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與幻滅——記林昭及其父母的悲劇
陳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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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反右浩劫中，“北大”新聞系的學生有七、八十人被打成右派，幾致全軍覆沒。其中罹難最深、結局最慘者是一個未出茅廬的女青年——林昭。她的罪名是支援右派分子的觀點、宣揚良心與組織的矛盾。對風靡全國的現代迷信活動絕不屈服。終於被“引蛇出洞”，戴上右派帽子。但與衆不同的是，林昭從此再不回頭，心甘情願地背著“頑固不化”的桎梏，爲表達真理必勝而忍受非人的折磨。別人都勸她識時務，雞蛋碰不過石頭，她嗤之以鼻，而更加意氣風發，橫眉怒對千夫所指，糞土當代左派名流。她以上萬言書、寫血書、高唱《國際歌》、絕食等等行動，堅決要以雞蛋之身去碰石頭。林昭劍及履及，義無反顧，終於由右派蛻變成“死刑犯”。1968年4月29日犧牲於上海。
13年後，“四人幫”垮了台，新華社記者以憤怒之筆公佈了林昭死難的消息，並傳出了林昭死後由家屬支付5分錢子彈費的天大奇聞。這種比中世紀更野蠻的暴行，全國爲之震驚，成了“四人幫”必垮的罪證。
時光如今又過去了十餘年，林昭的事迹在“北大”百年校慶紀念的前後，全國多家報刊從林昭的光芒中，發現了她高貴絕倫的品質，林昭似乎又從黑暗的夜色中向人們走來，正如她的北大同學張元勳所評價的那樣：“在1957年的‘北大’人中，能夠符合魯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標準的，恐怕只有林昭一人。”
林昭的精神是什麽？概言之：“如無自由之思想，獨立之意志，毋寧死。”
林昭在獄中曾寫了一首《家祭》，懷念她的舅父與母親：
“三十七年的血迹誰復記憶？死者已矣，後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淚。舅舅啊！甥女在紅色牢獄裏哭您！在《國際歌》的旋律裏，我知道教我的是媽，而教媽的是您”——這是林昭立志革命的思想根源，否則她完全可以審時度勢，何至死於非命？
林昭，蘇州人氏，原名彭令昭，又名許蘋男。林昭的舅父許金元，是大革命時期中共蘇州黨的負責人之一。1925年的下半年，中共江蘇省委派侯紹裘、張聞天、葉天底到蘇州開展工作，侯對外的身份是蘇州私立樂益女子初級中學的教導主任，在黨內擔任蘇州地委書記，同時又是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的常委。侯到達蘇州，侯即介紹許金元參加中共及國民黨。侯於1926年赴滬，由黃震漢接替他的工作。據黃震漢回憶，當年黃和許二人白天在三元坊開國民黨黨員會議，晚上則在許金元家開中共黨員會議，兩邊會議都由許主持，黃則秉侯紹裘的指示作政治報告。1926年的下半年，葉天底、許金元領導了一次絲廠的罷工活動，罷工失敗後，蘇州地方實力派迫使樂益女中的校長解聘了侯紹裘。到1927年“四一二”國民黨叛變革命，共產黨員紛紛被捕，許金元、葉天底分別在南京、杭州遇難。直到1945年，蘇州的報紙刊出了許金元等七人因堅不投降而被國民黨殺害，並將屍體沈入長江的消息，家中才證實了許金元的死訊。（解放後許金元被追認爲烈士。）
許金元犧牲時，其妹許憲民（林昭的母親）還在蘇州景賢女中讀書。當時的中學生鑒於國難深重、國事日非，頗多過早地萌發報國之志，加之許憲民又受乃兄許金元的熏陶，16歲便跟隨乃兄參加種種進步活動。如張貼標語、散發傳單、開會時把門望風等等。據馮英子同志說，當時許似乎和“中央”有關係，是蘇州城裏第一個穿軍裝的革命女性。國共分裂後，許憲民仍敢說敢爲，成爲社會矚目的新女性。許憲民後來嫁給彭國彥，彭是吳縣縣長，在夫人的影響下，彭多次爲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開脫，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念及此事，深感謝忱。
許憲民由青年而成爲少婦後，仍矢志愛國救亡。“九一八”事變後，許憲民在蘇州奮起行動，她和馮英子、項堅白、謝如玉等人積極從事抗日活動，如開展演劇、歌詠、讀書會等，並和女同胞們發起成立蘇州婦女會，吸收大量女青年參加，進行宣傳、組織、救護和戰地服務訓練等工作。吳中婦女，代有人傑，許憲民可算得上是一位巾幗英雄。
