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的爭戰(一)

(內文超長請慎入)

亓官先生最早看到有關澎湖「七一三事件」的故事，是管仁健的〈台灣的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2007-12-11 )。

文中提到:

「這個在老蔣眼中「萬死不足以贖其辜」，啟動老蔣在台瘋狂殺戮的張敏之校長，1907年生於山東省牟平縣（山東半島最東面臨海的一個小縣），十六歲考取了當地一流初中先志中學，成為新制第一班學生。當時山東由北洋軍閥統治，國民黨則設立「平民學會」，吸收青年及工人入黨；而平民學會煙台分會就設於先志中學，由教務主任崔唯吾負責。日後老蔣發動412清黨時，崔唯吾被派為山東省九人清黨小組召集人，張敏之始終跟隨。但卻在二十年後被老蔣誣以「匪諜」罪嫌遇害，實在是天大的諷刺。」 當時蔣介石已離世32年，蔣經國也過世18年，痛罵兩蔣不會有任何的心理負擔的年代已然開啟，因為作者先已強調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管仁健所指責的內容，其真實性也沒有引起我的懷疑。

2024年2月號與3月號《傳記文學》雜誌，登載我的鄉長與宗親亓冰峰老先生文章: 山東流亡學生澎湖從軍懸案。

結論道:「現在75年過去了，山東流亡學生澎湖從軍仍是一個懸案，其中匪諜案更充滿了冤屈之情，何時能夠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使冤死者的名聲得到平反昭雪，只有留待歷史的審判！」

 這篇文章讓我再度注意到1949年在澎湖發生的此件重大冤案。

管仁健所記載的案情始末如下:

