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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胡川安的《記憶台灣01：從生活文化、教育信仰，看見台灣多元視角的每一幕》
2026/01/06 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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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胡川安的《記憶台灣01：從生活文化、教育信仰，看見台灣多元視角的每一幕》
我嘗試透過九十九個物品、空間、紀念碑、場域、地景來說明台灣記憶的複雜性，透過現在書寫過去，透過生活理解歷史、透過有形且無形的資產、透過自然和人文的地景說明台灣的記憶紛雜，不同族群、宗教、階級、意識形態和文化團體都讓我們的記憶拼盤多元、豐富且相互競爭，沒有人的記憶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也沒有誰能制他人的記憶，我提供一個多元的組合，讓大家在其中都能看到他人的記憶，也能看到自身的。
為什麼寫了九十九個？因為記憶永遠不完整，永遠沒有百分之一百，還有些缺環、有些空白，需要我們去填補、去創造、去探索，才能慢慢的接近，然後思考歴史的面貌。
——胡川安，〈導讀：我們如何記憶台灣〉
書名：記憶台灣01：從生活文化、教育信仰，看見台灣多元視角的每一幕
作者：胡川安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25/04
本書的輯一從物品與我們記憶的塑造與重建開始說起，這些物品都存在每個人的記憶中，透過集體的創造，在我們腦袋裡形成、改變又轉化，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輯二從過節的方式、祭祀的儀式、飲食的差異、旅行的想像，形成台灣生活的獨特性，也讓我們彼此聯繫在一起；輯三則用紀念館和空間講述台灣的生活記憶，每個空間都有台灣每一世代的影子，也是歷史存在的證據。胡川安在有形與無形文化間穿梭，以文字記憶那些曾經苦難、美好的片段與總和，在所繫之處書寫，聚集成一部台灣之所以成為台灣的具象化歷史。
【Excerpt】
〈大稻埕繁華的記憶：《南街殷賑》〉
一九三七年郭雪湖參加第一回「台展」，當時才十九歲就入選，讓他在畫壇得到相當大的重視。一九三〇年郭雪湖畫了《南街殷賑》，本來畫自然風景的他，開始著墨在故鄉節慶中熱熱鬧鬧的景象。「南街」就是今天台北的迪化街，「殷賑」是商業昌隆的意思，將大稻埕都市熱鬧的樣子描繪出來。畫家郭雪湖出生在大稻埕，也在當地學習民俗畫像。
畫面中的大稻埕正在進行民俗普渡的祭典，右下角的城隍廟有著中元節的雄旗，香火鼎盛，不同商店的招牌高掛在市街上，街道上滿滿的人潮，街道兩側的店家掛著「中元大賣出」、「中元贈答品」。
百年前的台灣和現代一樣，迪化街在中元節的時候，商家會促銷「澎派包」，趁著中元節的檔期賺一筆。很多人在想《南街殷賑》是從哪個地方所見到的大稻埕，但眾說紛紜，沒有定論。有些人主張大稻埕出身的郭雪湖，利用不同的透視點去畫大稻埕，將他感受到的大稻埕運用不同景深描繪出來。
台北本來最繁華的地方是艋舺，在新店溪與大漢溪的交叉口的東岸。艋舺主要由來自泉州的南安、惠安、晉江移民，但移民之間彼此因為商業利益而起衝突，同安人後來不敵其他的移民，帶著「霞海城隍爺」的神像逃到大稻埕。
由於十九世紀末清帝國開放了口岸給西方國家做生意，西方人對於「茶葉」最有興趣，外國人在大稻埕加工、包装和運銷，想要打造「福爾摩沙烏龍茶」的品牌。
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的時候，規畫此地為西洋人的居留地，並且與當地仕紳合作，讓大稻埕有了鐵路和電信總局，開啟了現代化的道路。本來開發較晚的大稻埕，到了十九世紀末期成了台北最繁華的商業聚落。
