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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王強的《閱讀通向自由》
2025/09/09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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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王強的《閱讀通向自由》
看到本書有一篇專章談論喬伊斯作品的相關藏書，卻沒有討論到普魯斯特，讓人感到可惜，但沒想到在〈後記〉中，普魯斯特卻冒了出來，也特別討論到＂引語詩學” ，相當有意思，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閱讀通向自由
作者：王強
出版社：本事出版
出版日期：2024/09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1014232
內容簡介
繼《讀書毀了我》《書蠹牛津消夏記》之後，王強的第三本讀書隨筆：閱讀如何將我們引向自由。他引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有點哲理，又有點浪漫，但的確令人嚮往：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然而幸好我們閱讀——閱讀恰是在人的有限此在中，讓人能夠從另一異質而非同質的時間和空間來努力窮盡萬物，完成“認識你自己”。
【Excerpt】
〈後記〉
……知堂的大量文章往往鮮明地呈現出一種別具一格的“知堂體”。我所謂的“知堂體”指的是，作者表達自己思想的文字與其引自其他思想家、文學家的文字或者由自己操刀、譯自其他思想家、文學家的文字水乳交融在一起，難分難解，絕非是一種通常意義上人們所認為的作者“正文”與“正文”中次一層級的“引文”之間的關係那麼簡單。
赫爾曼·邁耶（Herman Meyer）在其關於＂引文”的那部專著《歐洲小説中的引語詩學》中提出並解答了上述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問題：“儘管引語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但它能否在敘事作品的整體結構中發揮重要作用？引語怕不單單是蛋糕中的葡萄乾，它們的美學效果能夠超越葡萄乾給予味蕾的短暫愉悦嗎？＂，他給出的回答十分肯定。他認為，“引文”在“正文”中扮演着“真正的結構元素” ，“引文”發展成了文本的“形式之歷史”。此外，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作家們“嚴肅性質的對待引文”與作家們＂打趣性質的引用藝術”這兩者之間乃是基於全然不同的創作訴求。但無論訴求如何，＂作者的引用藝術揭示了其對西方文化傳統財富的參與”。
……
……“可以說，文學的引文是一個其異質性比通常情況下更加明顯的元素；畢竟，它是由另一位作者所塑造的，故而帶有幾分預製性質的語言屬性。遵循這些方法和手段是頗為誘人的，作家通過這一方式將這種外來體吸收到他小説的整體中，直到兩者最終融合起來。那麼，這個異體與新的語言整體最佳之整合是什麼？人們可能認為它主要在於對引文最近於徹底的同化。但一般情況並非如此。如果引文太過於融入新的語言整體中以至於無法辨認，那麼它就失去了其具體特徵和獨特效果。概言之，可以認為引語的魅力源於同化與異化之間的獨特張力：它自己與新環境緊密相連，但同時又與之分離，從而允許另一個世界照射進該小説獨立的世界。”“它的作用是擴展小説並使小説生動起來，從而促進其形形色色的整體性和豐富性。不僅顯見的引文是這樣，隱晦的引文亦如此，後者對普通讀者而言是隱藏起來的，只有鑒賞家才能發現。就隱晦的引文而言，我們與之打交道的不是簡簡單單的隱藏，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捉迷藏遊戲。遊戲的重點是發現引語，因為只有引語被發現，它才能達到其特定的效果。因此，顯見的引文與隱晦的引文之間沒有種類的不同，而只有程度的差別。另一方面，明確地説，任何一類引語都不同於隱藏起來的借用，因為對於後者的發現可能會帶來一定的語言學上的滿足，但不會帶來審美上的愉悦。”邁耶基於經典文學文本分析試圖建立的＂引語詩學” （the poetics of quotation）極具説服力地揭示出，在虛構文學文本“形式整體”的構建過程中，“引語”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邁耶的這一結論未嘗不適用於其他非虛構性質文本形式的構建。
