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80年代台灣面臨巨大內外衝擊，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1978年與美國斷交，加上第三波民主浪潮來勢洶洶，蔣經國為了國民黨在台執政的長治久安，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後開始起用本省籍人士入閣，李登輝就是在當時被拔擢為政務委員。

 

Brahms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 77 - Julia Fischer - Cleveland Orchestra -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hMUxxhb1w

 

【摘要2020.8.5.中時 黃清龍】上世紀70、80年代台灣面臨巨大內外衝擊，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1978年與美國斷交，加上第三波民主浪潮來勢洶洶，蔣經國為了國民黨在台執政的長治久安，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後開始起用本省籍人士入閣，李登輝就是在當時被拔擢為政務委員。

至於蔣經國為何在1984年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進而使李於1988年蔣故世後繼任為總統，變成蔣的接班人，許多人認為應該是歷史的偶然；假如蔣經國當時選擇林洋港為副手，或者1984年孫運璿沒有中風，李登輝的仕途大概就只是徐慶鐘這樣的角色而已。

但翻查《蔣經國日記》發現，蔣對李確實青睞有加，稱讚他是「優秀之科學人才」、「有工作熱情，又有新的科學觀念，可以培植的一位人才。」相反地，蔣經國對林洋港的評價十分保留，日記中多次提到林「好名善變，不可不防」、「沽名釣譽，好大喜功」、「有才能，但是在品德方面不夠正直，在緊要關頭恐怕把握不住」等。

不僅如此，蔣還一度考慮讓李登輝直接從政務委員升任台灣省主席，1978年4月9日的日記中有明確記載。後來是聽了謝東閔的建議，才把李登輝先派去當台北市長，由林洋港出任省主席。

至於孫運璿的角色，蔣在日記中曾以「真誠可信」形容孫，1984年他不幸中風，確實影響蔣經國後續人事安排。不過即使孫運璿身體沒出事，由於當年副總統由本省籍擔任已成慣例，孫也將因為沒當上副總統，而不可能在蔣逝世後繼承大位。比較可能出現的發展是，黨內的集體領導會持續一段時間，李登輝無法很快就獨攬全局，但這些畢竟都只是假設。

真實的情況是，由於孫運璿病倒，使得蔣經國更用心去培植李登輝，從1984年到1988年兩人曾有156次的個別談話。李登輝像個學生一樣，聆受蔣經國的一對一教導，才會說自己像是畢業於「蔣經國學校」，從蔣身上學到許多關於政治的事，這裡頭包括民主化後的黨外問題，還有如何應對中共的統戰攻勢等。李登輝和蔣經國青年時代都曾是懷抱理想的共產黨員，背景相似。李的學歷高，而且能力強、為人低調謹慎，因此才深得蔣經國賞識，並多方提攜教導。

至於某些藍營人士批評李登輝刻意毀掉國民黨，這與事實不符。2000年大選國民黨因連宋分裂才失去政權，李登輝是當時的黨主席固然有責任，但連戰、宋楚瑜難道沒有責任？國民黨能夠在民主化後繼續執政10多年，沒有步上其他威權政府一夕垮台的覆轍，主要就是蔣經國晚期的開放政策，推動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並由李登輝繼任後大力加以落實的緣故。

蔣、李兩人在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是一脈相傳的，如果肯定蔣經國，就不能否定李登輝，肯定李登輝，也不能否定蔣經國。深藍對李登輝、深綠對蔣經國，如果都能做出公道的歷史評價，台灣政治將會大不同。

 

假如沒有李登輝：外省—國民黨的「李登輝情結」【摘要2020.8.5.聯合報 朱宥勳】2020年7月30日，前總統李登輝逝世。先是7月28日晚間一波大規模的誤傳，然後才是兩天後的壽終正寢。而這兩天的時差，適足以讓我們看到人心的發酵，特別是「外省—國民黨」族群的「李登輝情結」。

我在一半外省、一半本省的家庭長大，外省那一方多有軍、教系統人員，耳濡目染之下，幼時對李登輝的看法也非常「外省」。更年長一些，開始對文學有興趣，從張大春、朱天心等作家開始讀起，又再次「夯實」了這些幼時偏見。可以說，出生於1980年代的我們這一代本土派，大概都經過這種「厭恨李登輝」到「尊敬李登輝」的轉型。

