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蘿蔔與鞭子”寓意控制，是恐懼加甜頭的控制手段，如此大體無往不利。專制體制的國度裡，尤其注重藉著控制手段來進行統治。而在這種控制手段之下，人民的自由有限，理性選擇的空間也有限。即使不是完全沒有選擇空間，也只能是魚在大魚網裡面那種很有限的自由空間。人即使在恐懼中，也還是可能擁有一定的自由選擇空間，特別是人可能順著恐懼心理的推動，而“理性地”採取各種行動。

恐懼是種最強烈的情緒，是影響人的行動最深的情緒。恐懼如何局限人的理性選擇，或者恐懼如何挾著誘惑局限人的理性選擇，這是個值得深入檢視的議題。文明發展的遲速，很可能與此有密切關係。但是，恐懼本身的性質，卻可能讓人不自覺地想避開對它的檢視，因為那很可能會帶來不愉快的感覺。如此，恐懼的作用也就更容易被持續，甚至被有心人操弄。而且，恐懼的作用也不是都那麼明顯、直線的影響。它也可能以微妙的形式避開人的理性自覺。

有些時候，披著“理性”外衣的行為，其實是對恐懼的屈服。那種看似周密、算無遺策的精打細算，未必真的源自於清晰的思考，更可能是一種焦慮驅動下的強迫反應。

舉個例子：有些人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成本效益的計算，從買菜到人際關係，每一步都要衡量風險與收益。看上去，他們是高度理性的人。但實際上，這種態度常常讓生活變得沉重、令人難以放鬆。即使是簡單的娛樂或休息，也要經過層層審核與自我質詢：“這樣做划算嗎？”、“這會不會造成什麼風險？”結果，他們自己無法享受當下，身邊的人也被迫活在某種無形壓力下。

這種過度精算的背後，其實可能藏著一種深沉的恐懼——對失控的恐懼、對失敗的恐懼、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心生畏懼。他們不是自由地選擇理性，而是出於恐懼，不得不仰賴某種可量化、可預測的思維模式來尋找安全感。這不是理性的主導，而是恐懼的操控。

二、政治上的“理性”，可能是對恐懼的順從

同樣的機制，也可觀察於政治態度的形成。尤其在面對強權時，許多看似“理性”的選擇，其實源自深層的恐懼。在台灣，某些人對中共政權抱持高度寬容甚至積極擁抱的態度，表面上他們往往聲稱：“現實就是這樣，不要自討苦吃”、“我們太小，惹不起”、“他們經濟強，我們要務實”、“反抗沒有意義，只會帶來更多災難”……這些說法都披著“理性務實”的外衣，實則是一種臣服於恐懼的合理化。

親共，很多時候不是基於價值的認同，而是基於對報復的恐懼、對孤立的恐懼、對不穩定的恐懼。一旦恐懼成為主導，人們便會傾向接受強權或統治者的敘事，以減輕內在的不安。這種“理性”，本質上是為了讓自己在服從中尋找安全感。

於是，一種扭曲的心理邏輯就可能出現：若服從可以避免危險，那麼服從就是理性；若反抗有可能帶來風險，那麼反抗就是不智。久而久之，這種態度甚至被合理化成一種政治哲學，或以歷史現實作為辯解：“看，反抗者不是都下場悲慘嗎？”但這種“務實”的理性，其實只是恐懼的延伸，與真正以價值為核心的理性判斷完全不同。

真正的理性，並非逃避風險的本能反應，而是有能力面對風險後，仍能據理而行。它包含對人權、自由、公正等原則的堅持，也能在評估後做出勇敢的選擇。當恐懼壓倒了原則，所謂的“理性”就只是技術化的臣服。

三、恐懼應該被理解，但不該被美化

我們當然可以理解恐懼。恐懼本是人的自然反應，也是在歷史創傷中被累積下來的集體經驗。但當恐懼被包裝成“現實考量”，成為放棄信念的藉口，它就不再只是一種情緒，而變成壓制思辨與自由的工具。

社會若普遍臣服於這種恐懼驅動的“理性”，將導致價值退位、批判沉寂，而權力將更加肆無忌憚。這時候，我們就需要重新追問：我們所謂的“理性”，是出於思考，還是出於恐懼？是真正的務實，還是恐懼的偽裝？

