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電視劇的背後

作者:　顧曉綠

二零零九年的時候，一部《潛伏》火遍大江南北，這部更像是“職場劇”的“諜戰劇”也曾在臺灣熱播，而且還在島內引起了廣泛討論：當年，到底有多少如余則成一樣的共產黨人潛伏臺灣，他們的使命、甚至是人生的終點在哪裡？如今的臺灣軍政界、社會各層中，是否還存在有所謂的“共諜”？

可以說，《潛伏》這部電視劇在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所引起的一番討論熱潮，是近些年來，前所有過的。

我當年也曾追迷此劇，甚至為此劇那最後的結局而唏噓不已，私下以為，這部電視劇的最後一幕恰恰是整劇最大的亮點所在，因為劇集的結局只是編劇不想讓觀眾看到一幕悲劇，故而用這樣的結局終結了這部電視劇，給所有人留下了一個遐想。

在如今這個時代，速食文化充斥著市場，一部再好的電視劇，也不過是人們打發時間的消遣，最多不過是茶餘飯後的閒聊話題之一，很少有人願意去挖掘一部電視劇的背後，更別說是去追究其真正的結局了。甚至很多人更願意去接受《潛伏》一劇的最終結局安排，他們更願意去看到穆婉秋最終與余則成走到一起，成為“革命夫妻”，畢竟相對於大大咧咧、甚至是有些傻乎乎的翠萍，以新女性形象出場的穆婉秋，與余則成更是般配。

然而卻正是這個結局，再清楚不過的說明了余則成和穆晚秋兩人的最終結局。幾乎每一個熟悉台海歷史的人都知道，這結局背後，等待著這對革命夫妻的將是一場什麼樣的災難。

“半個世紀後的魂歸祖國，隱蔽戰線烈士廣場在北京西山落成。”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初的一則新聞，將五十年前那沒有硝煙的戰爭驀然的就拉近，展現在了國人的眼前。正是這則新聞，讓我萌生了用文字講敘這段往事的念頭。

故事應該從哪裡開始呢？也許應該是從一九四九年初開始吧，從《潛伏》到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從余則成到吳石、從穆晚秋到台工委被瓦解，那所有的一切，都是從那年年初的政壇亂局開始的。

一九四九年的中國正是處於在一場巨大的變革風暴之中，過去的一年裡，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在完成了從戰略防禦走向戰略進攻的徹底轉折之後，連續發起了多場針對國民黨軍野戰機動兵團的戰略戰役，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東北野戰軍、華東野戰軍先後組織進行的遼瀋、淮海戰役及華北兵團與東野聯手實施的平津決戰更是讓國民黨軍隊徹底喪失了其有限的戰略進攻力量，使得解放戰爭走向勝利的進程更是得以加快，“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不再是一個遙遠的目標，勝利似乎就在眼前。

一連串的軍事失敗，加上國統區內經濟糜爛，於是在桂系逼宮，嫡系喪盡，內外交迫的情況下，當選國民政府總統尚不足一年的蔣介石不得不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佈“引退”，而由前臺轉入幕後指揮。

可就是在下野之前，蔣介石卻匆忙任命當時正在臺灣養病的陳誠為臺灣省主席，並讓其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務。此任命過於突兀，以至於原臺灣省主席魏道明事前對此竟完全不知，據說當時魏道明的老婆鄭毓秀氣得是破口大駡：“我們做得這樣好，換人他也不告一聲，真是個老混蛋！老混蛋！”

對於蔣介石這一“最後任命”，我在這裡想引用時任代總統的李宗仁的一番話話來解釋“……陳誠得令後，立即自草山遷過入臺北。38年1月5日便在臺灣就職視事。行動之敏捷，為國民黨執政以來所鮮見。由此可知蔣先生事前佈置的周密……蔣先生在決定引退之前，即已準備放棄大陸，退保臺灣，以貫徹其改造黨的政策，成為三位一體的心願，維持一個清一色的小朝廷。便更深信大陸放棄之後，國際形勢必日益惡化，第三次世界大戰亦必隨之爆發。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陸重演接收政權的美夢。”

相比于風雨飄搖的蔣家王朝，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卻是豪情萬丈，一九四九年春，進軍的腳步聲催人奮進，隨著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渡過大江，神州大地上已然是“紅旗漫捲西風、人民歡慶解放”之勢。

僅存的江南半壁江山也眼看不保，剛剛轉移到海外孤島臺灣的政府官員、富商名流們此時不得不懷疑臺灣這個孤島是否也會如同南京、上海一樣，被人民解放軍所“解放”，小小的臺灣島內一片惶惶，在這生死存亡絕續之秋，五月十九日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佈《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號》，宣佈自次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

隨著戒嚴令的下達，國共兩黨在島內隱蔽戰線上的較量由此拉開序幕，也從這個時期開始，臺灣進入到了白色恐怖時期。

國防部保密局，即原來鼎鼎大名的軍統，在這場較量中，無疑是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其與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憲兵等單位一起作為主要戒嚴力量，被賦予了“情報蒐處、肅奸防諜與治安維護”的任務。保密局在臺灣一直有著較強的情報偵緝能力，曾任保密局臺灣站站長的林頂立更是中國近代情報史上有著濃墨重彩一筆的人物，其出生于臺灣，曾就讀日本明治大學經濟學部。九一八事變後，輟學赴中國，投身國民黨政界。二二八事件中，組織“特別行動隊”，協助國民政府清鄉、逮捕台籍菁英。可以說，對付共產黨，這位與黃朝琴、連震東、黃國書等人同“半山”派的政治強人，很有一套。

不光是林頂立，就是時任保安副司令的彭孟緝等主要軍警憲特機構的高層，都認為此時的臺灣多少還算內部安定。這些軍政高層沒有理由不去這樣認為，因為在他們看來，二二八事件之後，島內的共產勢力已經被徹底的清除了，台共完全的瓦解了。

的確，台共是瓦解了，這個由第三國際指導，於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法國租界所成立的政黨在幾次的災難之後，再也沒有能夠重生。台共即臺灣共產黨，建立之初，當時的臺灣為日本殖民地，依據第三國際的規定，由日本共產黨進行指導。但當時日共因為忙於黨內選舉無暇參加建黨事務，故而改由中國共產黨代為指導。因此雖然台共的正式名稱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但卻是在中共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