而當年教我們要厭恨李登輝的長輩們，卻一直陷溺在那個時空裡，而這也埋下了國民黨現在左支右絀的困境。什麼是「李登輝情結」？所謂「李登輝情結」，簡而言之，就是將解嚴後國民黨失去的所有特權，都歸咎於李登輝一人。而「外省—國民黨」受創尤深，自然更加咬牙切齒。

平心而論，國民黨在戒嚴時期有威權體制之助，所獲的各種特權之多，本來就極不正常。就算沒有李登輝，只要台灣往正常的民主國民家邁進，這些特權遲早都該消滅。然而這些「外省—國民黨」的家天下觀念深根柢固，將變態當作常態、特權當作人權，對於加速這一切進程的李登輝，恨入骨髓。

在他們心中，李登輝有三大罪狀，是難以公開宣言、但又真真切切的。第一罪，是李登輝以本省人的出身在國民黨活動，已是外省人賜予的極高榮寵，而李登輝竟然登上大位，篡奪外省人的天下，將外省人踩在腳下；

第二罪，不只登上大位，還一路突破政敵圍剿，從而裂解了國民黨，不但是國民黨的「叛徒」，還是「本省叛徒」；

第三罪，則是李登輝一路推進民主化、本土化，在「外省—國民黨」的眼中，這就是鋪平了民進黨長期「竊國」的道路，也是國民黨江河日下的開始。假如沒有李登輝，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在這樣的世界觀裡，陳水扁固然有罪，但必須歸咎於李登輝；蔡英文固然有罪，還是必須歸咎於李登輝。即便是稍有知識、不能認同近年國民黨之荒腔走板的外省族群，仍然有辦法歸咎李登輝——如果沒有李登輝，國民黨哪會淪落到讓韓國瑜這樣的跳樑小丑把持？李登輝是國民黨今日處境的萬用解答，每一筆帳都得算在他頭上。

這些「外省—國民黨」不明白、或者明白了也不願承認的是：李登輝或許在某些關鍵時刻推了一把，但李登輝畢竟也只是一個人，拿掉了這個人，歷史的方向也可能不會改變。只佔台灣人口10%的外省人，本來就不可能長期壟斷80%的資源；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下，民主思潮也遲早會破土而出，轉型正義的清算遲早會來到；大中國認同與其同捆的歷史神話，本來就是虛構物，與台灣現實嚴重脫節，早晚會失去影響力。

國民黨今日的處境，其實正是自業自得。然而，李登輝給了他們一個不必反省的藉口，一切都怪李登輝就好了。而這些心底話，在「避談省籍」的政治正確下，「外省—國民黨」是不會對外人說的。往往只有晚輩親友，才有機會與聞；這也是為什麼，往往是外省三代、四代的年輕人，對於「外省—國民黨」的言行特別厭惡。年輕一代的本省人幾乎不會感受到省籍問題，一方面是社會確實比較平等了，一方面很可能只是認識的「外省—國民黨」不夠多。

但不說不代表不會做。在政治上，這些「外省—國民黨」還是憑藉著非常強固的種族邏輯來行動。就舉一個最近的例子：2020年國民黨總統大選初選，有意參選的共有朱立倫、郭台銘、韓國瑜、王金平、吳敦義、周錫瑋、張亞中、羅智強。這裡面，只有吳敦義跟王金平兩位本省人，以及半外省半本省的朱立倫，其他通通都是外省人。

吳敦義人緣不佳固先不論（其實，也很難說他人緣不佳與省籍沒有關係），實力強大的王金平幾乎遭到羞辱式的排擠，而資歷完整的朱立倫也迅速被邊緣化。國民黨的群眾，最後是在「超有錢的外省商人」跟「超眷村的外省混混」之間做選擇。怎麼選都是外省人——巧合嗎？我不這麼認為。

而接下來幾年，我們更可以期待國民黨的新星、本省人侯友宜會遭遇什麼對待。這種強烈的省籍情結，可以說是李登輝留給國民黨的「遺澤」之一。拉長一點看，李登輝是蔣經國「吹台青」的產物，也是國民黨第一批信任的本省人。但在「外省—國民黨」的史觀裡，蔣經國這次決策的下場十分慘烈，堪稱「第一次信任本省人就爆炸」。