除了茶葉相關的生意，還有布料、中醫和南北乾貨等各種商行都在此聚集，後來成為台北「年貨大街」的記憶。由於台灣容易下雨，所以大稻埕的店家都有騎樓，並且相連，長長的街屋裡面有店鋪、倉庫和生活空間。
當日本人來到台灣之後，將大稻埕改名為「永樂町」，日本人有著現代化的建築規則，讓大稻的行走空間更為廣闊，讓三峽的老街和大溪老街都有著類似的現代化過程。
日治時代引進了很多的新式聚會空間，像是咖啡廳、酒家、餐廳，有些帶有洋風的餐廳，像是咖啡廳「波麗路」、「山水亭」，都是台灣人經營的餐館，台灣很多的作家和仕紳到此來感受西方來的文藝氣息，呂赫若經常在山水亭討論劇本，《南街殷賑》所繪製的大稻埕就是一九二〇年代的風華。
日治时代很多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運動都發生在大稻埕，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在大稻埕創立「台灣文化協會」，透過知識的分享、發行刊物來開啟明智。由於有商業、藝文和政治活動，大稻埕的文化相當蓬勃，從建築來看，也同時融合了閩南、洋樓、巴洛克和日本人帶進來的現代主義建築風格，可以從大稻埕看到台灣一百多年來走入現代的歷史和文化。
〈書店的歷史記憶〉
大學的時候晚睡，有時候會到位於仁愛路和敦化南路圓環的誠品書店，二十四小時的誠品，不管是深夜或是清晨，永遠有書相伴。實體書店的好處就是看得到一本一本的書，不像在螢幕中的網路書店，只能看著簡介想像其中的內容。
回顧台潜人的書店記憶，最早是従一九二〇年代開始，《記憶裡的幽香）指出一九二七年的台潜工商名録中，有三十家書店大部分是日本人經管，有六家是台溝人經管。日治時代的書店的書籍主要是日文書，從日本進口，所以書價偏高。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從清國進口的漢文書。書店除了販賣書籍，也賣文具。
讓我們先回到將近一百年前的台灣高校生，看看他們在讀什麼吧！一百年前能夠進入台北高等學校的都是當時的菁英，人中龍鳳，他們大學都可以選擇到日本不同的帝國大學就讀。
一九三〇年代在台北的高校生經常到書店，看看有什麼新書。很多日本剛出版的書，台北就買得到，有日本文學的書，也有翻譯美國諾貝爾獎得主賽珍珠的書。當時高校生也很想了解世界的政經局勢，由於德國希特勒掌權，他的傳記《我的奮鬥》（Mein Kampf）也是暢銷書。
台北高等學校後來培育了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在高中時最喜歡的書是浮世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angen Werthers）、倉田百三的《出家與弟子》，探討著少年的憂慮、煩惱，還有如何從深刻的思想解脫這些人生的問題。除此之外，大量知識類的書，從經濟、社會、政治，到自然科學也是當時高校生喜歡看的書。
戰後日本人離開之後，台灣進入了中文的世界，很多在中國的書店也隨之遷來台灣，像是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部分都設立在台灣的重慶南路。台灣人也有成立漢文的出版社，像是東方出版社、台英雜誌社。從中國來的移民也帶來一些圖書和文物，在牯嶺街販賣，舊書店街提供了一個可以找書買書的空間。
日治時期的重慶南路已經開始有些書店聚集，戰後由於教科書的出版社而形成書店的聚落，整條街都是書店，各種書籍都有，我還記得以前父親帶我在重慶南路買書的情景，重慶南路的書店街榮景要到一九九〇年代之後才慢慢沒落。
由於當時有出版禁令，出版品都需要審查，一些未經過審查，批評政府的作品就會在重愛南路書店街的騎樓販賣，其中談論民主、自由的理念，也滋養了很多台灣人思想。牯嶺街由於在路上擺攤子賣書有礙觀瞻，政府漸漸地將它們輔導到新蓋好的光華商場，那也是我中學找書的地方，滿滿的舊書攤在光華商場的地下室。
一九八三年由原來的「高砂紡織公司」在台北的汀州路三段成立了「金石堂」，將原來地下的廠房改建，開啟了台灣連鎖書店的先河。後來一九八九年誠品結合了書店與咖啡的複合式書店，還二十四小時營業，讓台灣對於書店的記憶更加多元。
