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國會不拒審，只是不同意該人選，並指出其瑕疵，人民會歸責誰？認為國會找麻煩或總統惡意提名？
chatgpt答：
這種情境下，歸責邏輯會明顯不同於「拒審」，而且判斷標準會更偏向實質理由而非程序姿態。可以直接給出結論，再拆解。
在「國會有審、有投票，但否決人選並提出具體瑕疵」的情況下：
若瑕疵被社會理解為「專業或倫理上可理解」
→ 歸責 較多落在總統（被視為惡意或挑釁性提名）
若瑕疵被視為「意識形態偏好或技術性吹毛求疵」
→ 歸責 較多落在國會多數黨（被視為找麻煩）
也就是說，歸責取決於「否決理由的公共可理解性」，而非單純誰投了反對票。
聽證舉行
議題公開
表決完成
在民眾眼中，國會已履行「advise and consent」的形式義務。
因此，輿論焦點自然轉向：
「這個人為何不適任？」
而不是「為何不審」。
以下三類，通常對國會有利：
無足夠司法經驗
對基本憲法問題回答失當
在聽證中暴露理解缺口
→ 民眾傾向認為：
總統提名品質有問題
利益衝突
未揭露關係
過往操守爭議有實證
→ 歸責幾乎必然落在總統
公開主張推翻既定憲政原則
被視為破壞法院基本功能
→ 總統被理解為「以提名作為鬥爭工具」
「價值觀不合」
「理念不同」
「不符合本黨期待」
→ 在程序正當下，這會被視為政治性阻撓。
過去曾通過類似背景者
只因提名人來自對方陣營即否決
→ 輿論容易轉向「國會雙重標準」。
國會說「不行」
但說不出「什麼樣的人才行」
→ 僵局責任逐漸回流到國會。
美國政治中的一個實際運作規則是：
誰能說清楚「怎樣的提名才會被接受」，誰就較不會被歸責。
國會若能明確劃線（經驗、倫理、立場底線）
總統若仍執意提名踩線者
→ 歸責幾乎必然集中在總統。
反之亦然。
在「有審、有否決」的情況下，民眾不是在判斷誰有權力，而是在判斷：誰的理由比較像是在維護制度，而不是在利用制度。
簡答：美國有，而且不只一次；德國幾乎沒有你描述的那種「公開審查後正式否決」型案例，因為制度設計刻意避免它發生。
以下分別說明。
你描述的情境，在美國屬於完全成熟、反覆出現的制度實踐，而且正是用來測試「歸責會落在誰身上」。
身分：臨時首席大法官（recess appointment）
程序：
參議院正式審查
投票否決
否決理由：
公開反對《Jay Treaty》，被視為政治不穩定
行為被認為不適任司法角色
歸責結果：
幾乎完全歸責於總統 Washington
Rutledge 名聲重創
📌 這是美國史上最早、也最乾淨的「有審、有否決」。
總統：Nixon
目標：重塑最高法院意識形態
程序：
兩人皆有完整聽證
皆遭參議院否決
否決理由：
Haynsworth：利益衝突、倫理疑慮
Carswell：能力不足、過往言論問題
歸責結果：
輿論普遍認為 Nixon 提名品質低劣
參議院未被視為「找麻煩」
這兩案非常符合你前面建立的模型：
「理由可理解 → 歸責總統」。
程序：
極完整、極公開的聽證
參議院正式否決
否決理由：
明確的憲法詮釋立場（反隱私權、反既有判例）
爭議點：
不是能力或操守
而是司法哲學
歸責結果：
高度分裂
保守派：國會意識形態封殺
多數中間選民與媒體：Reagan 惡意提名
長期影響：
「Borking」成為政治術語
但並未轉化為「國會應負主要責任」的共識
📌 這正是「有審、有否決，但理由屬於價值衝突」的邊界案例。
在美國，「有審、有否決」不但存在，而且正是用來讓責任轉向總統或雙方分攤的制度設計。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法官：
由 Bundestag / Bundesrat 選任
需要 2/3 多數
沒有美式公開聽證
實務上是：
黨團事前密室協商
確認能過關才提名
不能過關的名字 根本不會進入表決
德國確實出現過：
黨派無法就人選達成共識
補缺延宕
但特徵是：
沒有「審了又否決某某人」
沒有把「否決某個具名法官」公開化
責任被吸收在「政黨協商失敗」中，而非個人化
這是刻意的制度選擇。
因為在德國的憲政理解中：
憲法法院法官 ≠ 政治對抗象徵
公開否決會：
直接傷害法院的中立性
使法官在就任前即被貼上政治標籤
因此德國選擇的是：
把衝突前移、私下化，而不是公開審判候選人。
| 問題 | 美國 | 德國 |
|---|---|---|
| 有審、有否決 | 有，多次 | 幾乎沒有 |
| 否決是否公開 | 是 | 否 |
| 歸責是否個人化 | 是（總統 vs 國會） | 否（政黨協商失敗） |
| 制度目的 | 讓衝突可被看見 | 讓衝突被吸收 |
美國用「公開否決」來轉移與分配政治責任；德國用「不讓否決發生」來避免責任歸因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