這就不難理解，從今日之閲讀體驗著眼，與知堂同時代許多文人相比，知堂大部分文章之所以能夠超越時間性、克服語言的時代印痕而依舊保留住不可多得的雋永和耐讀，這在很大程度上怕要歸功於知堂風格中“引語藝術”潤物細無聲般恆久踐行的貢獻。知堂有意為之地以此一方式來確立其獨特的寫作風格，他的這一追求在其《永日集》序中表達得再清晰不過：“有人或要不贊成，以為翻譯不該與自作的文章收在一起。這句話自然言之成理。但我有一種偏見，文字本是由我經手，意思則是我所喜歡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説而説不出的東西，固然並不想霸佔，覺得未始不可借用。正如大家引用所佩服的古人成句一樣，我便來整章整節地引用罷了。這些譯文我可以聲明一句，在這集內是最值得讀的文字，我現在只恨譯得太少。”
對於翻譯他者的文字（其本質乃是篇幅不加以限制的＂引語” ）之於自己文字創作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如此看重，知堂這番肺腑之言令我想起被一些評家稱之為“變態閱讀者”的普魯斯特。
“長河小説” 《追憶似水年華》開筆之前，普魯斯特正在撰寫一部他本人期許頗高的自傳體小説，然而小説進展到一半，他再也寫不下去了。當他苦思冥想、一籌莫展之際，偶然間，他興奮地“發現了”英國十九世紀文化批評大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普魯斯特敏感的心靈一下子被《威尼斯的石頭》 （The Stones of Venice）深深攫取了。為征服他所遭遇的寫作靈感障礙 （writer’s block） ，普魯斯特決心開始“細讀”拉斯金，而他此一決定的結果是，他花去了八年寶貴的時光，最終完成了他的“細讀”。而他“細讀”的這一細節不該被今天的讀者們所忽視：他不僅將當時能夠到手的拉斯金著作一部一部讀完，而且還將拉斯金的這些著作一部一部完整地閱讀了數遍。
＂變態閲讀者”普魯斯特乾脆將他對於文字的“變態”進行到底。他一邊如饑似渴地“細讀”拉斯金，一邊字斟句酌地以他當時並不夠好的英文“掙扎着”譯出了拉斯金兩部篇幅不大卻頗具代表性的著作，一本是《亞眠的聖經》（The Bible of Amiens） ，另一本是《芝麻與百合》（Sesame and Lilies）。而且，普魯斯特還為他這兩部嘔心瀝血的法譯本分別撰寫了長長的前言和譯序，其篇幅幾佔整個譯本的三分之一；更有甚者，他譯註中的文字量簡直等同於原著的文字量，閱讀其法文譯本，幾乎頁頁見註，且有時一頁上面的一個註竟需排印出兩頁之篇幅。在如此“變態的閲讀”和如此“變態的翻譯”加持之下，普魯斯特對於拉斯金的思想世界自然達到了極為廣博的熟悉，又基於此一廣博的熟悉，他對於拉斯金文字的表述及其意義遂產生出非比尋常的深刻洞見。這就不難理解，這一謹嚴、精湛的譯本問世後，即令那些挑剔已極的批評家們也不得不承認，在拉斯金著作所有法語譯本中，普魯斯特的譯筆讓這兩部英文著作在高傲的法語世界重新獲得了生命。要之，面對文字，＂真正的”閲讀、＂真正的”翻譯、“真正的”註解、“真正的”寫作原本就該是普魯斯特所“變態地”踐行的那樣＂圓融一體”的。
……
對於熱愛《了不起的蓋茨比》及其作者司各特，菲茲傑拉德的讀者而言，好萊塢“黃金時期”八卦專欄作家希拉．格雷厄姆（Sheilah
Graham）初版於1967年的回憶錄《一個人的大學：菲茨傑拉德是如何教育他心愛女人的故事》是一部頗具價值的著述。在此一回憶錄的第五章，格雷厄姆繪聲繪色記述了她同作家菲茲傑拉德熱戀之時，作為“一位天生的老師”，菲茲傑拉德是如何耐心細緻且循循善誘指導她學習閱讀的：
“讀普魯斯特你一天一定不能超過十頁，”司各特勸告我，“此書太難讀了，要是你一味貪多，你就會發現難以完成。”他立即為我制定出一個計劃：每天讀十頁，直到我完成三分之一；然後我可以每天讀三十頁，而《在斯萬家那邊》（Swann’s Way）最後三分之一的部分我可以每天讀四十頁。他將其他幾卷扣留着直到我需要它們，這樣，閱讀的量級便不會把我嚇到……這確實是我們“一個人的大學”的開始——孜孜不倦地閱讀普魯斯特。
其實，所謂為格雷厄姆一人開設的“一個人的大學”，不過是司各特用他寫作時的那台打字機一字一字深思熟慮敲擊出來的一份規劃精細的＂閱讀書單”（Reading List）以及嚴謹的閱讀＂總體進度計劃” （the master plan），其中所列的著作“多是難讀之書”。這份珍稀閱讀書單主幹之一部分，出現在這部回憶錄第七章“課程”開首的兩頁（回憶錄書後附此書單影印件）。格雷厄姆解釋＂閱讀書單”説：＂司各特將威爾斯的《史綱》（Outline of History）劃分為四十個部分，每一個部分則由一部小説或一部戲劇作為隔斷。”例如，依書單看，《史綱》 185-205頁所對應的是蕭伯納的《人與超人》 ；《史綱》 285-303頁所對應的是狄更斯的《荒涼山莊》（第二部分）；《史綱》 376-387頁所對應的是德萊塞的《嘉莉妹妹》 ；《史綱》 1152-1170頁所對應的是莎士比亞的《夜色溫柔》。莎士比亞竟也寫過一部名叫《夜色溫柔》的作品？原來開列這份閱讀書單時，菲茲傑拉德的《夜色溫柔》已絕版經年，而純粹是出於內心頑皮的自娛自樂之秉性，菲茲傑拉德索性將自己業已難覓的著作歸在了莎翁的名下。幸虧格雷厄姆為後人記下了這趣味橫生的一筆。