誠品書店寬敞明亮，而且還兼賣很多文創商品，後來根本成了百貨公司，吸引了愛書人以外的客群。在中、小型城市，還有一些連鎖書店，像是諾貝爾、墊腳石等，服務不同地方的民眾。
有些小型社區書店，長期以來陪伴地方居民，因為連鎖書店的興起招致其逐漸沒落。幸好在最近十多年，一些有理想的書店經營者在全台各地開啟了獨立書店，結合地方文化，在選書和活動的策畫上都有自己的客群，並且將書店經營為平台，為地方文化注入活水，成為新的記憶。
〈台北的咖啡記憶：明星咖啡廳〉
以歷史來說，台北人對於咖啡廳的初體驗，可以從一九三五年「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製作的旅遊案內地圖看見「日活」、「永樂」、「芳野」、「巴會館」、「美人座」及「明治」等店家的位置，大都聚集在大稻埕附近。除了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聚集在咖啡廳，民國初年的文人郁達夫在一九三六年底造訪台灣時，也曾在「明治」喫茶店與台灣當時的文人聚會。當時的台北，成為日本南方的都會，咖啡廳這些現代性的初體驗也在台北知識分子間傳播開來。
戰後由於長期的戒嚴，文化界與知識分子轉趨保守，在這樣的背景下，文人在咖啡廳談的是「純」文學，免得和政治產生任何的關係。文人聚集的咖啡館主要圍繞於台北市中山堂周邊，「朝風」位於中山堂對面的永綏街上，「明星」、「田園」則分別位於距中山堂不遠處的武昌街及衡陽路上。
在這麼多咖啡廳當中，又以「明星」的名氣最大。台灣戰後文學界的現代文學論戰，都有著「明星」的影子。白先勇在〈明星咖啡館〉中寫著：「台北雖然變得厲害，但總還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說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一九六〇年代「明星」的情景，在白先勇筆下是一段年輕的美好回憶：「那時『明星』文風蔚然。《創世紀》常在那裡校稿，後來《文學季刊》也會在『明星』聚會。記得一次看到黃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樓。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學活動大都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雑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做了下去。」
當時的文人在「明星」中討論法國的存在主義，看著新浪潮的電影，聽著披頭四的音樂，欣賞超現實主義的畫作，享受著布爾喬亞的文化氛圍。然而，只要了解六〇年代在歐美發生的學生運動，就知道這些在「明星」當中的年輕人只是碰觸到當時西方文學、電影與藝術的皮毛。因為他們没有觸及到戒嚴體制的一切，參與「明星」的除了陳映真外，也大都是具有追求生活品味和背景的作家。
「明星」代表的是一個禁錮與高壓統治時代中，文人逃避時代現實，投入純粹文藝創作交流與發聲的場所，這些作家不問蒼生，只存在文字的世界。當台灣的社會力在解嚴後被釋放出來，社會的各個角落都是發聲的地點，「明星」的歷史地位也走向了終點。
「明星」在一九八九年歇業，那時我只有十歲，自然不可能去過。高中時嗜讀一些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作品，對於「明星」也只能緬懷，當大學時我在台北車站附近走動，經常都是在附近的「秋海棠」消费大量的藝術電影，每當走過台灣省城隍廟時，看到對面的武昌街七號已經不是「明星」咖啡廳，而是居仁堂素食餐聽，台北的確如白先勇所說的「變得厲害」。二〇〇二年四月居仁堂大火，讓「明星」重回媒體的注意，也再度得到藝文界的關注，獲得重生的機會。
重生的「明星」咖啡廳，盡量依照當初的設計，俄羅斯風格依然。樸素暗紅的桌椅，在牆上裝置幾盞壁燈，簡單的窗簾和檯燈，沒有太多的繁瑣装飾，呈現出安靜氣氛。我在這裡點了壺茶和雙層的點心，從中午一直坐到晚間，新的「明星」也有了無線網路設備。