作爲母親的許憲民，給女兒林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蘇州淪陷後，許憲民從後方輾轉回到故里，將兩個女兒寄放在蘇州濂溪坊娘家。孩子們難得看到她幾次，而且往往是夜間來，當夜就走，有時孩子睡著了，甚至連孩子也不敢叫醒。林昭到日後才知道母親是重慶派到淪陷區工作的人，職務是三戰區上海滬凇三區專員。許憲民後來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其間，受盡了日本憲兵及“76號”特工的刑訊折磨，最後逃脫厄運，保釋出獄，旋即返回重慶。許作爲淪陷區的見證人，到處作演講、報告，控訴日寇與汪僞的罪行，一時成爲抗日名人。日本投降後，許憲民全家回故鄉團聚。由於許已頗有人望，回鄉後即擔任蘇州縣銀行董事，《大華報》總經理，及蘇福長途汽車公司董事長。……許憲民功成名就，但不改初衷，到處爲民排難解紛，招惹是非。當時蘇州曾發生一樁轟動的大案，有個小學女教師常東娥被人強姦後殺害，常母到處爲女兒呼號伸冤，但兇手有“軍統”特務作背景，因此官司無從打起。此時許憲民挺身而出，在《大華報》上進行揭露，憤怒譴責兇手的暴行，兇手以匿名信及郵寄子彈進行恫嚇，許憲民不爲所動，終於使常女獲得昭雪。
此外，馮英子此時在蘇州創辦了《大江南報》，該報爲蘇州大亨嚴欣琪所嫉恨，必欲致該報於死地，馮英子奮起迎戰，也得到不畏強權的許憲民的支援。該報的記者鞠盛被當地的特務以“中共週邊組織‘群社’分子”爲罪名，予以逮捕，在許憲民的全力營救下，鞠被釋放出獄。
1946年，國民黨舉行僞“國大”競選，在史良的支援下，許憲民參加競選，當選爲“國大”代表。在此合法的名義下，許憲民更加敢作敢爲，當時，蔣家王朝已面臨末日，中共華中局社會部派出石雲等同志到蘇州開展策反工作，經有關人士聯絡，許憲民欣然接受合作。她慷慨解囊，資助了建立地下電臺的經費，並提供了收發報的場所。此外，許憲民又提供了不少策反物件，最重要的是與僞省長李士群部下的特工總部二處處長胡君鶴拉上了關係，胡是原中共共青團團中央書記，其妻趙尚芸是東北著名抗日英雄趙尚志的妹妹。胡於1932年12月在上海被捕，經嚴刑拷打後叛變，擔任“中統”要員，胡參加合作後，提供了很多重要情報。解放後，胡隨楊帆到上海，經中共有關方面批准，任命爲“情委會”主任。胡君鶴作了很多貢獻，但最終卻成爲潘、楊冤案的導火線。此外，許憲民還介紹了刺殺軍閥孫傳芳的女傑施劍翹與石雲見面。施表示可以搞到凇滬警備司令部作戰區的情報。這些關係都分別上報，受到楊帆的重視。許憲民提供這些關係是冒著生死風險的，但她從不計較得失，竭盡全力爲解放上海貢獻一切。也是爲了繼承乃兄許金元烈士的遺志而了卻自己的心願。
林昭就在這種家庭的影響下逐漸成長。她耳聞目睹母親的見義勇爲的行爲，從小已樹立了跟共產黨幹革命的堅強意志。此時，天下大亂，解放軍過江在望，蘇州城廂籠罩著一片恐怖的氣氛，林昭勇敢地瞞著父母，自己尋覓光明的火種。她參加了與地下黨有關係的“大地社”，到處宣傳黨的政策，當時竟有人說她是“小神經病”。她的積極、大膽、不計生死，終於使她上了蘇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單。
蘇州解放後，林昭自然便像脫繮野馬走出家庭，參加她日夜嚮往的革命隊伍。她頂住了父母要她讀大學的壓力，甚至寫出“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弔
孝”的決心書。從而跨進了革命的搖籃——惠泉山下的“蘇南新專”。從此，林昭一往無前，決心跟定共產黨永不回頭。
在“蘇南新專”時，由於鐵心幹革命，對黨是一片赤誠，真實“爹親娘親不如黨親”，爲了表示階級覺悟高，竟至“大義滅親”來揭發母親。她參加“土改”時，因爲當時工作隊都發了槍，一次，一個男同學試放了一槍，林昭嚴厲地教訓他：這是用來消滅階級敵人的子彈，浪費了就是犯罪。對方並不就此覺悟，林昭急得直哭。二十年後，真沒想到，其母真的付了五分錢的子彈費，眼睜睜地看著親生女兒的被鎮壓。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最高分考進了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她欣喜若狂。不久，她便深得教授們的讚賞。後又成了北大《紅樓》詩刊的編委。林昭的大學生活，使她在學術上突飛猛進，思想上迅速成熟。但多次政治運動的經歷，尤其是對《武訓傳》、“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批判，使她對以往深信不疑的信仰開始了反思。因此在“大鳴大放”時，當她讀到北大中文系張元勳所寫的大字報《是時候了！》，立刻引發共鳴，捲進了鳴放的洪流。可是，張元勳絕沒想到，他會爲此而被判刑8年；曾爲張元勳申辯的林昭，也因“參加張元勳反革命集團”，“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及“寧進監獄的反動立場”等罪名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林昭一經打入牛鬼蛇神之列，她的思想終於再一次發生突變。從此，她對現實社會不再存幻想，由於自己的理想主義破産而逐漸以經驗辨別是非。她理直氣壯地寫信給當時北大校長陸平，公然聲稱，在軍閥統治下的時代，蔡元培先生尚能爲學生仗義執言，你爲什麽不能？