從建黨的那天起，台共就被日本臺灣總督府視為非法政黨，一九二九年的“四一六事件”之後，台共與日共聯繫中斷，甚至台共一度無法取得日共及共產國際的支援，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透過掌握與共產國際的連繫管道，逐漸開始影響並吸收台共，最終領導了台共，但好景不長，隨著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大舉逮捕臺灣共產黨黨員，台共中央在一九三一年，就宣告瓦解。

儘管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時，有曾經台共成員參與組織二七部隊，並實施鬥爭，但終究在後來國民黨軍的清鄉行動中，徹底消散，可以說，曾經的台共是徹底的冰消瓦解了。

對於現在退守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來說，島內似乎並沒有共產黨勢力的活動。對此，特務頭子谷正文在他的回憶錄中曾經有過這樣的描述：

“臺灣站目前有什麼肅清匪諜的計畫沒有？”林頂立聽我突然這麼問，兩隻瞪大的眼睛好像觸了電一般木木地凝視著我，許久，才恢復先前的靈活，然後，他以篤定的口吻說：“彭副司令（即彭孟緝，時任臺灣警備司令部司令）認為臺灣沒有共產黨，我的看法和他一樣。”

然而此時，國民黨高層絕沒有想到，另一支力量卻是在已經在島內悄然的蔓延而開。這就是“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台工委”。

當年日共及作為日共所屬支部的台共被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查禁瓦解之後，台共有一部分人員渡過海峽，在中國大陸繼續活動，這一批人事實上已經被納入中共黨組織，日本戰敗後，臺灣回歸祖國，而台共的殘存力量也順其自然的成為了直接受中共領導的省級黨組織力量。

為了能夠更好的領導臺灣省內的共產主義運動，為日後解放包括臺灣在內的全中國而做準備，中國共產黨成立了“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並由原台共負責人之一的蔡孝乾為負責人。

蔡孝乾，一九零八年出生於臺灣彰化縣花壇鄉，曾用名蔡乾、蔡前、楊明山。六歲進入日辦彰化公學讀書，雖然彰化公學是臺灣人子弟小學，但當時日據臺灣時期，日本臺灣總督府是在臺灣強行在推行日語教育，蔡孝乾因此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日語。

一九二四年的春天，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上海大學，是當時一所由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一流名校，在當時被譽為是“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與南方的黃埔軍校同為為國民革命運動培養人才的搖籃，人稱是“武有黃埔、文有上大”。

也正是在上大學習期間，蔡孝乾受瞿秋白、任弼時等影響，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活動產生濃厚興趣，迅速成為臺灣左翼學生中的活躍分子，先後參加主持召開了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參與上海臺灣青年會的活動中，並積極為旅滬臺灣同鄉會的組建工作而奔走。

一九二六年返回臺灣後，蔡孝乾積極宣傳革命思想，説明組織臺灣文化協會左翼，並為文化協會機關報諮詢、顧問和撰稿人。

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幫助下，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等七人在上海法租界舉行了台籍共產黨組黨會議，正式建立台共，三天後的第一次委員會上，蔡孝乾與林木順、林日高一起當選為臺灣共產黨中央常委，常任委員兼宣傳鼓動部長，具體負責宣傳工作。

上海讀書會事件後，為躲避日本當局搜捕，蔡孝乾與其他幾名台共黨員秘密乘船離開臺灣，再次前往大陸，他在福建漳州的石碼中學、龍溪女中先後任教過，甚至為了生活還在公路工程處當過臨時職員。這個時期，蔡孝乾不僅僅在工作上直接受設在上海的台共中央領導，而且還與中共組織建立了橫向聯繫。

1932年4月20日，紅一軍團東征進入漳州城，經曾以“巡視員”身份和蔡孝乾聯繫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蘇區執行委員”李文堂的介紹，蔡孝乾見到了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並在羅榮桓的安排下，進入紅一軍團政治部工作，開始和蕭華、舒同有所接觸，隨後又到達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長汀，並在這裡見到了曾任上海大學俄文教授與蔡孝乾有師生關係、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的任弼時。

在周恩來的邀請下，蔡孝乾到閩西蘇區到江西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並在中央蘇區召開的“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總同盟主任，當時張華為總同盟組織部部長，張愛萍為總同盟宣傳部部長，鄧穎超等三十五人為執行委員。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這時也在“反帝總同盟”工作，兩人友情至深，常常與胡耀邦三人徹夜長談。

蔡孝乾後來曾經回憶到：“毛澤覃，熱情、坦率，在‘反帝總同盟’和我共事雖然只有半年光景，但我們之間已經建立了友誼，他和我及胡耀邦三人，常常談到深夜。”

1934年1月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蔡孝乾作為臺灣代表參會，並被選為主席團成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後，他隨葉劍英指揮的中央縱隊參加了中央工農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是長征中唯一的臺灣籍共產黨人，這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也正是在長征途中，他結識了不少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這些都是他後來成為臺灣地下黨最高領導的重要因素。

到達陝北後，蔡孝乾先是任反帝聯盟（後改為抗日聯盟）主席，隨後在全國抗戰爆發後，又至八路軍總部工作，並隨總部赴抗日前線。先是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後因抗戰形勢嚴峻，在黨中央“保存幹部”的政策下，蔡孝乾被調回延安工作。

在1945年旁聽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不久，在江蘇淮安，與當地負責同志中共華東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見面後，研究組建中共臺灣省工委的工作。

為了能夠更好的開展工作，蔡孝乾向組織請調陳澤民、洪幼樵和張志忠參與工作。張志忠，臺灣嘉義人，時在新四軍工作；洪幼樵抗戰時在福建打過遊擊，具有豐富的武裝鬥爭經驗；而陳澤生在抗戰前于左翼作家聯盟時就加入了中共，都是有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

就這樣，華東局地下黨的幫助下，一九四六年五月，“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蔡孝乾擔任書記，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洪幼樵任宣傳部部長、張志忠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武裝部部長。隨後，蔡孝乾回到臺灣，開始全面主持中共臺灣省工委的工作，初期臺灣省工委幹部有簡吉、陳福星、張伯顯、廖瑞發、林梁材等人。

由於蔡孝乾離開臺灣已經十多年了，其對於戰後初期臺灣的政治和社會情況完全不瞭解，故而台工委根本無法組織起有效的活動。甚至二二八事件之前，全省不過才有黨員七十餘人，根本無法對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構成什麼威脅。