李登輝在國民黨內鬥中的屢戰屢勝，於是又回頭強化了「本省人不可信」的信念，定調了國民黨至今為止，用人的底層邏輯。弔詭的是，如果當年國民黨沒有那麼急著要鬥掉李登輝，或者「鬥小力一點」，李登輝路線或許能成為國民黨本土化的契機。一個本土化的國民黨，就不會像現在那樣大量流失社會基礎，也就不至於潰散得那麼徹底了吧。

2020年，總統大選敗選之後，國民黨內部檢討曾有「把『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拿掉」之議，就是一個遲來的本土化動作。已經遲了30年，這個提議還是被國民黨的眾位前主席消滅了。如若李登輝還是國民黨人承認的前主席之一，一切或許非常不同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外省—國民黨」的「李登輝情結」，實可以說是台灣邁向民主獨立之幸。當「外省—國民黨」逢李登輝必反之時，也就意味著李登輝只要站在正確的位置上，國民黨就必須一直站在錯誤的位置上；至少它的群眾會這樣要求它。

李登輝站在民主、本土的一方，國民黨就要站在威權、中國的一方；李登輝反對中共，國民黨也就親共得順利成章了。假如李登輝是一切崩壞的開始，那李登輝所代表的價值，就通通是國民黨人必須拒絕的價值了。

最慘烈的近證，大概就是國民黨針對李登輝逝世所發的哀悼聲明了吧。是國民黨近年來，政治發言難得的佳作，既不失風度、又表達了不滿。不過，當國民黨難得正常了一回，而且是在李登輝的死訊上表現正常之時，這篇聲明反而使得國民黨支持者集體崩潰，留言區辱罵成一片。這等於是國民黨的群眾要求國民黨陪著自己一起弱智，一起更加遠離台灣社會，不許國民黨獨自「正常」起來。

李登輝若在九泉之下看到此景，會怎麼說呢？層次這麼低的事情，他大概什麼也不會說吧！而「外省—國民黨」幻想了這麼多年的「假如沒有李登輝」，把他當作一切挫敗的第一因，現在李登輝真的沒有了，他們卻似乎還沒有準備好，要來面對一個承認自己自業自得的、冷酷的現實世界。

 

領導者──李登輝【摘要2020.8.5.自由】李登輝前總統，他是公認的「民主先生」，台灣百年僅見的政治領袖。阿輝伯深愛台灣，兼具政治改革者、哲學家、知識份子的特質。他帶領台灣邁向民主的「寧靜革命」，推動憲政改革，廢止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會，實現總統直選，落實台灣主體路線，倡議「兩國論」的中國政策，實施「戒急用忍」保留經濟命脈。

由於他的卓越領導力，我們的國家挺過中國文攻武嚇和兩次飛彈危機，也安然度過亞洲金融風暴。《紐約時報》在「訃告」說，他是台灣首位民選總統，帶領台灣從一個專制統治島嶼變為亞洲最繁榮的民主政體之一。他廢除了獨裁統治，提出「新台灣人」概念；他堅持台灣是主權國家，激怒了北京。美國白宮盛讚他，是台灣現代民主體制的創建者，領導從專制軍事統治政體，步入繁榮、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成為舉世耀眼的典範。

他眾多著作中，《最高領導者的條件》正是以治國經驗及思辨所提出的精髓：國家的命運繫於領導者的素質和能力，不僅須有堅定的民主改革信念與決心，卓越領導能力更屬絕對必要；他或她須有異乎常人的氣概和高度自信，引領人民開創未來。

氣概和自信不是憑空而來。他所強調的領導者應具備的哲學思考中，多讀書是必要條件。他所屬的台灣「多桑世代」菁英，在人格形成的高等學校時期，博覽世界文史哲經典，在日文譯本之外，還直攻原文：李登輝讀英國思想家卡萊爾的《衣裳哲學》英文版，彭明敏讀法國雷南等人的思想、文學名著，都是其例。更重要的，即使當了總統，阿輝伯也熱愛讀書，家中坐擁書城，廣閱新知不輟，曾親炙他的人，無不為他的學養所折服。領導者有了哲學的反省，建構人格視野高度，謙卑誠實，體認「我不代表權力」，可免於腐敗。