也恰是這樣一份在我看來（或許對其他讀者亦然）“價值連城”的“書單”卻給我帶來一場令 我寢食難安，至今揮之不去的＂噩夢”。
菲茲傑拉德“閱讀書單”中作為重要參照框架的那部威爾斯的《史綱》究竟指的是哪一版本？從書中提供的材料看，菲茲傑拉德沒有標明所用《史綱》的版本。而確定不了他在那一時刻使用的具體版本，＂閱讀書單”中所有那些與《史綱》所列頁碼上相關內容遙相呼應的其他著作便如斷線風箏，失去了任何聯繫在一起相互參照的可能，因為威爾斯1920年推出一卷本的《史綱》之後，1931年曾出過一個修訂版，且在其生前對《史綱》又進行過多次修訂；即使在1940年菲茲傑拉德辭世前，《史綱》印製的版本之多（有十六七種）、每版裝訂冊數之不同（有一卷本、兩卷本、兩卷合一本和四卷本）、每冊書頁頁碼由此發生之變化（有493頁、760頁、780頁、1171頁、1174頁、1255頁、1395頁等）簡直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地步，若非假以時日有緣扎進菲茲傑拉德文字檔案的汪洋中尋覓這一版本細節，怕是這場對我而言的“閱讀噩夢”難見“夢醒時分”了，因為對於那時的兩位當事人而言具體版本之資訊乃是不言自明的，但這一資訊對於當事人之外和之後的讀者而言卻是不可或缺的。本以為格雷厄姆會以這份非同凡響的＂閱讀書單”金針度人，讓我們也能有幸踏入她“一個人的大學”之堂奧，不承想置身於愛的溫柔之鄉的她竟如此“不拘小節”地將“徹底的無望”抛給了我們的期望。
似乎是希望將我從這一耿耿於懷的“閱讀噩 夢”中徹底喚醒，在其所賜的序言裏，劉鋒兄對我説了這樣兩句寬慰我的話：“一個人怎樣讀，就有怎樣寫的衝動。”“壓榨云云，與其説是壓榨文字，毋寧説是壓榨生命。”
是啊，生活之中每當我面對文字與思想竭力地較真而為各式各類的“閲讀噩夢”纏繞之時，真正能夠令我感到寬慰的，不正是我數十年始終堅守的關於“怎樣讀”就“怎樣寫”的衝動、關於“壓榨文字”也就是＂壓榨生命”的態度，不正是我内心高懸於我探索前行的道路的前方那一關乎生命之於文字、關乎文字之於生命所理當企及的至高境界。
2024年7月末寫於香港
看到本書有一篇專章談論喬伊斯作品的相關藏書，卻沒有討論到普魯斯特，讓人感到可惜，但沒想到在〈後記〉中，普魯斯特卻冒了出來，也特別討論到＂引語詩學” ，相當有意思，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閱讀通向自由
作者：王強
出版社：本事出版
出版日期：2024/09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1014232
內容簡介
繼《讀書毀了我》《書蠹牛津消夏記》之後，王強的第三本讀書隨筆：閱讀如何將我們引向自由。他引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有點哲理，又有點浪漫，但的確令人嚮往：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然而幸好我們閱讀——閱讀恰是在人的有限此在中，讓人能夠從另一異質而非同質的時間和空間來努力窮盡萬物，完成“認識你自己”。
【Excerpt】
〈後記〉
……知堂的大量文章往往鮮明地呈現出一種別具一格的“知堂體”。我所謂的“知堂體”指的是，作者表達自己思想的文字與其引自其他思想家、文學家的文字或者由自己操刀、譯自其他思想家、文學家的文字水乳交融在一起，難分難解，絕非是一種通常意義上人們所認為的作者“正文”與“正文”中次一層級的“引文”之間的關係那麼簡單。
赫爾曼·邁耶（Herman Meyer）在其關於＂引文”的那部專著《歐洲小説中的引語詩學》中提出並解答了上述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問題：“儘管引語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但它能否在敘事作品的整體結構中發揮重要作用？引語怕不單單是蛋糕中的葡萄乾，它們的美學效果能夠超越葡萄乾給予味蕾的短暫愉悦嗎？＂，他給出的回答十分肯定。他認為，“引文”在“正文”中扮演着“真正的結構元素” ，“引文”發展成了文本的“形式之歷史”。此外，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作家們“嚴肅性質的對待引文”與作家們＂打趣性質的引用藝術”這兩者之間乃是基於全然不同的創作訴求。但無論訴求如何，＂作者的引用藝術揭示了其對西方文化傳統財富的參與”。