不過，歷史的車輪總是在往前滾動的，祖國大陸革命發展的洶湧澎湃也在推動著臺灣的工作發展，1948年5月，蔡孝乾等人潛赴香港，參加由中共中央委託華東局組織的有關臺灣工作會議。此刻流亡於香港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負責人謝雪紅也參加。會上提出臺灣人民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臺灣有兩個前途，一是和大陸同時解放，二是國民黨繼續盤據。而無論臺灣前途如何，均需要中共臺灣工委在當地積極地開展工作，為最後解放臺灣做好準備。這次臺灣工作會議的重大意義之一，是完全廢除了原來臺灣共產黨的綱領，收編了原台共的人馬，將臺灣黨組織直接置於中共中央的領導之下。

當時，臺灣全省內的正式黨員不過兩百多人。此後至一九四九年的四五月，此間不到一年，臺灣的黨組織更是蓬勃發展，正式黨員增至一千三百多人，可掌握民眾達五萬人。下轄學生工作委員會、郵電職工工委會、鐵路支部這三個全省性組織及北市委會、台中市委會、台南市委會、高雄市委會等地區性組織。

當解放軍橫渡長江，橫掃江南之時，解放臺灣的工作也被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早在當年春季，台工委就向各級工委組織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

為了能夠配合解放軍解放臺灣，在蔡孝乾的主持領導的下，台工委積極展開工作，除了採用統一戰線的路線，將組織滲透到國民黨軍政各界裡去之外，同時還不斷發動工潮和學潮，並利用臺灣人民的反蔣情緒，在各地建立武裝組織，成立“武裝工作隊”，以期發動起義，奪取政權。

當時的臺灣省工委甚至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議書》，稱“如果我們的攻台計畫，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台日期應以明年（1950）4月最為適當。”

此後，台工委又發出了題為“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的指示，“臺灣的解放更接近了，臺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為期是不遠的。臺灣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臺灣組織的任務是很迅速很切實地來準備力量配合解放軍作戰。”

然而也就在這種情況下，一場災難降臨了下來。

“四六學潮”後，有人在臺北臺灣大學校園散發地下黨的機關刊物《光明報》，該報很快呈至臺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處，數日後，蔣介石在陽明山士林官邸召開會議，痛斥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等，訓令嚴查“反動報紙”出處。

在政府遷台之前，臺灣島內的肅諜工作主要由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負責，1949年01月05日，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全銜改為“臺灣省警備司令部”，並由陳誠兼任警備總司令後，彭孟緝任警備副總司令，蔣介石曾一度召見彭孟緝，詢問有關共諜在台活動情形。而彭孟緝篤定地說“共產黨在臺灣的活動不成氣候。”

也正是彭孟緝當初的話語，使得如今當陳誠帶著這分極盡嘲弄國民黨之能事的公開刊物面報蔣介石時，蔣介石氣得連聲大罵彭孟緝不中用，並隨即下令召集當時三大情治機關：警備司令部、國防部保密局、黨通局改組成的內政部調查局（即中統）及憲兵等部門的負責人，要求限期破案。

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將這個案子交給了自己的手下谷正文來辦理。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山西汾陽路家庒人，谷正文是加入軍統後，起的化名。曾就讀於汾陽銘義中學，後考入北大。“九一八”事變後秘密入黨，成為學運積極分子，抗戰爆發後，投筆從戎，參加八路軍，在一次執行任務時被捕並叛變，此後折節成為“軍統局”華北區的一名特工。

由於熟悉華北情況，谷正文一直在北平、天津等華北地區活動。一九四六年，戴笠於岱山飛機撞山而死後，時任“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接任局長。毛人鳳在清點戴笠遺物時，發現戴笠在他的日記裡提到“郭同震讀書甚多，才堪大用。”由於毛人鳳一直是為戴笠的心腹，深知戴笠識人之能，故而對這個更名為谷正文的郭同震格外重用。

歷史一次次的證明，叛徒出身的特務對組織形成的危險最大，谷正文是這樣，顧順章也是這樣，還有李竹蓀、周光亞、傅勝蘭、胡天秋、黃雍、龔少俠等人，在國民黨的情報特務系統中，中共叛徒並更不少見，他們甚至為中統、軍統的發展做出過很大的貢獻。

谷正文在自敘中曾經這樣說過“我未受過情報工作專業訓練，不過，在共軍115師那段時間的歷練，卻使我懂得‘滲透’的概念，而我對共產主義理論的認知及共產黨員個性的體認，又使我在滲透活動上擁有許多便利……由於通貨膨脹，我所提出的條件是，一個月一袋麵粉。在當時，對學生而言，這一袋麵粉是一項很大的誘惑，所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便在親共學生團體內發展出一個為數二十二人的情報組織。這個種子隊，對我日後負責的各項反共情報任務，有著不可抹滅的功勞……真正有效的跟蹤調查，必須暴露自己，也就是所謂的滲透，和跟蹤的物件做朋友。”

當年在北平任軍統北平站“特別勤務組”組長時，谷正文利用飛賊段雲鵬實施夜間觀察，一舉破獲了中共北平地下黨的秘密電臺，台長兼報務員李政宣被抓並叛變，隨後谷正文又通過逆用這部秘密電臺的手段，掌握了西安情報組織的情況，逮捕了總台長王石堅，而王石堅的叛變又使得此案波及瀋陽、察哈爾、張家口、西安等諸地的地下工作，數十名地下情報工作者因此被捕，這其中包括國民黨保定綏靖公署少將作戰處長謝士炎、保定綏靖公署設計委員會中將副主任余心清等極為重要的人物。

北平和平解放前，谷正文還參與了密謀綁架傅作義的行動，並部署在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家中安放炸彈，導致何思源這位力主傅作義走和平道路的愛國人士在爆炸中身負重傷，其兩個女兒也不幸遇難。而隨後的刺殺陸軍大學校長楊傑案，也是谷正文的手筆，可以說，他是解放戰爭後期對中共情報組織形成威脅最大的國民黨特務之一。