「張敏之校長（1907年－1949年12月11日），山東省牟平縣武寧鄉南自格莊人。 1907年生於山東省牟平縣。十六歲時，他考入先志中學新制第一班。在校期間，他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外圍組織“平民學會”。高中畢業後，因校長崔唯吾推薦，他由中國國民黨山東省黨部保送入中央黨務學校(國立政治大學前身)，成為該校第一期畢業生。 1928年, 隨北伐軍回到山東，在省黨部工作。後參加汪精衞領導的改組派。汪精衞垮台後，張敏之被國民黨通緝。 張敏之以後在上海復旦大學上學，他平時衣著樸素，不講究穿戴，1928年校內一批學生，被認為有共產黨嫌疑，遭上海當局逮捕,他就在內。他哥哥聞知，趕去託人營救，後來還是在南京找到崔唯吾先生，崔那時任《中央日報》社社長，聽説張敏之出了事，立即寫信給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經吳鐵城批示，才保釋出來。 張敏之畢業後，回山東濟南任省立一中訓導主任。 1937年8月，張敏之被國民政府教育廳提升為山東省立煙台中學校長。 1939年年初，日軍掃蕩，張敏之為避免敵機轟炸傷及無辜學生，遷校至牟平山區的青山村，這是他首次帶領學生流亡。 1941年5月，張敏之率領學生從牟平撤退至魯南沂水，開始第二次流亡。因辦學經費無著，同學們大多營養不良。 王培五1909年出生於山東濟寧。這位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自幼接受新式教育，15歲入基督教會開辦的女子中學讀書。她與張敏之的婚姻，最初被家族裏的長者視為“門不當户不對”，但她對出身於膠東農家的張敏之情有獨鍾，是敬重他的品學兼優，無怨無悔地託付終身。張敏之在煙台先志中學完成學業後，由校長崔唯吾推薦，報考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成為該校第一期畢業生。北伐期間，張敏之組織宣傳隊活動於魯南，與王培五相識。 1928年春，國軍北伐，張敏之組織北伐宣傳隊在山東南部活動，後來擔任“黨義教育訓練班” 訓育主任，親授三民主義課程。在班上認識來自濟寧縣的教會女中的高材生王培五，他們成了一對戀人。在黨義教育訓練班上，王培五因測驗成績第一，獲得張敏之頒發《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兩本書。在兩人談論婚嫁時，張敏之就對王培五説：『我很窮，沒有什麼聘禮，當初當獎品的那兩本書，就算是我的聘禮吧！』 而王培五也回説：『我家雖有錢，但也不會帶什麼嫁妝，我自己就是無價的活嫁妝。』王培五後來常向友人開玩笑説：『我嫁給了三民主義。』 北伐成功後，張敏之厭倦黨內派系之爭，遂辭職插班考入復旦大學經濟系二年級，王培五則考入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預科，一南一北，沒能阻斷他們的戀情。 張敏之死後，王培五頂着『匪諜家屬』的惡名，帶着六個子女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 王培五擅長英語，也在濟南中教過書，有子女六人(三男三女)。張敏之去世後，夫人與兒女生活極艱苦，吃盡苦頭才掙扎出來。後都遷往美國定居，現在他子女都有較好的工作，生活安適。 1947年春，在兩方內戰國民黨節節敗退過程中，面臨解放軍進攻皖北，張敏之為避戰亂帶領學生再度流亡。在徐州，當局要求就地遣散學生，但他基於身上的責任，自己護送學生返鄉。 1948年秋，煙台第二次被共產黨攻下，青島形勢十分混亂，張敏之率煙台國華、志孚、崇正、崇德、益文、中正等中學撤出的學生以及部分教師，偕同鄒鑑、趙蘭亭等人一同南下，於同年十一月到達上海，成立煙台聯中，由南京教育部核准，經山東省教育廳批准任校長。 1949年年初，張敏之率領山東煙台聯合中學師生輾轉上海、南京、湖南等地到達廣州，並決定全部師生共同到台灣。經多方懇請，台灣軍政長官陳誠勉強同意山東學生赴台，但卻附有條件：一是思想動搖、不擁護蔣介石者必須剔除；二是17歲以上的學生必須應徵入伍。多數教師和學生都不同意第二個條件，因為17歲學生一旦入伍，不但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甚至連高中畢業證書也拿不到。 1949年春煙台聯中師生經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安排，分批送往澎湖列島。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師長韓鳳儀，為了補充兵員人數，強將煙台學生編入軍隊。張敏之會同鄒鑑及其他校長，率領師生代表，極力交涉，陳述利害，激怒上級長官。 1949年6月上旬，張家隨同山東流亡師生抵達澎湖，由大陸渡海而來，本欲避開內戰的險惡，卻迎面撞上無妄之災。9月15日，張敏之因抗命軍方強徵學生入伍，被澎湖防衞司令部關押囚禁，軍方施以刑訊逼供，捏造『罪名』，又於11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偵辦。隨後，張敏之的夫人王培五女士便帶着六個未成年的兒女去高雄友人家中暫時落腳。王培五明知丈夫的罪名是『莫須有』，起初以為到台灣後便能為他洗清，奔走台北以圖斡旋營救，先是求援於張敏之昔日的恩師，時任『財政部司長』的崔唯吾。崔的太太是『國大代表』，王培五在求援信中説： 『生以孤立無援，叩天乏術，敢乞吾師代為剖白，設法營救，倘蒙為力，請派代表前來，拍電已屬無及。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崔唯吾邀集了山東來台的『省府委員』 『議會議長』『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等要員名流二十多人，聯名致函，向當時任台灣警備總司令、副總司令的陳誠、彭孟緝陳情鳴冤，未得到任何回覆。做過山東省參議會議長的裴鳴宇老先生，奔走各方，提出了26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出判決書14項錯誤，也於事無補。當年12月11日，張敏之蒙冤罹難於台北馬場町，成為這裏最早的一批政治殉難者。 『澎湖案』因在當時牽連無辜甚廣，故而長期成為台灣的政治禁忌，案情真相諱莫如深。在海峽對岸的大陸，儘管政見不同，但張敏之生為教育獻身、死為教育殉難的史實從未湮滅，為人們緬懷景仰。直到上世紀末，台灣當局為張敏之冤案平反，除恢復名譽另給予家人最高基數的理賠，他的家人把這筆新台幣600萬元的鉅款，全數捐贈家鄉煙台第二中學。 」

