運動後半世紀以來，台軍連維護釣魚島的主權也不給力，如何能「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如何能「為台澎金馬百姓安全福祉而戰」？眾所周知，如今維護我釣魚島主權的有效武力是解放軍；難道說，「建軍備戰」指向解放軍的台軍，其實在為日本國的生存發展而戰？
2024年8月10日，台灣嘉義空軍基地開放營區紀念八一四抗日空戰大捷活動，其軍樂隊卻公開演奏日軍侵華時期的《軍艦進行曲》。不過，台軍播放日本軍樂早在1990年代的冒進階段就開過先例。時任陸軍總司令的湯曜明利用李登輝校閱陸軍聯兵旅的機會，通過營區公播系統放送過同一首日本海軍軍歌。
不久，熟識時務的湯曜明被李登輝提拔為台軍參謀總長。從中時旺報訴求「國軍不能台獨化」、「將領要有對總統說不的勇氣」來回顧這個故事，叫人如何能不汗顏？難道這就是國軍將領的「職分」與「氣節」？
2024年6月黃埔建軍百年紀念，賴清德重施「增修條文」故技，凍結振興中華、統一國家的黃埔原味，改換成「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再套上「中華民國在哪裡，黃埔精神就在那裡」的思想鐐銬，從而驅使軍校生「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為台澎金馬百姓安全福祉而戰」。
當軍校生相信「中華民國自由民主憲政體制」的產物、接受「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論調、投入「台灣前途由兩千三百萬人決定」的隊伍，而異化成與中國統一對立、與中華民族復興對立的武裝力量時，如何能逃避被一刀切為「台獨武裝」的命運？
從遼瀋到海南島，從金門到一江山，那些相信國軍將領的「職分」與「氣節」，進而被驅使戰場的窮人子弟，有多少苦命與無奈的青春被一刀切為「反動派」，身後成為一行不堪回首的歷史負評？
統一前反動派的最後形式
國民黨有人看出來，賴清德的雙十演說是徹底將「中華民國台獨化」。 從戰術上來說，最近賴清德的言論確實在企圖「台獨」極大化──收攏境內外各色拒統反共的殘餘勢力，其媒介就是已經被聯合國否認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
但這歷史遺留的政治符號，不正是從「臨時條款」到「增修條文」，由國民黨做球給民進黨的結果？
國民黨人從黨爭的角度批評民進黨，只是憂慮「中華民國台獨化」對選票結構的影響罷了；沒人以周處除三害的精神反思「中華民國台獨化」緣誰之過，沒人反思這是誰給民進黨的去中國化教育打造了政治地基。
在這座「中華民國台獨化」地基的軍隊，如何避免淪為「台獨武裝」？在這座「中華民國台獨化」地基的勢力，如何避免淪為「叛亂政權」？答案其實在人心。賴清德也看到這一點，所以他搞洗滌人心的「中華民國台獨化」，以收割一部份韭菜。
另一條洗心的出路，是君子豹變。響應虎變，自我革新，煥然文蔚。中國從近代革命到改革開放，至今用了130年時間。但這並非特例，法國大革命到第五共和誕生，用了169年；美國從獨立戰爭開始到南北戰爭結束，用了89年，這還未計算下個月選舉後，是否出現再革命的可能。
孫中山當年揭示「保中國，不保大清」的革命理念，被「中華民國台獨化」的各色勢力活埋多年。如今去中國化當道，就是走到保中國的對立面去。他們敢於如此把玩「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憲法》，在於他們早已通透後者的虛妄、領受著後者殘餘的利益。於是他們師蔣長技以制蔣，再把這虛妄而過時的政治符號進一步台獨化，以榨取受眾的膏血和魂魄。
中華民國產生於中華民族弱亂時期，不幸而成為反動派對立於民族復興的最後形式。若問保中國還是保民國？孫中山的答案或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軍是不是「台獨武裝」，其實簡單明白，取決於自己是豹變為孫中山的革命同志，還是革面為台獨工作者的武裝力量而已。
結語
兩岸民眾的幸福是和平。台灣先賢鄭用錫的〈勸和論〉有言：「自來物窮必變，慘極知悔。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心無不轉之時。」也許真要到物窮慘極的地步時，人心才有轉變的可能。
國軍抗日名將王耀武出身黃埔軍校第三期，從東征、北伐、抗戰以來，身負過人的智勇與榮耀。後來捲入內戰時代，生涯開始下坡。這位連粟裕也肯定的國軍將領建議棄守濟南，蔣中正卻要他為黨國死守。
王耀武兩難之下，一面叮囑家人出逃天涯但勿去台灣，一面派兵嚴守城內設施免遭破壞，並釋放被監禁的政治犯。至屬下吳化文領兵向解放軍投誠後，自己才出城被俘，並接受改造。
王耀武生前的最後職務是全國政協委員，死後骨灰安置於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再無人稱他是反動軍人。
2024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