時任國防部保密局上校偵緝組長的谷正文在領受了任務之後，立即去找了高雄站站長黃昭明，這個黃昭明早期曾是毛澤東擔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時代的學生，對於中共情報工作也是相對熟悉。1949年4月6日台大學生與臺北市警察局警員發生衝突，同年7月臺北的臺灣省郵政局員工發生請願風潮，谷正文、黃昭明等特務便是斷定臺灣有中共地下黨的活動，故而已經開始在著手實施偵破工作。

當時黃昭明正在安排其手下林建魂滲透進入高雄煉油廠的工會裡面，谷正文和黃昭明認為煉油廠工會是地下黨的一處重要的活動據點，或許林建魂能夠幫忙摸出一些《光明報》的線索。

然而從林建魂那裡並沒有能夠得到關於《光明報》的具體線索，這讓谷正文多少是有些失望的，不過他倒也不是一無所獲，至少他掌握到了台工委高雄支部的重要線索，以後偵破高雄地區的台工委案件，大抵都是循這條線索抽絲剝繭，而逐個破獲的。

在南下高雄無所收穫之後，谷正文準備另尋線索，可結果卻是得到一個消息，就在他去高雄的時候，警備隊抓到四名持有《光明報》的台大學生，這個消息讓谷正文激動不已，他隱約感覺到偵破此案的關鍵線索也許就在這四名台大學生的身上。

由於四名學生都說報紙是在路上撿的，故而此時已經被台大校長傅斯年保釋了，但谷正文並不相信，他決定約談四名台大學生，在谷正文認為:“在臺灣，真正瞭解共產主義的人很少，年輕人加入共產黨，往往只是一種盲目熱情的產物。”

果然，在審訊室裡，沒有採用嚴刑拷打，僅僅通過閒談的方式，谷正文就在二十四歲的台大法學院學生戴傳李身上找到了突破口。這幾名學生手裡的《光明報》是從戴傳李在基隆中學合作社當雇員的妹妹戴芷芳手裡得來的，而戴芷芳的有個姐姐，名字叫做蔣碧玉，她的丈夫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

鍾浩東，臺灣屏東人，祖籍廣東梅縣。原名和鳴，浩東這名字是丘逢甲先生之子著名愛國人士丘念台後來給他改的。鍾浩東的父親原名鍾鎮榮，是一個民族意識較強的愛國知識份子，由於不滿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壓迫，在報戶口時，出於一時氣憤，改名叫“鍾蕃薯”，在島內很有名氣。鍾的妻子蔣碧玉，原名蔣蘊瑜，也是丘念台為她改為蔣碧玉的。蔣碧玉原姓戴，後為臺灣著名抗日愛國志士蔣渭水收為養女，故改為蔣姓。戴傳李正是蔣碧玉的弟弟。

此時，谷正文判斷鍾浩東本是一名資深共產黨員，的確，谷正文沒有判斷錯誤，鍾浩東的確是共產黨員，他還是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鍾浩東利用工作之便，在基隆中學裡安插了許多隨國府撤退來台的共產黨員擔任教師，如羅卓才、張奕明，此外還積極在校內外吸收成員。而《光明報》則是基隆市工委會的宣傳刊物。

《光明報》始創於二二八事件之後，最初是一群臺灣熱血青年自發組織的讀書會，在學習研究馬列主義著作和研討臺灣時勢中，自發自印的一份刊物。後由中共臺灣省工委接手過來，在臺北編印，秘密發行。1948年夏，編印地點才轉移到基隆中學來。學校黨支部沒有直接擔負這一特殊任務，而由省工委成立了一個宣傳組，具體負責領導《光明報》的組稿、編排、印刷工作和分發。

就這樣，國民黨特務進入基隆中學內實施搜查，逮捕了羅卓才、張奕明等多名中共地下黨員，搜出印報器材及大量共產黨宣傳資料，鍾浩東也隨之被捕，鍾太太蔣碧玉也是地下黨，面對來勢洶洶的保密局特務，她大義凜然道“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臺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地死去！”

1949年12月11日，臺灣《中央日報》發佈省保安司令部消息：“本省奸匪秘密油印反動刊物《光明報》，已發行至二十八期。該報混淆聽聞，煽惑人心，經偵查破案，捕獲主犯張奕明（女，28歲，廣東汕頭人）、鍾國員（28歲，廣東蕉嶺人）、羅卓才（27歲，廣東興甯人）、談開誠（25歲，江蘇鎮江人）。除鍾浩東等十八人已送感訓，上述頑匪四人罪大惡極，已呈奉陳誠長官核准，依法判處死刑，於昨日執行槍決。”

整個《光明報》事件從開會到偵破，才不過一個多禮拜。這是國民黨敗退臺灣後，國共首次鬥爭，國民黨勝利了，而且一舉瓦解了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然而這個案子，不過才只是開頭。

當初鍾浩東被捕後，由於其在台工委內是中層領導，故而保密局特務認為很有價值，可是儘管飽受嚴刑拷打，但卻寧死不屈，直至最後也沒有屈服。

不過日以繼夜的訊問，卻也使得鍾浩東一度瀕臨崩潰，在神智恍惚間，他反問審問他的谷正文：“老鄭怎麼樣？

這句無心的話，立刻引起谷正文的興趣，老道的谷正文憑著他的直覺認為，這個“老鄭”是個大人物。，也許層級比鍾浩東更高，因為鍾浩東是縣市級委員會的負責人，那麼，老鄭可能就是省級的負責人。

“老鄭”就是蔡孝乾，但鍾浩東並未透露誰是“老鄭”，這引起了谷正文的注意。

此時的蔡孝乾正處於在其地下工作時期的巔峰期，他剛剛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而新中國成立後，又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他怎麼也不知道，一場災難正在當頭下來。

就在谷正文鍾浩東案偵訊到一半時，高雄組長黃昭明打來了電話。他說，林建魂滲透進入共產黨高雄市工作委員會，並在一次秘密會議之後，逮捕了高雄工委會的負責工運的李汾。

谷正文為了“釣大魚”，故意釋放了李汾。為求自保的李汾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送情報。李汾告訴谷正文，十月三十一日有一個重要會議，他的上級約他當晚七點鐘在高雄市農會門前碰面。谷正文立即著手佈置，就這樣高雄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陳澤民被捕。

保密局的特務們從陳澤民身上搜出記事本，裡面又出現了“老鄭”的名字，而這個名字之前鍾浩東提過一次，如今又出現在陳澤民的記事本上，而陳澤民又是中共臺灣省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是中共在臺灣的主要領導人物，這讓谷正文不由得去肯定自己的判斷，這個“老鄭”一定是台共組織中數一數二的角色。