此時，她又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要靠自己的力量進行抗拒，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能仰賴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打開，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
由此可以看到林昭已從極左思潮中掙扎站立起來，覺悟到人是應該有自由的思想，獨立意志的。“要自己解放自己！”——這種離經叛道的思想不僅直指當時風靡全國的現代迷信活動，而且具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光芒。
林昭的轉變，表現在對已往家庭的關係上，也一反常態。在極左思想占上風時，她對父親彭國彥，一向劃清界線，稱其父是反動官僚。當她反思後，發現了乃父的耿直孤高，一生廉潔奉公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品質。她開始內疚，並對父親産生了親情與敬仰。
彭國彥是國民黨官僚中的一員。但，他卻是國民黨官僚中的“醜小鴨”。彭不是靠攀附而當上官的，他是靠真才實學考上的“縣太爺”。30年代初，葉楚傖在江蘇主政時，發起考選縣長的舉措，彭國彥以頭名成績獲選，放任吳縣縣長。彭是一個傳統士大夫式的書生，曾留英塗金，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氣息，因此一上任，便公正從政，秉公辦事，甚至釋放了一些共產黨人。但此人書生氣十足，與國民黨治下習氣無法融合，他多次拒賄，開罪了頂頭上司，又斷了下面財路。因此，做了兩任縣長，便賦閑回家。諺云：三年窮知縣，十萬雪花銀。但彭氏回姑蘇，只落得兩袖清風，一身清白，依然是一個窮書生。日本投降後，彭氏任中央銀行專員，應是一個財源滾滾的美差，當時物價飛漲，黃（金）白（銀）獨秀，中央銀行有不公開的福利規定：行員皆可定期分得小金條一塊，轉手就可獲利頗豐。而此君卻認爲此乃不義之財，竟堅決拒受。
在父親眼裏，林昭是他寄予希望的天才。林昭幼時天資聰慧，對文學有特殊的穎悟力，在學校讀書，經常跳級，作文考試屢屢名列前茅。彭國彥因此期望女兒成爲現代的班昭，故取名“令昭”。可他萬萬不能料及，在極左思想的主宰下，女兒竟連老父的姓氏也會抛棄，以示劃清界線。
父親的形象在林昭的眼裏恢復了正常，而整個中國卻變得反常：接連的大折騰、大躍進、大煉鋼鐵、大饑荒、大逃亡，加之大說假話，冤獄遍地，連彭大元帥也難倖免。國家形象被扭曲，國民經濟漸趨崩潰之勢。這時的林昭傷時憂世，滿腔孤憤，她批判共産風，爲彭德懷鳴冤，寫信建議學習南斯拉夫的經驗……結果又成爲新的更駭人聽聞的罪證。於是厄運連連：1960年10月以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被捕；1962年3月准予“保外就醫”回家，同年12月以擴充反革命組織罪再次收監，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在兩次入獄期間，林昭已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她的自由思想、意志，在極左路線的統治下，已無法存身。在她的靈魂深處，舅父、母親以及父親的高大身影使她真正受到震動！不自由，毋寧死，對林昭來說是唯一選擇。因此，她拒絕悔改，拒絕“保外就醫”，視監規如等閒，對20年徒刑的判決，她公然聲明對其藐視，並表示“以此自傲”，“應該作得更多以符合你們的要求”。