大陸流亡海外作家余杰 (2019-07-13) 受邀來台，也很關心此案 ，有評論如下: 「我最早讀到有關澎湖「七一三事件」的資料，是在前輩作家王鼎鈞的回憶錄《文學江湖》當中： 『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的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總統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 1950 年代、60 年代進入 70 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個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王鼎鈞老友朱炎)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王鼎鈞本人不是「七一三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此事的陰影卻籠罩了他的大半生，他說:『我們這些由中國大陸奔向臺灣的人，斗笠裡都有一根鐵絲，雷電在我們頭頂上反覆搜索』。 直到晚年移居美國，他才獲得「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和心靈自由，開始寫作回憶錄。

「七一三事件」所引發的「澎湖案」，為白色恐怖首宗、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案。在抗戰中顛沛流離的山東煙臺聯中校長張敏之，率八千名流亡師生跟隨國民黨政權逃往臺灣，卻因入臺管制而暫轉澎湖。軍方因內戰兵員漸耗，強要接收這群中學生為兵。張校長為維護學生受教權，挺身抗爭，軍方竟以莫須有的「匪諜」入罪，張校長和多名師生被以莫須有的匪諜罪名，逮捕下獄，嚴刑拷打，最後以船運往臺北青年公園「馬場町」槍決。另有若干學生被裝入麻袋、投入海中溺斃。數千名學生被充軍後受盡凌虐。 雖然「七一三事件」的規模遠不如「二二八」的屠殺，但將兩者放在一起更能凸顯國民黨政權的本質。國民黨政權不僅視臺灣本省人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揮動屠刀，殺戮不止，對渡海來臺、稍有不馴服的外省人也毫不手軟，在風聲鶴唳之中，以殺戮來鞏固如流沙般逝去的自信。這是「寧可錯殺三千，也不可放過一個」的中國專制文化，與從蘇俄而來的現代極權主義相結合而產生的嚴重惡果。 在兩蔣時代，當政者明知這是一大冤案，卻堅決不予平反糾正。雖然有若干山東籍官員聯名提案請國民大會討論此案，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以「恐影響美援」為由而取消提案。當局居然聲稱，「政府遷臺初定，如公然平反可能造成政府困擾」；蔣介石則作出畫餅充饑式的承諾，「期以反攻大陸再辦。」另一方面，國防部次長楊業孔等前往張、鄒兩位校長家中致以五千元「慰問金」，被遺族拒絕。冤案不能平反的解釋居然是「為國家留些顏面」，王鼎鈞對此嘆息說：「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累累，正好應了什麼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