儘管陳澤民不願意供出老鄭是何許人，他只說，見過老鄭幾面，對他最深刻的印象是有雙精明的眼睛，但谷正文絕不會輕易就這麼被蒙混了過去，他立即要求使用刑訊。

就這樣，在嚴刑逼供，陳澤民熬不住，被迫說出了老鄭落腳處的地址：臺北市泉州街26號。谷正文立即下令派出一組特務在屋內外隱秘處輪班守候，埋伏了整整一個多月沒有任何結果。

此時的蔡孝乾正處於在一種難以言表的情緒失落中，金門戰役的失利，令身處臺灣的蔡孝乾意識到，臺灣的解放，並不會如想像中那般順利。於是蔡孝乾派人到香港向中共華東局對台工作委員會駐港負責人萬景光提議要華東局提供武器和船隻，以便於由張志忠在臺灣組織遊擊隊實施武裝鬥爭，從而策應解放軍渡海解放臺灣。但華東局新成立的以舒同為書記的上海對台工作領導班子對臺灣省工委的提議卻是很不以為然，拒絕了提供武器，船隻的要求，只同意提供資金，並且明確提出要求，即臺灣黨工委的主要任務是保護自身的安全、組織不被破壞、保護國家財產不受損失。

令人至今不能理解的是，整個臺灣省工委當時在臺灣竟沒有配備一部電臺與華東局直接聯繫。所有資訊、檔案、經費的往來都是靠為數不多的地下交通員來傳遞傳達。

蔡孝乾對上級黨組織否決了臺灣省工委這一提議的決定感到很是不理解，當年台工委唯一倖存的交通員劉青石在回憶中提到蔡孝乾與華東局當時的關係時說：“頭一次萬景光說，解放以後臺灣的政治，主要是由大陸派去的幹部來主持，這一條後來覺得不合適，刪掉了。回去的時候，我是一五一十的跟蔡孝乾他說了，就說，頭一次說了什麼，第二次是什麼，內容變了，蔡孝乾挺不高興的，非常不高興。”

由此可見蔡孝乾對當時華東局在上海另組以舒同為首的臺灣省委一套人馬來接管臺灣黨的工作，不僅僅是感到很不理解，但卻是很不願服從，甚至是帶著情緒工作。

此時的蔡孝乾並不知道國民黨特務正在盯著自己，但他已經知道了陳澤民被捕，蔡孝乾聞訊後即派交通員劉青石赴香港向萬景光報警，並交代劉青石形勢危急，先避一下，暫時不要回臺灣，實在不行可以直接回解放區。然而此時，華東局派遣到臺灣來擔任華東局聯絡員的朱諶之（朱楓）正準備赴臺灣。

朱楓，原名貽蔭，小名桂鳳，後改名朱諶之，浙江省鎮海城關朱家花園人，出身富裕家庭，朱諶之在很年輕的時候已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抗戰期間還曾奉派在浙江金華協助時在臺灣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副主委的李友邦中將組建臺灣抗日義勇隊活動。194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調至中共華中局在上海的公開商業機構“聯豐棉布號”、“鼎元錢莊”以共方代表身份負責財務工作，後調至香港合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之所以派遣入黨僅四年且沒有多少地下工作經驗的朱諶之前往臺灣擔任華東局與“密使一號”及臺灣省工委之間的交通員，是因為朱諶之的女婿王昌誠是臺灣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一說是臺灣政警署員警廣播電臺台長段承愈），有很好的掩護身份。

1949年11月24日，朱諶之搭乘“風信子”號輪船自香港啟程，三天後抵達基隆港。在抵台後，朱諶之即與蔡孝乾見面。由於朱諶之從來沒有從事過情報工作。對秘密工作中一些攸關生死，必須時刻遵守的原則根本沒有深刻的認識，故而華東局指令，朱諶之在臺灣的活動需要部分接受當地黨組織的領導，在入黨資歷尚淺的朱諶之面前，有著數十年革命鬥爭經驗的蔡孝乾就是領導者。

在蔡孝乾的安排下，在1949年12月初的時候，朱諶之持組織介紹信與“密使一號”接上關係，這個神秘的“密使一號”就是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

吳石，原名萃文，字虞薰，福建省閩侯縣螺洲鄉人，早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後為國民革命軍第四師處長，北伐時期任北伐軍總參謀部作戰科科長，1929年赴日本留學，回國陸軍大學任教，與桂系、粵系之間的關係甚佳。抗戰爆發後，在白崇禧的推薦下，吳石任第四戰區中將參謀長。

正是在此時，吳石與二十餘年前的老友吳仲禧相逢，曾任第四戰區長官部軍務處處長和韶關警備司令、第四戰區中將軍法執行監的吳仲禧其實早在抗戰之前，就已經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隱蔽在國民黨軍隊的上層做地下工作。

正是在吳仲禧的引領下，吳石最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在1948年參加民聯，與中共華東局直接建立聯繫，在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期間便是積極準備起義事務，然而在被發表為國防部參謀次長之後，他卻是毅然決定前往臺灣，繼續從事秘密工作。

1949年7月，吳石由福州經廣州輾轉到香港與吳仲禧會面，這次會面中，吳仲禧曾請他考慮，到臺灣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但吳石堅決表示，自己的革命的確太晚，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麼。為了避免嫌疑，他將攜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小兒女一同去臺灣。留下大兒子韶成，大女兒蘭成在大陸，並請吳仲禧代為照顧。為了能夠有效的展開工作，吳仲禧將老同事、原第四戰區副參謀長陳寶倉中將介紹給吳石，安排其隨吳石去臺灣，以充當助手。

吳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組織給他的代號為“密使一號”，在解放金門和舟山群島的戰鬥先後失利之後，解放軍清楚的認識到，解放臺灣遠要比想像的困難，而要想成功解放臺灣，首先就得有充分的情報。朱諶之赴台與吳石聯繫，就是為了取得一批有價值的情報。

朱諶之以“陳太太”的化名從吳石將軍家中取得的情報，可以說，全是絕密的軍事情報，包括有《臺灣戰區戰略防禦圖》，最新編繪的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臺灣海峽、臺灣海區的海流資料，臺灣島各個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海軍基地艦隊部署、分佈情況，空軍機場並機群種類、飛機架數，甚至還有《關於大陸失陷後組織全國性遊擊武裝的應變計畫》這樣的情報。