傍晚時，外面的台北市台灣省城隍廟亮燈，我看著窗外，又望著室内，感覺有點不搭，這似乎就是「明星」與台灣社會的關係。它曾是青年感受六〇年代反體制、反權威思潮卻不敢反抗當時體制的場所。當台灣的政治禁忌逐漸打破，社會力展現出来了，它卻走向衰落。當「純」文學已經結束，網路語言與時代來臨，它成為對一個舊時代的緬懷。
我嘗試透過九十九個物品、空間、紀念碑、場域、地景來說明台灣記憶的複雜性，透過現在書寫過去，透過生活理解歷史、透過有形且無形的資產、透過自然和人文的地景說明台灣的記憶紛雜，不同族群、宗教、階級、意識形態和文化團體都讓我們的記憶拼盤多元、豐富且相互競爭，沒有人的記憶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也沒有誰能制他人的記憶，我提供一個多元的組合，讓大家在其中都能看到他人的記憶，也能看到自身的。
為什麼寫了九十九個？因為記憶永遠不完整，永遠沒有百分之一百，還有些缺環、有些空白，需要我們去填補、去創造、去探索，才能慢慢的接近，然後思考歴史的面貌。
——胡川安，〈導讀：我們如何記憶台灣〉
書名：記憶台灣01：從生活文化、教育信仰，看見台灣多元視角的每一幕
作者：胡川安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25/04
本書的輯一從物品與我們記憶的塑造與重建開始說起，這些物品都存在每個人的記憶中，透過集體的創造，在我們腦袋裡形成、改變又轉化，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輯二從過節的方式、祭祀的儀式、飲食的差異、旅行的想像，形成台灣生活的獨特性，也讓我們彼此聯繫在一起；輯三則用紀念館和空間講述台灣的生活記憶，每個空間都有台灣每一世代的影子，也是歷史存在的證據。胡川安在有形與無形文化間穿梭，以文字記憶那些曾經苦難、美好的片段與總和，在所繫之處書寫，聚集成一部台灣之所以成為台灣的具象化歷史。
【Excerpt】
〈大稻埕繁華的記憶：《南街殷賑》〉
一九三七年郭雪湖參加第一回「台展」，當時才十九歲就入選，讓他在畫壇得到相當大的重視。一九三〇年郭雪湖畫了《南街殷賑》，本來畫自然風景的他，開始著墨在故鄉節慶中熱熱鬧鬧的景象。「南街」就是今天台北的迪化街，「殷賑」是商業昌隆的意思，將大稻埕都市熱鬧的樣子描繪出來。畫家郭雪湖出生在大稻埕，也在當地學習民俗畫像。
畫面中的大稻埕正在進行民俗普渡的祭典，右下角的城隍廟有著中元節的雄旗，香火鼎盛，不同商店的招牌高掛在市街上，街道上滿滿的人潮，街道兩側的店家掛著「中元大賣出」、「中元贈答品」。
百年前的台灣和現代一樣，迪化街在中元節的時候，商家會促銷「澎派包」，趁著中元節的檔期賺一筆。很多人在想《南街殷賑》是從哪個地方所見到的大稻埕，但眾說紛紜，沒有定論。有些人主張大稻埕出身的郭雪湖，利用不同的透視點去畫大稻埕，將他感受到的大稻埕運用不同景深描繪出來。
台北本來最繁華的地方是艋舺，在新店溪與大漢溪的交叉口的東岸。艋舺主要由來自泉州的南安、惠安、晉江移民，但移民之間彼此因為商業利益而起衝突，同安人後來不敵其他的移民，帶著「霞海城隍爺」的神像逃到大稻埕。
由於十九世紀末清帝國開放了口岸給西方國家做生意，西方人對於「茶葉」最有興趣，外國人在大稻埕加工、包装和運銷，想要打造「福爾摩沙烏龍茶」的品牌。
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的時候，規畫此地為西洋人的居留地，並且與當地仕紳合作，讓大稻埕有了鐵路和電信總局，開啟了現代化的道路。本來開發較晚的大稻埕，到了十九世紀末期成了台北最繁華的商業聚落。
除了茶葉相關的生意，還有布料、中醫和南北乾貨等各種商行都在此聚集，後來成為台北「年貨大街」的記憶。由於台灣容易下雨，所以大稻埕的店家都有騎樓，並且相連，長長的街屋裡面有店鋪、倉庫和生活空間。
當日本人來到台灣之後，將大稻埕改名為「永樂町」，日本人有著現代化的建築規則，讓大稻的行走空間更為廣闊，讓三峽的老街和大溪老街都有著類似的現代化過程。
日治時代引進了很多的新式聚會空間，像是咖啡廳、酒家、餐廳，有些帶有洋風的餐廳，像是咖啡廳「波麗路」、「山水亭」，都是台灣人經營的餐館，台灣很多的作家和仕紳到此來感受西方來的文藝氣息，呂赫若經常在山水亭討論劇本，《南街殷賑》所繪製的大稻埕就是一九二〇年代的風華。