終於有機會赴澎湖，我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澎湖七一三事件紀念碑」。此前，我在網路上看到該紀念碑落成的消息，卻查不到紀念碑的具體位置。詢問了很多臺灣朋友，他們都沒有去過。澎湖的政府網站、旅遊資訊，也沒有紀念碑的介紹，我只記得紀念碑在觀音亭附近，那就去現場找尋吧。 期盼有一天，張家的故事及澎湖山東流亡學生的故事，出現在臺灣的中學教科書中。圖片來源：主流出版社提供，攝影：黃謙賢 故意讓人找不到的紀念碑 果然，儘管有高雄許醫師、澎湖高船長以及在澎湖出生、專程從臺北趕來導覽的胡大哥等幾位朋友帶領，一行人到了觀音亭附近，左看右看卻沒有發現紀念碑的蹤影。詢問周圍好幾位居民和遊客，人人都搖頭說不知道。我們只好抱著試一試的想法，沿著荒蕪的海堤邊走邊找。在炎炎夏日之下，走了十分鐘依然一無所獲。還要往前走，胡大哥一回頭，驚呼：「這不就是！」 原來，如同未完工的工地般的一組石頭，以及石頭前數公尺之外的小小紀念碑，就是「七一三事件」紀念設施及碑文。 周圍沒有路標和指示牌，即便從十多公尺外走過，一不小心就錯過了。為什麼設置了紀念碑，卻有某種刻意讓人擦肩而過的意圖呢？ 這組紀念設施由上百根長方體的石塊組成，風格簡潔明快，莊嚴肅穆，富於現代氣息。走近仔細端詳，宛如柏林市中心猶太大屠殺紀念碑的微縮版本。據建築師趙建銘闡述，這一根根玄武岩石柱象徵當初一個個流亡澎湖的師生，在臺灣這片土地落地生根，以此表達唯有大地能夠撫慰人心，寬恕所有，也強調著無論本省人、外省人，一切最終融合根植於這塊土地。 實際上，石柱與人形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石柱剛硬，人體柔軟；石柱冰冷，人體溫熱；石柱堅韌，人體脆弱。這種張力，反倒提供給觀者以無限的想像空間：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之際，那些逝去的年輕的生命，是否如潮水般訴說各自的冤情？是否如潮水般伸張遲到的正義？ 紀念設施的選擇與興建，一波三折，折射出轉型正義的困境與艱難。2007 年 7 月 17 日，張敏之校長之子張彤向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陳情，希望立碑紀念「七一三事件」。8 月 31 日，行政院函交內政部辦理。11 月 19 日，內政部陳報興建計畫書。12 月 6 日奉行政院核定，有關手續很快走完。然而，紀念碑尚未動工，即迎來政黨輪替，國民黨重新上臺，對此計畫敷衍塞責。 於是，營建署未徵詢地方意見，逕自選擇在馬公第三漁港建碑。澎湖縣政府認為此處為旅遊觀光的「精華地段」，附近正在興建多家飯店，紀念碑的存在勢必影響商業發展，力主更換地點。此一變故一度引發地方政府與受難者家屬的嚴重對立。後來，幾經周折，紀念設施改在觀音亭地區的海堤旁邊落成。雖然遊客很難找到，逝者至少擁有了一方安息之地。 數公尺之外，豎立著「七一三澎湖事件紀念設施碑文」。小小的碑體，更容易被忽視。碑文初稿由張彤提供，再由營建署邀集相關史料考證研究保存單位、機構及專家學者，召開三次碑文內容疑義會議，修整碑文並經國史館、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最終檢視定稿，然後刊刻如下： 民國卅八年（西元 1949 年）政府戡亂失利，山東省八所國立中學師生輾轉至廣州，由山東省政府與教育、國防兩部協商來臺，十七歲及齡男生從軍並續受中學課程；另成立子弟學校安置其餘學生繼續接受教育。至澎湖後，七月十三日第四聯中學生要求軍方履行讀書從軍的諾言與軍方爭執，澎防部司令李振清指使槍兵刺傷學生代表李樹民、唐克忠，史稱七一三事件。事後，部分尚在澎湖的聯中校長推煙臺聯中校長張敏之為代表向軍方爭取學生受教權，嗣後軍方以共諜嫌疑逮捕，牽連師生百餘人。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張敏之、鄒鑒兩校長及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七人，於十二月十一日在臺北馬場町被處死刑。六年後八校學生力爭退伍復學，約七百人欲赴總統府請願，受阻於臺中車站，事後卅九人被捕管訓七個月，甚有四人被判刑八至十年。民國八十九年（西元 2000 年）政府積極辦理補償後，張校長等人冤案始陸續獲得平反。為記取史鑒，特立此碑，並慰逝者。 由於種種外部限制，這份碑文多處語焉不詳，欲語還休。 首先，碑文提及的受害者數位被縮小，僅記錄了少數被處決、判刑和管訓的受難者。其實，據多方回憶，當時有若干學生被捕後，軍方為殺人滅口，將他們雙眼蒙住，套上麻袋直接丟入海中，由此毀屍滅跡，此類失蹤者最少也有二百餘人。在兵荒馬亂之中，這些從中國渡海逃難的中學生，大都沒有戶籍資料，在臺灣沒有親戚朋友，宛如沙漠中的水滴，就此人間蒸發。既然查不出他們的確實姓名和受害經過，當局就「寧可信其無」了。 其次，在這份碑文中，沒有提到任何一個加害者的名字。雖然提及澎防司令李振清這個殘暴的軍閥，也只是平淡地陳述事實，並未將其當作加害者予以譴責。而炮製冤案、嚴刑逼供的國軍將領和特務如韓鳳儀、陳福生、趙傳斌、張鴻瀾、劉含華、蔡培基、張希鑒等人，一律消失得無影無蹤；主其事的最高層決策者如彭孟緝、陳誠、蔣介石等元兇更是置身事外，毫髮無傷，這些殺人兇手還能在忠烈祠享受後人頂禮膜拜。 再次，紀念碑既然以政府名義所立，就應當對受害者誠摯道歉，對為保護學生獻出生命的兩名校長作出褒揚。碑文卻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其心態大致是「既然人不是我殺的，我來立這個紀念碑已是仁至義盡」，這跟在華沙向死難猶太人紀念碑下跪的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相比，真是判若雲泥。布蘭特並非身負罪孽的納粹分子，他參與了反抗納粹的抵抗運動，卻願意為德國人的罪孽下跪，反觀某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國民黨官員，真是「無恥者無畏」。 如同工地般的石頭及小小紀念碑，就是「七一三事件」紀念碑，為什麼有某種刻意讓人擦肩而過的意圖呢？(圖片來源：主流出版社提供，攝影：黃謙賢)