此時的朱諶之並不知道島內的形勢有多嚴峻，此時的她已經是順利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但也就在這個時候，她得到了上級的指示：“速回”。

於是朱諶之便讓女兒買了返香港班輪的船票，還順便托一位商界朋友給在上海的親人們捎回一張便箋，“鳳將於月內返里（朱楓在家小名桂鳳）1950年1月14日。”

然而此時的朱諶之萬萬沒有想到，厄運正在向她逼近。在1949年12月的時候，華東局在聽取了從臺灣回到香港的台工委交通員劉青石的彙報，得知臺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被捕的消息後，便已判明蔡孝乾有暴露的危險，即委派劉青石趕回臺灣，安排蔡孝乾務必於十日之內緊急撤回大陸，同時給朱諶之下達了“速回”的指示。

劉青石回到臺灣後，首先聯繫上了蔡孝乾，傳達了上級組織的指示，並通過關係為從海路撤出備好船，然而直到約定開船時，蔡孝乾都沒有出現，此後劉青石雖然四處尋找，但都不見蔡孝乾的身影。

蔡孝乾哪去了呢？1月1日這天深夜，他在住處被埋伏於此的保密局台籍幹員張青杉所逮捕。

當時此刻無論是谷正文，還是其他的保密局特務，都並不知道這個“老鄭”就是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在臺灣地下黨的最高負責人蔡孝乾。

谷正文回憶第一次審訊“老鄭”時的場景時，這樣說到：“當時，蔡孝乾是一個相當自負的中年男子，在他心裡，總認為共產黨很快就會將奄奄一息的國民黨趕入海中。而在解放臺灣的任務上，居功最大的，無疑地便將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無法相信自己竟會落入國民黨手中這件事。”甚至他還承認：“我並不期望這種友誼攻勢很快就能收買蔡孝乾，因為我瞭解，他和台大四名學生不同，他的黨齡很深，黨性很強，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點之前，友誼攻勢的效果是有限的。不過，我並不心急，只要他——我直覺他若不是台共的頭號領導人，至少也是領導人的左右副手——在我手中，肅諜的工作很快就會結束了。”

正是出於這種心態，在臨時奉命南下高雄佈置大搜捕時，谷正文在把老鄭移交手下特務牛樹坤審訊時，還特意交代儘量滿足老鄭要求以籠絡他。一周後的一天中午，老鄭藉口帶牛樹坤去臺北博愛路電信總局抓一施姓連絡人，雖然逃脫未果，但在當晚他利用牛樹坤等特務急功近利心理，又藉口往臺北市武昌街指認施姓連絡人的住處，趁夜成功逃跑。

蔡孝乾設計逃脫，先是與其妻妹兼情婦馬雯鵑寄居於臺北中山市場地下黨員黃天的家中。隨後設法找到朱諶之和劉青石，告之目前局勢危險。

此時臺灣已經實施戒嚴，海空進出臺灣的通道全被關閉，在緊急關頭，從香港回來負有安排蔡孝乾撤回任務的交通員劉青石向蔡孝乾和朱諶之建議從自己安排的秘密通道撤出，但朱諶之則認為原用的舟山通道可靠，且有吳石將軍可幫忙開出通行證，而蔡孝乾也相信朱諶之的交通管道可靠，更重要的，是私下打算通過朱諶之找吳石，一併為自己的情婦馬雯鵑弄一張《特別通行證》，屆時一起返回大陸。於是蔡孝乾將其小姨子化名“劉桂麟”的資料及照片交給朱諶之去辦證。

就這樣，應華東局特派交通員朱諶之的親自要求，吳石將軍為朱諶之、馬雯鵑冒險簽發了《特別通行證》，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兩張《特別通行證》最後竟變成了保密局坐實吳石通共的有力證據。

南下高雄的谷正文在得知老鄭脫逃火速趕回臺北，此時蔡孝乾在逃，但他卻是留下一堆線索，特別是被捕時保密局從他手裡拿到的公事包，包內的記事本上的一串名單中有“吳次長”三字。

“吳次長”，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除了他還能是誰？此時的谷正文很想抓住那跑掉了的“老鄭”詢問個究竟，畢竟吳石的身份太敏感了。

吳石身居高位，參謀本部的次長，主管軍令，最主要的是，陳誠是他在保定軍校的同學，時任參謀總長的周至柔則是吳石的密友，對如此的重要人物，保密局自然頗多忌憚，不敢輕舉妄動，以至於竟然“無人敢負責追查吳石事，經毛人鳳局長報告蔣總裁，亦僅含糊其辭”

可是案子的直接證據指向了吳石，保密局又不能無視此事，於是向參謀總長周至柔彙報了詳細案情，在聽取了毛人鳳的彙報之後，周至柔做出了“先取證據，再辦吳石”的指示。

按照周至柔的這一指示，保密局決定在這個線索上展開對吳石的偵查。谷正文以“吳石任國防部史政局局長時的老部下”這一假冒身份親自前去拜訪吳石的夫人王碧奎，偽稱“前在史政局，多蒙吳先生提拔，今上邊令查吳石先生之案，已取得人證，吳先生為軍人，如身負此案，必遭死刑，何不夫人自稱吳先生不知此人，自己負責，婦道人家，交錯朋友，並不知其共黨身分，當然不會成為重大案子”。

就這樣，谷正文以關心為幌子，套出了吳石曾見過朱諶之的線索。

本來，在筆記中用真姓實職記錄重要聯絡人，就是隱蔽戰線的大忌。而作為老革命的蔡孝乾，是不應該犯如此低級的錯誤的，很顯然他的這一低級錯誤讓壯志未酬的吳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但其實，蔡孝乾並沒有直接與吳石發生任何關係。他僅是從朱諶之的彙報中得知“吳次長”的存在，並將其記在筆記本上。雖然他在被捕後，也沒有供出朱諶之和吳石，但他卻為保密局留下了許多具體線索，除了包括寫有“吳次長”字樣的記事本，最矚目的是一張十元的新臺幣鈔票上，寫著兩個電話號碼，一個是季小姐，一個則是朱小姐。季小姐是張志忠的太太季澐，而朱小姐就是朱諶之。保密局正是通過這些線索發現“吳次長”和“朱小姐”乃至共產黨有著有某種關聯，因而循跡追查的。