日治时代很多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運動都發生在大稻埕，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在大稻埕創立「台灣文化協會」，透過知識的分享、發行刊物來開啟明智。由於有商業、藝文和政治活動，大稻埕的文化相當蓬勃，從建築來看，也同時融合了閩南、洋樓、巴洛克和日本人帶進來的現代主義建築風格，可以從大稻埕看到台灣一百多年來走入現代的歷史和文化。
〈書店的歷史記憶〉
大學的時候晚睡，有時候會到位於仁愛路和敦化南路圓環的誠品書店，二十四小時的誠品，不管是深夜或是清晨，永遠有書相伴。實體書店的好處就是看得到一本一本的書，不像在螢幕中的網路書店，只能看著簡介想像其中的內容。
回顧台潜人的書店記憶，最早是従一九二〇年代開始，《記憶裡的幽香）指出一九二七年的台潜工商名録中，有三十家書店大部分是日本人經管，有六家是台溝人經管。日治時代的書店的書籍主要是日文書，從日本進口，所以書價偏高。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從清國進口的漢文書。書店除了販賣書籍，也賣文具。
讓我們先回到將近一百年前的台灣高校生，看看他們在讀什麼吧！一百年前能夠進入台北高等學校的都是當時的菁英，人中龍鳳，他們大學都可以選擇到日本不同的帝國大學就讀。
一九三〇年代在台北的高校生經常到書店，看看有什麼新書。很多日本剛出版的書，台北就買得到，有日本文學的書，也有翻譯美國諾貝爾獎得主賽珍珠的書。當時高校生也很想了解世界的政經局勢，由於德國希特勒掌權，他的傳記《我的奮鬥》（Mein Kampf）也是暢銷書。
台北高等學校後來培育了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在高中時最喜歡的書是浮世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angen Werthers）、倉田百三的《出家與弟子》，探討著少年的憂慮、煩惱，還有如何從深刻的思想解脫這些人生的問題。除此之外，大量知識類的書，從經濟、社會、政治，到自然科學也是當時高校生喜歡看的書。
戰後日本人離開之後，台灣進入了中文的世界，很多在中國的書店也隨之遷來台灣，像是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部分都設立在台灣的重慶南路。台灣人也有成立漢文的出版社，像是東方出版社、台英雜誌社。從中國來的移民也帶來一些圖書和文物，在牯嶺街販賣，舊書店街提供了一個可以找書買書的空間。
日治時期的重慶南路已經開始有些書店聚集，戰後由於教科書的出版社而形成書店的聚落，整條街都是書店，各種書籍都有，我還記得以前父親帶我在重慶南路買書的情景，重慶南路的書店街榮景要到一九九〇年代之後才慢慢沒落。
由於當時有出版禁令，出版品都需要審查，一些未經過審查，批評政府的作品就會在重愛南路書店街的騎樓販賣，其中談論民主、自由的理念，也滋養了很多台灣人思想。牯嶺街由於在路上擺攤子賣書有礙觀瞻，政府漸漸地將它們輔導到新蓋好的光華商場，那也是我中學找書的地方，滿滿的舊書攤在光華商場的地下室。
一九八三年由原來的「高砂紡織公司」在台北的汀州路三段成立了「金石堂」，將原來地下的廠房改建，開啟了台灣連鎖書店的先河。後來一九八九年誠品結合了書店與咖啡的複合式書店，還二十四小時營業，讓台灣對於書店的記憶更加多元。
誠品書店寬敞明亮，而且還兼賣很多文創商品，後來根本成了百貨公司，吸引了愛書人以外的客群。在中、小型城市，還有一些連鎖書店，像是諾貝爾、墊腳石等，服務不同地方的民眾。
有些小型社區書店，長期以來陪伴地方居民，因為連鎖書店的興起招致其逐漸沒落。幸好在最近十多年，一些有理想的書店經營者在全台各地開啟了獨立書店，結合地方文化，在選書和活動的策畫上都有自己的客群，並且將書店經營為平台，為地方文化注入活水，成為新的記憶。
〈台北的咖啡記憶：明星咖啡廳〉