 那些傷痕累累、死中求活的流亡學生 胡大哥出生在旁邊的村落重光里。他告訴我，當年他的祖屋被軍方徵用為臨時軍事法庭，許多涉案師生被監禁於此並被施加酷刑。他帶我們前去實地勘察。 胡大哥的祖屋大致保持了半個多世紀之前的原貌，這是一棟典型的澎湖宅院，若是在臺灣或福建，只是普通的閩南風格建築，但在貧瘠的澎湖，已算是家境殷實的大戶人家。胡大哥的堂兄仍在旁邊經營一個小小雜貨店。 在院子內，胡大哥告訴我們，大部分被捕師生都被關押在附近最大的建築天后宮，輪到被審訊時，才被押解到院內，暫時拘押於兩邊的廂房。大廳已重新整修，安置著祖先牌位，原來的木頭房梁已拆去。胡大哥告訴我們，他奶奶曾跟他說，軍方審訊時，將學生吊在房梁上拷打，學生的慘叫撕心裂肺，附近的居民都能聽到。 老奶奶看這些十五、六歲的孩子實在太可憐，趁審訊者外出休息，悄悄搬來板凳，讓被吊打者踩在板凳上，輕鬆片刻；老奶奶還拿來清水，給早已大汗淋漓、饑渴不堪的學生喝上幾口。人心都是肉長的，哪個母親不愛孩子？如果母親看到孩子被如此折磨，還不心痛如刀絞！ 在空曠的院子裡，想像當年擠滿軍人、特務、學生的場景，當無辜的學生遇到兇殘的拷問者，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國民黨是一個前現代的「暴力團」，國民黨軍隊和情治系統充斥著地痞流氓—最高領袖蔣介石是上海灘流氓出身，對「文化」和「文化人」心存敵意，當這群師生的命運掌握在他們手上時，還不獸性大發、大施淫威？ 受難學生之一孫序先多年後回憶，當師部決定用高壓手段對付學生，張敏之校長趕來探望。學生們看到校長如同看到父母，放聲大哭。張校長安慰說：「不要怕！他有槍桿，我有筆桿，我要到臺灣去告他們。」張校長何其天真，在四顧蒼茫的蔣介石心目中，唯有槍桿才能保護小朝廷，當筆桿與槍桿發生矛盾，蔣介石當然站在槍桿一邊，犧牲筆桿。 張校長等人被當作替罪羊的命運，早已註定。