而朱諶之也有錯誤，她的問題在於她來台後違反了情報工作“單線聯繫”的原則，向蔡孝乾透露了與吳石聯絡的任務，而且在緊急撤離的時候，當蔡孝乾要求她違規動用吳石的關係幫助撤出自己的情婦時，朱諶之又去照做了。這就讓吳石與台工委不明不白的扯上了關係。

此時，吳石這邊也感覺到了情況的不對味，1950年2月2日，保密局的一系列行動讓吳石懷疑台工委內部有人已叛變，於是他派自己的親信東南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長聶曦前去聯繫朱諶之，建議其迅速離開其女婿住所，轉住進臺北阿里山大酒店，以等待進一步的安排。

兩天後，在拿到吳石為其冒險簽發的《特別通行證》後，朱諶之乘坐海軍的交通船從基隆前往浙江定海，住在其前夫的女兒陳志毅親戚家中，準備待機撤回大陸。

而蔡孝乾則是根本沒有去取吳石為馬雯鵑簽發的的《特別通行證》，而是在1950年2月6日，蔡孝乾攜馬雯鵑潛離臺北，藏身於嘉義縣奮起湖的一戶林姓醫生家。

但是蔡孝乾絕不知道，他第一次被捕時，交代的兩個看似無關緊要的資訊，卻在這個時候，如同定時炸彈一樣的爆炸了。當時他供出了地下黨員劉晉鈺及臺灣省工委武裝部長兼組織部長張志忠的地址-臺北大公園衡陽路中西大藥房。

2月7日，也就是蔡孝乾潛離臺北的次日，保密局在臺北大公園衡陽路中西大藥房二樓逮捕了張志忠，而最重要的是，谷正文通過提審劉晉鈺，得知擔負華東局與臺灣省工委之間聯絡工作的交通員是住在王昌誠（一說是段承愈）家中的朱諶之。在保密局的詢問下，王昌誠提供了朱諶之在舟山定海的住處。

隨後，保密局蘇浙站站長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處處長兼舟山防衛部稽查處處長莊心田根據臺北的通知，在定海將朱諶之逮捕，時間是1950年2月18日。

年輕時曾加入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並化名李國棟（一說化名沈輝），經西安到延安，進入中共紅軍大學，畢業後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書，所以有“沈之岳曾任毛澤東秘書”之說。後在皖南事變中，於新四軍工作的沈之岳被捕，並隨後加入戴笠系統的軍統局。

還有一種說法是，沈之岳在1933年入復旦大學就讀期間，就加入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特務員，送入浙江警官學校接受訓練，後以李國棟之名，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週邊地下組織，抗戰爆發後，沈之岳偽裝為中央大學學生，化名沈輝，以助手身份倍同中大教授到延安考察，要求留下來“參加革命”，並通過共軍保衛部門的審查，隨後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度進入中共中央機要部門擔任收發工作。皖南事變後，沈之岳重返軍統。國民黨退守臺灣前，其出任保密局蘇浙情報站站長。

對於沈之岳的經歷，國民黨稱沈之岳早是戴笠手下、奉命潛入共產黨，還有人說沈之岳其實就是共產黨、為共產黨在臺灣至死未被發現的重大臥底之一，也正是如此，他派人潛回蔣家故鄉奉化，將蔣母墓、豐鎬房、報本堂、雪竇寺的諸多景物拍成照片，獻給蔣介石，才得以順利升職，還有人說他曾從澳門進入中國大陸，其實就是扮演著國共密使的角色。

但不管怎麼樣，沈之岳確實逮捕過李登輝，而且還審問過李敖，其晚年多次回大陸探望親友，甚至到大陸“治病”期間曾受中央高層接見，並獲題字稱其“一事二主，兩邊無傷”。

他也確實曾親手在定海抓捕並參與審訊朱諶之，而且在事後曾出回憶錄談及當時的整個過程。

朱諶之被捕之後，國民黨特務在她身上搜出的一個火柴盒上發現有一個臺北的電話號碼，經查證，這個號碼是吳石家的電話。

而另一個方面，保密局也在抓緊搜捕蔡孝乾，憑藉蔡孝乾第一次被捕時，從他身上搜得的馬雯鵑的照片，特務們在警務處梳理所有申請離台者的照片時，在已批准出境的檔中，篩出一份署名“劉桂麟”的出境證，“劉桂麟”與馬雯鵑的照片完全一樣，這意味著，馬雯鵑就是“劉桂麟”，“劉桂麟”就是馬雯鵑。

谷正文在研究發現，這張出境證是以軍眷名義申辦的，稱係高參劉永渠之女，欲離台赴定海。不過最重要的是，文件上夾帶的還有一張托辦出境證者的名片，是東南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長聶曦的。於是就這樣，所有的線索也就全都指向了吳石。

而定海方面，朱諶之被捕後，其意識到在劫難逃，於是她在羈押時，從大衣肩襯中剝出金鐲，並取下貼身的金鎖片，分四次把有二兩多重的黃金吞服，以求自殺。這位寧死不屈的女性用這種痛苦的死亡方式來結果自己的生命，但她最終沒有能夠成仁，在被發現自殺之後，她被緊急送醫，並取出吞下的金物。

關於此事，谷正文在他的回憶錄中曾這樣寫到“……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朱匪于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效法之處……”

儘管自殺未遂，但朱諶之至死也沒有屈服，雖然保密局對她實行“生活上優待、談話上安慰、接觸上溫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勸降方針，但她最終也不曾屈服。

有英雄也有狗熊，有好漢也有孬種，譬如被捕的張志忠，雖然據說“未供一人，未供一事”，甚至被臺灣情治機關讚歎為“在台共黨員兩千餘人中，可稱唯一硬漢”，但實際情況似乎並非如此。據說張志忠當時深恨蔡孝乾對他的出賣，於是提供了台工委的秘密聯絡點地址。而保密局據此於臺北中山北路、長安西路口逮捕地下交通員黃天，經過嚴刑拷打，黃天最終供出蔡孝乾的藏身地：嘉義縣奮起湖，