唯有誠實地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回歸理性的本意——即不是避險，而是辨識與選擇；即便冒險，也能站在正確的一邊。人是有可能在某些時候做出“理性”的屈服選擇。但是，這絕不等同於心甘情願的選擇。如果讓自己開始相信這種選擇是出於心甘情願，就已經陷入扭曲的自我。

四、北韓：恐懼合理化的極致，理性全體崩潰

恐懼不僅會左右個人的行為，當整個社會都以恐懼為行動基礎時，便會出現一種極端的“集體不理性”。北韓正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在北韓，絕大多數人民的思想與行為，都受到高壓監控與恐懼文化的長期塑造。從表面看，他們的服從是“理性的”：反抗的代價高昂、言語稍有不慎便可能遭受株連三族的命運，因此服從是唯一“安全”的選擇。不少北韓人民由此發展出一套自我合理化的思維，像是：“我們這樣活著已經很好”、“領袖讓我們免於戰爭”、“美帝才是敵人”，這些話語不一定源於真誠的信仰，而是對恐懼的回應，對極權的合理化，是為了在無力改變的現實中尋找心理的支撐點。

但若從整體層面看，這種“理性”的選擇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安全或福祉。相反，正因為大多數人選擇了“理性”的沉默與順從，壓迫得以延續，經濟崩潰、資訊封鎖、飢荒與鎮壓成為日常。人人都以自己的“小心翼翼”作為生存策略，但集體而言，這卻是一場災難性的非理性：一個社會犧牲了自由、尊嚴與未來，只為了換取一種當下的表面安穩。

這正凸顯了恐懼主導下的“理性”是一種邏輯上的詭計。當人人都以個體的風險規避為出發點，整體的結果反而陷入深層的不理性：不公正制度不被挑戰，社會創造力被扼殺，改革動能被消耗殆盡。最終，沒有人真正安全，沒有人真正理性。

北韓的例子說明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恐懼可以讓個體做出自認“明智”的選擇，但這些選擇在集體層面卻往往導致失敗與痛苦。當恐懼變成整個社會的行動邏輯，它將摧毀的不只是自由與反抗的勇氣，更是整體判斷力與行動能力的崩潰。

五、中國大陸與北韓：五十步笑百步的恐懼治理

有人可能會說：北韓太極端，中國畢竟還有市場經濟、國際交流、社交媒體，不該相提並論。然而，若拋開表象，從“恐懼驅動的順從”這個核心邏輯來看，中國與北韓其實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

在中國大陸，人們也學會了如何在高壓體制下自保：避免談政治、避免轉發敏感消息、在公開場合對黨讚聲不絕。這些行為，同樣可以說是“理性的”，因為在一個言論會帶來嚴重後果的社會中，沉默似乎是一種理智的選擇。許多人更進一步選擇積極擁護政權，用民族主義話語遮蔽對自由的失落，將恐懼化約為“愛國”，甚至主動攻擊異見者，藉此換取安全感與認同感。

這種態度與北韓人民有何根本不同？在兩個社會中，政權都成功地讓恐懼內化為“常識”，讓壓制被解釋為“保護”，讓順從被歌頌為“清醒”。在北韓，這種恐懼是赤裸裸的；在中國，則多了幾層現代化的包裝與技術手段，如大數據監控、“社會信用”、輿論引導與話語審查，但本質仍是對異議的高壓清洗與對人民心理的全面馴化。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有些中國人甚至會嘲笑北韓的閉塞與極端，卻對自己的現實視而不見。事實上，這種“我們至少比北韓好”的自我安慰，也是一種恐懼合理化的話術。它藉由與更壞的情況比較，來降低人們對自由喪失的警覺，將原本應該抗議的現狀，轉化為可以接受、甚至應該感恩的“秩序”。

從北韓到中國大陸，這是一條從極端恐懼統治到“高級技術型馴服”的延續線。兩者雖有形式差異，卻共享一個本質：以恐懼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並以“理性”、“現實”、“務實”的語言進行包裝。這種治理模式讓人民的行動邏輯從“我想這麼做”變成“我不能不這麼做”，再進一步變成“我最好相信這麼做才是對的”。這正是臣服於恐懼的“理性”最深層的陷阱。