後來，我結識了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者許文堂，他是《澎湖煙臺聯中冤獄案口述歷史》的作者之一。我翻閱當事者講述的不幸遭遇，真是不忍卒讀。欒秉傑回憶說：「我因堅決否認，備受嚴刑逼供，先是遭到蔡培基以一尺餘長的繩子朝頭、頸、胸、背猛打，昏厥倒地後再以冷水澆醒，爾後將雙手反綁在後，雙腳不及地，吊掛在屋樑上。綁在手上的細捆繩深深嵌入皮肉，沁出絲絲血漬，但蔡培基毫不留情，仍是不停地抽打。……除了遭到吊掛，還受到過三、四次過電的凌遲—將電線綁在兩根手指頭上，鞋襪遭除去，全身過電。過電霎時如大火焚身，髮絲如細刺蝟般豎立，五臟六腑熾熱若火烤。」 初福山回憶說：「蔡培基打我、踢我，用一種紫色的硬繩子捆住我，打得非常厲害。我回去的時候，是跛著腳走路的，沒多久，腳踝就腫得很大，本來正常的只有一個踝骨的腳，被打裂成兩個踝骨了，到現在都沒有復原。」王人榮回憶說：「他們用各種刑具疲勞審訊，起初是用膠底鞋打我的臉頰，要我在老虎凳上逼口供，把我的身體靠著牆壁，將我的膝蓋用軍用的布綁腿綁起來，在腳踝和凳子的缺口處穿進一支杆子，並將兩腳慢慢往上抬，每往上抬一次，就在膝蓋上墊磚塊，讓我疼痛不堪，失去知覺時，便灌我冷水，之後用電話線通電電我。」 這些學生的遭遇，恰如柏楊在為《十字架上的校長》一書所寫的序言所說：「廿世紀的中國人，至遲在 1920 年代起，便生活在恐怖政治之中。1940 年代時，國民黨退守臺灣，把白色恐怖帶入本島，而大陸則全部陷入紅色恐怖。中國人像兩群分別被圍困在鐵柵裡的羔羊，等待英明領袖的人物，隨意生殺凌辱。」

那些受共產黨政權凌虐的中國人，如果讀到這本訪談錄，還會不會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王師」充滿一廂情願的期盼呢？ 當時，王人榮拿出國民黨黨證來為自己申辯，軍官李其勇斥責說，「黨證有何用處」，立即撕掉，丟進垃圾桶—程潛、張治中都是黨國元老，現在都投靠共產黨去了。

這句話恐怕也是蔣介石四面楚歌之時的心裡話。而那些連國民黨黨證都沒有、卻視蔣介石如天神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願不願意投胎當一次受盡酷刑的山東流亡學生呢？

「七一三事件」引發「澎湖案」，為白色恐怖首宗、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案。(圖片來源：主流出版社提供，攝影：黃謙賢)

 十字架上的愛與公義

澎湖山東流亡學生冤案，原本是一個悲慘、痛苦、絕望的故事，張敏之校長及其夫人王培五女士，卻用生命和信仰彰顯了愛與公義仍然存在的事實。 我有幸結識了臺灣文史工作者和出版人管仁健，彼此一見如故。管仁健在《你所不知道的臺灣》系列中，寫到山東流亡學生的冤案，同時他也是《十字架上的校長》和《一甲子的未亡人》這兩本書的責任編輯。這兩本書，是居住在加州的張校長三公子張彤寄贈給我的。 當我對山東學生冤案產生興趣時，冥冥之中有某種神秘的力量，讓胡大哥、管仁健、許信堂、張彤等人一一走到我身邊，讓我相信任何暴政都不能掩蓋歷史的真相，愛與公義必將勝過暴政—國民黨製造的澎湖山東流亡學生冤案如此，中共製造的六四屠殺也是如此。儘管天安門母親日漸凋零，儘管發誓一生為六四亡靈而活的劉曉波最終為六四亡靈而死，但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必將來臨，正如張彤所說：「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寃者。這是《聖經‧詩篇》裡的一段經文，也是我們一家人的見證。」

張敏之夫人王培五出身於山東世家，不顧家裡反對談起師生戀，獨自到北京念大學，隨丈夫帶領山東子弟走遍大江南北，最後渡海到澎湖，卻從此成了「未亡人」，烙下「匪妻」的印記。從千金小姐到政治寡婦，她忍辱帶著六名子女，走頭無路，謀職不易，特務如影隨形，嘗盡人間疾苦。 一句臺語都不會的山東媽媽，要怎麼樣帶著六個從三歲到十四歲的兒女，在屏東縣的萬丹鄉與潮州鎮討生活？七個人住在茅草小屋，共用一把牙刷；龍捲風過後，孩子們慶幸的不是死裡逃生，而是有很多墜落的小鳥能作串烤打牙祭。大兒子揚言要去臺北殺掉害死爸爸的大官；小兒子只有三歲，天天在家無人照顧；大女兒念了護校卻染上肺結核。面對生活的種種橫逆，王培五堅持不掉一滴眼淚。 受苦不一定讓人格昇華，受苦有可能讓承受者沉淪。 唯有受苦之後堅信愛和公義的人，才能將苦難的眼淚結晶成晶瑩剔透的珍珠。作為基督徒，王培五最喜歡的《聖經》經文是：「壓傷的蘆葦，它不折斷；將殘的燈火，它不熄滅。」在友人的幫助下，王培五先後任教於臺南女中、建國中學，她的一位學生回憶說：「王老師認真負責，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她所遭遇的悲慘命運，看不出她心中所承受的痛苦。她將內心深沉的冤屈化作一股力量，將無比的愛給了周圍的子女與無數的學生，還曾實至名歸地當選過全省最年輕的模範母親。」