就在林昭兩次入獄期間，她日以繼夜奮筆疾書，被剝奪了拿筆桿子的自由，便以血書明志。1963年秋，當西風乍起，黃葉飄零，風雨淒切之際，林昭有感於和鑒湖女俠秋瑾悲涼身世得相似，就借秋瑾的斷句爲韻，寫出了立志成仁取義的《秋聲辭》，其中：“狐鼠縱橫山嶽老，脂膏滴瀝稻粱貧。”“夜夜腸迥寒蛩泣，丹心未忍逐春磷。”“劫裏芳華不成春，秋風秋雨愁煞人！”。這和同一時期所風行的那種到處鶯歌燕舞的大手筆相比，誰更具有真實性？豈非不言自明。又如：“憂樂蒼生夙願真，壯懷激烈照天陳。吞氈誰復思漢侯，蹈海我終不帝秦。”“浩歌慷慨奪江津，最是知音吊五倫”（地富反壞右）“莫笑狷狂喬作態，秋風秋雨愁煞人。”則更是心宇浩茫，攝魂奪魄之作。再如《自誄》一詩中有：“惡不能輟，憤不忍說，節不允改，志不可奪，書憤瀝血，明志絕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鐵；自由無價，生命有涯；甯爲玉碎，以殉中華！”等句，簡直是擲地有聲，決心犧牲的宣言書了。再如：《血詩題花》：“祗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汗慚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滄桑！”都明白地揭示林昭光照天地、氣貫長虹的自由、民主的思想。這在同時代中，又有誰能寫出這樣貼切萬衆心靈的詩！又有誰敢於公然作出如此強烈的靈魂的呼喊！
然而，林昭的詩才還不足以顯示她反抗的全面性。她在獄中所寫的《給人民日報的公開信》，則可說是代表林昭的思想、勇氣、才華的劃時代的作品，是和“四人幫”及現代迷信作對抗的當之無愧的正氣歌。
林昭的人生歲月多麽短暫，她的人世歷程遠不似她父兄輩的經歷，但取得了足以成爲他們代表的資格，這就是林昭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深究下去，可以發現是“五四”精神的再現，是父兄輩歷經整個世紀所爭取實現的，由中國文化歷史中優秀遺産和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所融會的産物。而林昭特殊的個性，則和她的家庭、其父母的遺傳難以分開，此外，中國積弱受侮的社會背景，也使敢於反抗的林昭終成爲當代大無畏的女中人傑。
在一個無法無天、絕無個人自由的社會裏，除了委曲求全、識時務、甘作思想奴隸者外，凡是個性鮮明、意志獨立的人，都難逃禍從天降的結局。事實正是這樣，當彭國彥聽到林昭第二次被捕消息後，他深知林昭和他同樣是難馴服的異類，必無好下場，因此，臉色頓變，口中喃喃地說：“我家完了！”不到一個月，仰藥自盡。林昭之母許憲民在“文革”中所經受的苦難，據馮英子同志說，已和遭難的祥林嫂幾無區別，當她爲女兒付出了最後一筆賣命錢，當她活過了林昭最後的日子後，終於再無勇氣生活在世，幾年後，也以自殺了此殘生。
林昭一門浩劫，幸而至今仍有很多人深深地記憶著，並未成爲歷史的陳迹，就此而言，也許歷史垂憐，使長期習慣於在思想牢籠裏生活的人，發現了絲絲微芒，這也許是告慰林昭一家最好的佳兆。
林昭的同學張元勳說：“林昭的事未能成爲家喻戶曉，是活著的人的悲哀，也是我們負疚之極的事”。比起張志新、遇羅克來說，林昭的名字似乎仍被埋葬。這悲哀何止僅僅存在于林昭的親友、同學的心中……。要解答這個問題，我想起當代美國作家弗蘭西斯福山的話：“究竟歷史是經過災難才有進步，還是歷史不過在每回浩劫間欲行又止？”
人類的歷史不可能是直線發展。每次災難後的間隔，欲行又止，似乎是常規，從我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經歷來看，我們怎麽能說歷史是直線發展？
更值得提起的是，陳寅恪提出的爲學要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林昭則早在史無前例的“文革”時期，從行動上不惜以死捍衛之。這在當代知識份子中間，能有幾希？
顧准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中聲稱，“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爲反對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顧准的遺言，只有在林昭身上體現得最徹底，當她發現自己已成爲理想主義的奴才後，立即走上徹底的經驗主義，不信神、不信邪、不盲從、不妥協，高呼要自己解放自己。她在1963年6月18日寫的《絕食書》竟“狂妄”地說“一息沿存，此生寧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試問當代能有幾人敢在獄中，如此“狂妄”、如此氣如長虹？！
林昭決未讀過陳寅恪、顧准等名家的鴻篇巨著，可是，在風雨如晦，秋雲滿天，慘霧席捲大地之時，竟能有此見地並言行一致，誓不後退的，世人如林昭者，敢問又能有幾希？
歷史在每次浩劫間，總可能會徘徊不前，欲行又止。世上事，進步總是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