中國大陸也許和北韓有兩點比較不同的地方，一是所謂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說，中共有時候表現出集體領導的特徵；而北韓則表現為更極端的獨裁體制。另外，中共經過改革開放，帶動經濟的提升，讓更多人能夠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這可以說是胡蘿蔔的效果。當恐懼和甜頭並行的時候，統治者的控制效能往往更好。北韓能夠提供人民的甜頭，顯然遠不及中共，從而其控制效能也就更差，更必須依賴恐怖統治。

中共的統治，也可能因為國家的龐大，而產生較大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也可能帶來若干好處，讓人民更容易有想像空間，而感受這種統治的“美好”。

對於中國大陸，我有時候不免感覺困惑，因為我好像也看到有些異議人士能夠公開活動、公開表達帶有異議味道的言論。那麼，中共究竟有沒有給予人民某種程度的說話自由呢？但是，我慢慢也看出了端倪。好比說，八九民運，人們一度好像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異議訴求，包括追求民主化的訴求。但是，結果呢？喊得大聲的異議人士最後幾乎都逃的逃、關的關，甚至是死的死。

網路上很有名的大陸歷史老師袁騰飛，我曾經好奇他怎麼能夠在大陸這樣的環境下生存。但是，幾年後，他還是只好躲到海外去。另外，像秦暉、劉仲敬…等一干言論比較不“規範”的學者，也都紛紛躲到國外去了。

另外一個我特別注意的學者，是律師、法律學者羅翔。他的言論，也讓我佩服又困惑：他這樣在大陸能行嗎？可惜，此刻，他好像已經把自己的視頻都下架了；往後還會遇到什麼命運尚未可知。也許表面看來，是因為被大量網民攻擊所致。但是，那真的是反映網民們的自由意見嗎？還是有另外的力量在引導或支配事情的走向？我是高度存疑。

六、結語

最後，我也想談談部分台灣民眾的恐懼心理，對中共的恐懼心理。

台灣民眾中，當然也有人恐懼中共。因為恐懼中共，所以有些人已經準備向中共投降。這些人甚至還會對另外一些準備對抗中共的人表達強烈的不滿，因為後者“挑釁”中共，為台灣帶來戰爭危機。儘管我寫過幾篇文章，認為這種歸責缺少公平性。但是，顯然這些人無動於衷。

是誰最害怕中共？如果以藍綠兩個陣營來說，哪個陣營的人可能更害怕中共？

我的答案是泛藍陣營。為什麼？因為泛藍人士們的祖先更有機會看見、親歷中共的迫害。受迫害的經驗讓人恐懼，而且是至深的恐懼。當然，有些人會因為這種痛苦經驗而產生仇恨。仇恨多少能夠抵消恐懼心理。但是，如果有某些因素讓人不再那麼仇恨，甚至還讓人覺得親和，他們又會產生什麼樣的行為傾向呢？譬如說，中共採取優惠、籠絡手段，會對這些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恐懼加上誘惑，人們會產生什麼樣的行為取向？

而我最關心的是，在恐懼之餘，人們可能還有“理性”的表現，但不是理性去面對恐懼本身，而是在恐懼心理的推導下，努力去合理化自己因為恐懼而做出的重大方向選擇與表現出來的行為。

理性地面對恐懼，會立即引起不舒服的感覺；而順著恐懼去合理化行為，則能夠得到某種程度的心安。重要的是，未必每個人都會意識到有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走向與選擇。更多人可能已經下意識地選擇了順從恐懼的推導。他們做出了最關鍵的選擇，只是他們未必意識到有過這個選擇。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是接下來怎麼做才能夠更加心安。藍營主流選擇顯然走向了親共的道路。這究竟是出於嚮往，還是畏服，或者純粹的恐懼，恐怕連當事人自己都未必分得清楚。換言之，在最根本的選擇上，或者說轉轍器的操作上，是否妥當、是否理性，其實可疑。但是，他們卻可能自認為是出於“理性”選擇；反之，他們偏向認為對抗中共才是問題、是錯誤路線。關於究竟的理性與否，答案真是這樣嗎？

中國人應該繼續接受中共這樣的統治嗎？台灣人也應該加入中國人民中，接受這樣的統治嗎？恐懼心理在這種判斷中究竟起著什麼樣的作用呢？我說這是非理性下的有限的手段性理性。但是，這麼說恐怕會被打臉。那麼，能不能請大家都做出深刻反省，使用更系統的理性判準來鑑定自己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