以歷史來說，台北人對於咖啡廳的初體驗，可以從一九三五年「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製作的旅遊案內地圖看見「日活」、「永樂」、「芳野」、「巴會館」、「美人座」及「明治」等店家的位置，大都聚集在大稻埕附近。除了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聚集在咖啡廳，民國初年的文人郁達夫在一九三六年底造訪台灣時，也曾在「明治」喫茶店與台灣當時的文人聚會。當時的台北，成為日本南方的都會，咖啡廳這些現代性的初體驗也在台北知識分子間傳播開來。
戰後由於長期的戒嚴，文化界與知識分子轉趨保守，在這樣的背景下，文人在咖啡廳談的是「純」文學，免得和政治產生任何的關係。文人聚集的咖啡館主要圍繞於台北市中山堂周邊，「朝風」位於中山堂對面的永綏街上，「明星」、「田園」則分別位於距中山堂不遠處的武昌街及衡陽路上。
在這麼多咖啡廳當中，又以「明星」的名氣最大。台灣戰後文學界的現代文學論戰，都有著「明星」的影子。白先勇在〈明星咖啡館〉中寫著：「台北雖然變得厲害，但總還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說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一九六〇年代「明星」的情景，在白先勇筆下是一段年輕的美好回憶：「那時『明星』文風蔚然。《創世紀》常在那裡校稿，後來《文學季刊》也會在『明星』聚會。記得一次看到黃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樓。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學活動大都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雑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做了下去。」
當時的文人在「明星」中討論法國的存在主義，看著新浪潮的電影，聽著披頭四的音樂，欣賞超現實主義的畫作，享受著布爾喬亞的文化氛圍。然而，只要了解六〇年代在歐美發生的學生運動，就知道這些在「明星」當中的年輕人只是碰觸到當時西方文學、電影與藝術的皮毛。因為他們没有觸及到戒嚴體制的一切，參與「明星」的除了陳映真外，也大都是具有追求生活品味和背景的作家。
「明星」代表的是一個禁錮與高壓統治時代中，文人逃避時代現實，投入純粹文藝創作交流與發聲的場所，這些作家不問蒼生，只存在文字的世界。當台灣的社會力在解嚴後被釋放出來，社會的各個角落都是發聲的地點，「明星」的歷史地位也走向了終點。
「明星」在一九八九年歇業，那時我只有十歲，自然不可能去過。高中時嗜讀一些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作品，對於「明星」也只能緬懷，當大學時我在台北車站附近走動，經常都是在附近的「秋海棠」消费大量的藝術電影，每當走過台灣省城隍廟時，看到對面的武昌街七號已經不是「明星」咖啡廳，而是居仁堂素食餐聽，台北的確如白先勇所說的「變得厲害」。二〇〇二年四月居仁堂大火，讓「明星」重回媒體的注意，也再度得到藝文界的關注，獲得重生的機會。
重生的「明星」咖啡廳，盡量依照當初的設計，俄羅斯風格依然。樸素暗紅的桌椅，在牆上裝置幾盞壁燈，簡單的窗簾和檯燈，沒有太多的繁瑣装飾，呈現出安靜氣氛。我在這裡點了壺茶和雙層的點心，從中午一直坐到晚間，新的「明星」也有了無線網路設備。
傍晚時，外面的台北市台灣省城隍廟亮燈，我看著窗外，又望著室内，感覺有點不搭，這似乎就是「明星」與台灣社會的關係。它曾是青年感受六〇年代反體制、反權威思潮卻不敢反抗當時體制的場所。當台灣的政治禁忌逐漸打破，社會力展現出来了，它卻走向衰落。當「純」文學已經結束，網路語言與時代來臨，它成為對一個舊時代的緬懷。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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