領導者負決策責任，應有帶動、強化組織的能力。因此，身邊要有優秀的人才，組成幕僚與智囊團，協助形成政策、擬定方針、判斷情勢；但領導者自身要有強烈決心、堅定意志及決斷力，危急存亡之際尤須「內心平靜」。

正因如此，面對一九九五、九六年中國兩度發射飛彈威脅，多達三十幾套。更重要的，從1990年起，政府佈建許多管道，準確掌握情資，早知對岸發射飛彈和軍演，不過是心理戰，沒有進攻的打算；我方因而按兵不動，沉著看對方演戲。

居上位者還應具備行動準則，第一條就是言語誠懇，不講別人聽不懂的話。阿輝伯率真、自然，公開發表看法力求讓鄉下阿婆也聽得懂，避免官腔官調。他在飛彈危機時說：「免驚，那是啞巴（空包彈）啦！」嗆中國：「中共再大，嘛無恁爸（老子）大！」批中共領導人「阿搭馬孔固力」（腦袋僵硬），都是如此。

此外，他常從常識出發看待事情，「戒急用忍」先經慎重參謀作業，斷定把經貿大量投入敵對的中國，有如雞蛋集中一籃，經濟產業必受「磁吸效應」而陷困境。2013年，他認定雙方經濟社會制度差異甚大，已證實「負面經濟整合」理論，為台灣帶來了失衡和困境。

堅強的意志與行動力也是領導者所不可或缺，進行改革或面對挑戰時尤然。阿輝伯這一心得，與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所見略同；大師名言︰領導是做對的事，管理要把事做好。九二一大地震後，他第一時間進入災區，聽取災民心聲，指揮參與救援活動，展現的正是領導者的果決、快速行動力。

另外，他也強調願景領導，領導者提出構想願景，取得國民共識實施最有力，他的「生命共同體」、「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新台灣人」都是具體例子。

台灣正面臨內外挑戰︰外在環境變幻莫測，中國謀我日亟，內部則民主仍待深化，正常國家社會尚未達標。國人追念阿輝伯，也不免期待有卓越領導能力的主政者再現。

 

農業社福主義的推手 －李登輝（中）【摘要2020.8.5.自由 鬼王來鬼扯】1960年代晚期、1970年代初期，正值蔣經國逐漸掌握權力、準備接班之際。眾所皆知，新任的掌權者勢必會對舊有權力結構攪動一番，這就是權力鬥爭的規則。對蔣經國來說，一方面他得擴大他的民意基礎、爭取農村的支持，另一方面當時農政相關單位的掌權者也不是他自己的人馬。因此，農業改革不僅符合農民的期待，同時也能鞏固蔣經國自身的權力基礎。

從1960年代晚期開始，在李登輝的帶領下，這群青壯派農經學者即透過學術專文與報刊社論，開始對當時的糧食政策提出建言與批評。論者紛紛抨擊糧食局的肥料換穀政策，直言汲取式的糧食政策不僅逼迫農民不得不將稻米做為主要的作物選擇，更導致農業生產結構的僵化，阻礙了台灣農業的升級發展。

1972年6月1日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並延攬本省籍的徐慶鐘擔任副院長。徐慶鐘為台北帝國大學的農學博士，曾是李登輝的老師，亦擔任過台灣省農林廳廳長。蔣經國對農業的重視，可見一斑。蔣經國上任後，隨即透過李登輝私下多次邀約青壯派農經學者與技術官僚座談，討論台灣農業改革議題，鼓勵大家提出政策建議與方案。根據當時參與的學者表示，某次會議上，當這群學者專家慷慨激昂提出建言後，蔣經國隨即問了大家，若要全面推動這些改革方案，要花多少錢才夠？

當然，這群人也不是傻子，金額講少了，以後無法執行，到頭來得落得執行不利的罪名；但講多了也不行，會被長官懷疑是漫天亂喊價。此外，過去台灣的農業事務主要是台灣省農林廳與糧食局負責執行，預算源自於台灣省政府。於中央政府的層級部分，農業事務隸屬於經濟部管轄，行政院的部會中並沒有農業部。