1950年3月1日，蔡孝乾在嘉義奮起湖與馬雯鵑一起再次被捕，一周後，這位台工委書記、臺灣地下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便徹底叛變。他除了供出了吳石，朱諶之的真實身份之外，還向保密局透露出了省工會宣傳部長洪幼樵即將搭乘四川輪偷渡離台的一事。

正是依照蔡孝乾的口供，1950年3月2日，保密局正式逮捕了吳石自夫婦，兩天之後，洪幼樵被抓獲，至此中共臺灣省工委“四巨頭”：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全部被捕，“密使一號”也被挖出。

蔣介石原是不願相信吳石與臺灣省工委案有關的，但當保密局將吳石涉案的完整材料上報時，他卻是極為驚訝及震怒，遂命由蔣鼎文上將擔任審判長，由二名中將韓德勤、劉詠堯，一名少將曹秉麻、一名上校宋膺三等人組成高等軍法合議庭進行審訊。

而聯勤總部第四兵站中將總監陳寶倉、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長聶曦上校、原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一處中校參謀方克華，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五處中校參謀江愛訓，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第四處中校參謀林志森、參謀次長隨從副官王正均等人也先後被捕。

1950年的6月10日，吳石案的宣判，根據蔣介石親批，軍事法庭宣判將吳石、陳寶倉、聶曦、朱諶之即刻四人押往刑場槍決。

而與此同時，更大規模的逮捕行動隨即開始，據不完全統計，蔡孝乾投靠國民黨後，共有四百多人以“匪諜”罪名被抓捕，不肯屈服者都遭處決。此次大破壞使得中共臺灣省工委幾乎遭到毀滅性打擊，組織幾乎全部瓦解。1952年，隨著台工委建立的武裝根據地的最後一個：“鹿窟武裝基地”在保密局特務會同軍警的進攻下被摧毀，中共在臺灣的地下情報工作徹底陷入到低潮期。

中共臺灣省工委之所以遭受如此大破壞，有對解放軍渡海時間估計過於樂觀和島上迴旋餘地小等客觀因素，但主觀指導失當及領導者個人品質是主要原因。保密局檔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對本案綜合檢討”說：“共匪各級組織基礎與忠實程度，均不夠堅強，一經破獲追捕，即全面動搖，終至瓦解。台共與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聯繫，與匪華東局聯繫，亦時斷時續，迄‘台省工委會’破獲時止，其電臺尚未建立，即可概見。匪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領導之台中謝雪紅部，及嘉義之張志忠部，因無法聯絡配合，又互存依賴心理，各自為戰致遭全部覆沒。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之所以說是個人品質有很大關係，是因為蔡孝乾的確不是個合格的情工人員，當時，剛剛從日本殖民時期光復的臺灣因為數十年來日本殖民當局的建設，而經濟水準遠高於大陸，從延安返回臺灣的蔡孝乾在這種環境下，開始癡迷於生活享樂、

谷正文在回憶曾經這樣寫到蔡孝乾被捕後的情況“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等幾名地下黨幹部被捕之後，曾在牢房中集體批鬥蔡孝乾。張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駡，指責他生活腐敗，引誘14歲的小姨子；侵吞一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廳吃山珍海味，吃過晚飯上永樂町看戲……完全是一副資產階級的嘴臉，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臺灣的領導人。”

而谷正文本人在在評論蔡孝乾時說：“一個人說話是不是誠懇，從他的雙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來。而蔡孝乾被捕後的最初幾天，應訊雖然大方，但是眼神卻閃爍不定，所說的內容大抵不著邊際，這點，我暫時不與他計較。從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質生活，這種人，如果能充分滿足他的物質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個時候，他什麼話都會說。”他在評價台工委失敗原因時，一針見血的指出：“我認為，共產黨在臺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行跡過於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

谷正文還這樣評價當年的台工委瓦解一案，他認為如果共產黨派來臺灣領導地下黨的人，能有幾分周恩來或者羅榮桓的才氣，那麼國共在島內這頁隱蔽戰線鬥爭史，恐怕要改寫。

的確，當年那短短的幾個月裡，台工委的工作出現了太多太多的失誤，甚至派來擔負聯絡員的朱諶之犯下了不少的錯誤，當年國民黨方面所有參與破案的人都認為，吳石將軍實際上是因朱諶之犯了秘密工作中的大忌而被暴露的。保密局檔案稱：“朱匪因與匪臺灣省工會書記蔡孝乾及嚴秀峰等女匪幹聯絡，暴露身份，致遭失敗，影響匪幫之‘策反’ 即搜集情報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實緣發生‘橫的聯繫’，所構成之嚴重錯誤。”

國民黨特務之所以這樣認為，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擔任聯絡員的朱諶之在1949年12月份抵台後即積極地頻繁造訪吳石家，一個月內竟達六七次之多，而與此同時，她又接受蔡孝乾的指示，至少還聯絡了劉啟光的夫人屠劍紅，李友邦的夫人嚴秀峰，臺灣省工委的劉晉鈺等地下黨員。這是因為她對情報工作認識不深，經驗不足，才使得自己不經意的為敵方日後的偵破留下了太多的線索。

而國民黨特務正是循著這些線索，捕殺了不少共產黨員，嚴秀峰因為朱諶之的原因而被捕入獄後，其夫李友邦中將在1951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上被蔣介石當場命令憲兵逮捕，並在1952年4月22槍決。之所以命令逮捕李友邦，蔣介石的理由是：“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會是奸匪；但是，反過來，太太是奸匪，那麼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正是依靠著這種“寧可錯殺”的理由，國民黨最終在臺灣站穩了腳跟，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跨越海峽兩岸的情報戰依然在延續，而有意思的是，當年曾因親手兩次抓獲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而出盡風頭的保密局台籍幹員張青杉，事後立功升職。幾年後響應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號召，帶領一支特工摸上福建，旋即被民兵抓獲，關了十幾年。而正是他的交代材料，才使得當年轟動一時的“吳石案”清晰的浮現在人們的眼前。

當年，毛澤東主席曾以一首為五言絕句“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詩贊隱蔽戰線英雄。

當年，在刑場之上，吳石將軍吟誦著“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一詩慷慨就義。

今日，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內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上的豐碑，無聲地訴說著他們的功績，記錄著這些英雄們戰鬥在隱蔽戰線，直到“用熱血映紅黎明前的天空，用大愛與信仰鑄就不滅的靈魂”的最終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