苦盡甘來，孤兒寡母一家相繼出國，兒女都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上奮鬥有成，全家幸福圓滿。三個女兒都在醫療部門工作，三個兒子更成就斐然：長子張彬為土木工程博士和大學教授，次子張彪為猶他州公路局副局長，三子張彤為史丹佛大學電機博士。十三個孫輩中，四個醫生，兩個律師，三個建築師，二個會計師，一個工商管理師，也都明瞭祖父母的悲慘故事和奮鬥歷史。

2014 年 6 月 24 日凌晨，王培五女士在睡夢中安詳過世，享年一百零六歲，距丈夫蒙寃遇難已有 65 年了。

那麼，誰是真基督徒？誰是假基督徒？是每天在日記中摘抄《聖經》、禱告數次的蔣介石及宋美齡，還是引頸就戮、為學生捨命的張敏之，以及含辛茹苦、化劍為犁的王培五？在我的心目中，張敏之遠比蔣介石偉大，王培五也遠比宋美齡偉大。柏楊感嘆說：「我崇拜張夫人，她用五十年之久的時間，和邪惡奮鬥，所付出的痛苦，使人不忍細思，而這正提供了我們一個尊嚴的榜樣，一個戰勝巨大邪惡勢力的尊嚴的榜樣，她表面上可以低頭，但內心卻永不屈服！」

柏楊晚年也受洗成為基督徒，與張敏之、王培五夫婦一樣，沐浴在十字架的榮光之下。

蔡英文總統在行程中讀完《一甲子的未亡人》，在臉書上感嘆說：「我問自己，這樣的人，這樣的故事，在課綱調整之後，還會出現在高中生的教科書上嗎？ 白色恐怖，從來都是不分省籍的，這塊土地曾經歷的許多傷痛，我們也一直共同承擔。我們不僅要忠實看見這塊土地過往的歷史，更要用愛和公義，面對歷史的錯誤。 族群、文化和思考的不同，不應成為撕裂這塊土地的元素，而應是豐富我們家園的多元色彩。」是的，臺灣社會的癥結，不是族群對立，而是如何用愛與公義的力量，去除獨裁傳統、奴才意識和暴力文化。 我期盼有一天，張家的故事以及澎湖山東流亡學生的故事，出現在臺灣的中學教科書中；同樣，天安門母親的故事，也出現在中國的中學教科書中。」

中華民國創始者孫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後在檀香山受洗成為基督徒，美國朋友

還很貼心為他辦好一張檀香山的出生紙，取得美籍身份，以躲開大清政府的

國際追緝令。

國民革命的繼承者蔣介石先生，在追求宋美齡女士時，準岳母所提兩項條件，

其一是對前面的三段婚姻要正式離婚，其二是要受洗成為基督徒，蔣介石

完全接受，也開啟往後四十多年的讀經生活。

余杰在流亡海外後也已受洗成為基督徒，作家王鼎鈞很早受洗成為基督徒，

因為父母篤信佛教，常稱自己是最理解佛教的基督徒，張敏之校長夫人王培五女士早年就讀教會中學早已是基督徒。

當這些基督徒攻擊蔣介石及宋美齡是假基督徒時，(這可說是基督徒對別的基督徒最嚴厲的指控)，終於另一位基督徒黃端禮(黃端禮在1970年代赴美後也成為基督徒)以事件當事人的身份站出來，釐清當年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