至於農復會則屬台灣、美國共同成立的組織，其經費預算來自於美援與中美基金，並不隸屬中華民國政府。簡單來說，先前行政院幾乎沒編列過什麼農業經費可言。此時行政院長蔣經國居然主動問要花多少錢才夠？與會者根本搞不清楚蔣經國到底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不過，儘管這群學者專家還摸不清蔣經國的心思，但對到底至少要花多少錢才夠這件事，其實大家心裡都還是有個譜。當時與會者們考量政府財政能力與政策需求後，內心均認為差不多一億多台幣應該就夠了。但沒想到的是，此時蔣經國居然開口了：「20億夠不夠？」若放入2020年的今天，20億也不算個小數字。但半個世紀前的1971年，20億可說是天文數字。當時與會的專家學者們，聽到後全都驚呆了。

1972年9月27日，蔣經國宣布行政院將投入20億元，推動「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此措施共計有九大項，同時強烈帶有李登輝的色彩。

首先，「廢除肥料換穀制度」與「取消田賦附徵教育費」兩項措施，可說直接呼應了李登輝之博士論文研究的觀點，認為當台灣經濟已開始起飛，工業部門自身已有能力創造資本剩餘、足以進行投資再生產時，政府不應再榨取農業部門的剩餘，因此先前肥料換穀等政策應立即取消。

其次，自1960年代晚期台灣經濟開始起飛後，都市人口急遽增加，農產品的供應未能及時對應都市地區突然急增的人口，時常出現供應量失調的狀況，導致農產價格漲幅不定。

針對此問題，李登輝當時就曾撰文以豬肉價格為例分析，他認為農產品價格之所以劇烈波動，就在於市場資訊流通不夠順暢、不夠透明，導致各地農產運銷均由地方性的「肉霸」、「菜蟲」壟斷所致。農民的生產一方面未能配合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則飽受中間人剝削。因此九大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中，第二項即是「改革農產運銷制度」，各級農會自此開始紛紛建立共同運銷機制，各縣市政府則設立肉品、農產拍賣市場。

再來，現在國人普遍養成喝鮮乳的習慣，許多小學甚至有每週供應一天免費鮮乳的計畫。說真的，這得歸功於李登輝。原因無他，鮮乳引用習慣養成的前提就在於本土酪農業的發展，而台灣酪農業的發展是透過九大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中的「倡設農業生產專業區」計畫項目內。不知為何，生肖屬狗的李登輝對「牛」有莫名的狂熱。或許是留學經驗的影響，李登輝總覺得現代國家人民都應喝鮮乳、吃牛肉，所以1970年代早期他曾積極推動台灣本土肉牛飼育與酪農業的發展。

為了發展酪農業，當時曾選派選拔了四、五十位農村青年，由政府送至美國學習乳牛養殖技術。這群人回國返鄉後，再建立起自己的牧場，生產鮮乳，供應給消費者，台灣的酪農業因此一步一步建立起來。現今大家熟知的將軍鮮奶與飛牛牧場，當初就是這樣誕生的。

但另一方面，為了發展本土肉牛產業，當初還特別進口了一群安格斯種牛進來，交予農民飼養、繁殖。但本土肉牛事業最後卻以失敗告終：一方面受限於台灣炎熱的氣候，肉牛養殖不易，換肉率可說是低到可怕；另一方面則是當時為了外交與經貿關係，政府決定於1970年代晚期大幅降低牛肉進口關稅，而澳洲還正巧有批牛肉好便宜（實在是太巧了），結果這批物美價廉的澳洲牛肉一進口就把本土才剛誕生的肉牛產業打垮了。農民紛紛棄養，原先進口的F1安格斯種牛因此被送到清境農場。大家現在去清境農場遊玩時看到的牛，其實就是1970年代專案進口的那批牛的後代。

除了上述帶有強烈李登輝色彩的項目外，九大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還包括「加強農村公共投資」、「加速推廣綜合技術栽培」、「加強農村試驗研究推廣工作」與「鼓勵農村地區設立工廠」等計畫。九大加速農村建設提高蔣經國於農村社會的聲望之時，李登輝也藉此實現其學術理念與抱負。

然而，九大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才實施不久，1973-74年隨即遭逢了世界石油危機與糧食危機。嚴格說來，糧食危機是國際供需失衡所致。而於台灣境內，農業生產並未出現生產不足的現象。但因為通貨膨脹影響，加上肥料換穀機制才取消不久，自由的稻米流通市場機制尚未成熟，所以國內不免出現搶購白米的現象。

當時政府為了穩定米價，還緊急從泰國進口了10公噸白米應急。但有趣的是，行政部門對此問題的詮釋居然是：由於肥料換穀取消，導致政府手上掌握的公糧數量遽減，因此未能有充分的子彈進行米糧價格的調節。因此，李登輝主張建立「糧食平準基金」，並藉此提高農民收入。

糧食平準基金最原初的概念在於，政府透過收購的方式保持一定的公糧庫存量。當米價高時，政府就進場拋售白米，以舒緩米價；米價低迷時，政府再進場收購，以拉高米價。雖說這套運作邏輯看似完美，但於現實中政府必須訂定所謂的「保證收購價格」、且此價格又要高於市場，於此情況下，農民才願意乖乖種米、並將稻穀賣交予政府。換句話說，這套政策其實是會因為政府刻意提高稻米價格，而導致農民收入增加的結果。

李登輝希望改善農民收入的心是毋庸置疑的，但透過政府直接介入的手段絕非治本之道。當時李登輝曾為此事特地將自己在康乃爾博士班的老師Moyer請到台灣徵詢，Moyer還語重心長地提醒李登輝，與其說糧食平準基金是項農業政策，還不如說這根本就是社會福利政策。

此舉不僅會擾亂農業生產，更重要的是，任何福利措施一旦上架上路後，就永遠也收不回來了。Moyer因此嚴肅地問李登輝：「你真確定要搞嗎？」李登輝斬釘截鐵地說：「是！」 1974年2月行政院宣部將撥出30億元，設置糧食平準基金。如果Moyer預言，糧食平準基金設立實施後不但造成台灣農業的災難，且是禍害至今的空前大災難。

糧食平準基金保證了稻米收購價格，且初期還採「無限量收購」，此舉無異是向農民公告政府是盤仔。既然盤仔政府一定會高價收購，農民當然紛紛搶種稻米，台灣的稻米總產量因此不斷飆高破紀錄。1976年時台灣的稻米（糙米）總產量達到了2,712,985公噸，破了歷史記錄。

271.3萬公噸糙米是什麼概念？若以當年總人口數16,508,190人下去計算，這就意謂當年度的總產量足夠讓每個人平均一天吃下450公克的糙米，相當於5.5碗紮實盛滿的白米飯。不需用到大腦思考也知道，這樣的量台灣人根本吃不完。由於出口日本的管道於1970年時即已終止，再加上台灣人自己又吃不完，從那時開始中華民國正式成為稻米生產過剩的國家。

為了解決稻米生產過剩問題，政府除了修正、不再無限量收購以外，同時還以傾銷的方式將稻米出口。另一方面，糧食平準基金如此魔幻的操作手法必然導致虧損，政府只好每年不斷地灑錢補足基金缺口。2000年台灣為要加入WTO，必須遵守自由貿易原則，不得不廢止糧食平準基金。當時結算歷年虧損與尚未償還的欠債，共達1,100億元。

儘管糧食平準基金取消了，但為了選舉考量，之後政府又弄了一套換湯不換藥的公糧收購機制。唯一的差別在於，前者是用「基金」的形式運作，後者則變成政府直接編列預算收購稻米。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糧食平準基金與其後的公糧收購保障了稻農福利，是項好政策。但當台灣稻作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農民種稻基本上只是每天頂多花個一小時巡巡田水的休閒活動時，稻作收益就成了農地租金的比價基礎。農民若要出租農地給其他青年農民種植經濟作物時，考量的就是租金價格必須高於輕鬆種稻的收益，而非土地的肥沃與生產力。

這就好比店面租金理論上應該要能反映地段的人潮與營業額，此時政府卻強行介入規定了租金下限。但每當選舉時，政府又會將刻意將提高收購價格作為政策利多，以吸引農民選票。久而久之，農地租賃的成本越來越高，農民也越來越依賴政府補助，台灣白米的價格僅次於日本東京，台灣農業的競爭力也就越來越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