……
……“可以說，文學的引文是一個其異質性比通常情況下更加明顯的元素；畢竟，它是由另一位作者所塑造的，故而帶有幾分預製性質的語言屬性。遵循這些方法和手段是頗為誘人的，作家通過這一方式將這種外來體吸收到他小説的整體中，直到兩者最終融合起來。那麼，這個異體與新的語言整體最佳之整合是什麼？人們可能認為它主要在於對引文最近於徹底的同化。但一般情況並非如此。如果引文太過於融入新的語言整體中以至於無法辨認，那麼它就失去了其具體特徵和獨特效果。概言之，可以認為引語的魅力源於同化與異化之間的獨特張力：它自己與新環境緊密相連，但同時又與之分離，從而允許另一個世界照射進該小説獨立的世界。”“它的作用是擴展小説並使小説生動起來，從而促進其形形色色的整體性和豐富性。不僅顯見的引文是這樣，隱晦的引文亦如此，後者對普通讀者而言是隱藏起來的，只有鑒賞家才能發現。就隱晦的引文而言，我們與之打交道的不是簡簡單單的隱藏，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捉迷藏遊戲。遊戲的重點是發現引語，因為只有引語被發現，它才能達到其特定的效果。因此，顯見的引文與隱晦的引文之間沒有種類的不同，而只有程度的差別。另一方面，明確地説，任何一類引語都不同於隱藏起來的借用，因為對於後者的發現可能會帶來一定的語言學上的滿足，但不會帶來審美上的愉悦。”邁耶基於經典文學文本分析試圖建立的＂引語詩學” （the poetics of quotation）極具説服力地揭示出，在虛構文學文本“形式整體”的構建過程中，“引語”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邁耶的這一結論未嘗不適用於其他非虛構性質文本形式的構建。
這就不難理解，從今日之閲讀體驗著眼，與知堂同時代許多文人相比，知堂大部分文章之所以能夠超越時間性、克服語言的時代印痕而依舊保留住不可多得的雋永和耐讀，這在很大程度上怕要歸功於知堂風格中“引語藝術”潤物細無聲般恆久踐行的貢獻。知堂有意為之地以此一方式來確立其獨特的寫作風格，他的這一追求在其《永日集》序中表達得再清晰不過：“有人或要不贊成，以為翻譯不該與自作的文章收在一起。這句話自然言之成理。但我有一種偏見，文字本是由我經手，意思則是我所喜歡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説而説不出的東西，固然並不想霸佔，覺得未始不可借用。正如大家引用所佩服的古人成句一樣，我便來整章整節地引用罷了。這些譯文我可以聲明一句，在這集內是最值得讀的文字，我現在只恨譯得太少。”
對於翻譯他者的文字（其本質乃是篇幅不加以限制的＂引語” ）之於自己文字創作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如此看重，知堂這番肺腑之言令我想起被一些評家稱之為“變態閱讀者”的普魯斯特。
“長河小説” 《追憶似水年華》開筆之前，普魯斯特正在撰寫一部他本人期許頗高的自傳體小説，然而小説進展到一半，他再也寫不下去了。當他苦思冥想、一籌莫展之際，偶然間，他興奮地“發現了”英國十九世紀文化批評大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普魯斯特敏感的心靈一下子被《威尼斯的石頭》 （The Stones of Venice）深深攫取了。為征服他所遭遇的寫作靈感障礙 （writer’s block） ，普魯斯特決心開始“細讀”拉斯金，而他此一決定的結果是，他花去了八年寶貴的時光，最終完成了他的“細讀”。而他“細讀”的這一細節不該被今天的讀者們所忽視：他不僅將當時能夠到手的拉斯金著作一部一部讀完，而且還將拉斯金的這些著作一部一部完整地閱讀了數遍。
＂變態閲讀者”普魯斯特乾脆將他對於文字的“變態”進行到底。他一邊如饑似渴地“細讀”拉斯金，一邊字斟句酌地以他當時並不夠好的英文“掙扎着”譯出了拉斯金兩部篇幅不大卻頗具代表性的著作，一本是《亞眠的聖經》（The Bible of Amiens） ，另一本是《芝麻與百合》（Sesame and Lilies）。而且，普魯斯特還為他這兩部嘔心瀝血的法譯本分別撰寫了長長的前言和譯序，其篇幅幾佔整個譯本的三分之一；更有甚者，他譯註中的文字量簡直等同於原著的文字量，閱讀其法文譯本，幾乎頁頁見註，且有時一頁上面的一個註竟需排印出兩頁之篇幅。在如此“變態的閲讀”和如此“變態的翻譯”加持之下，普魯斯特對於拉斯金的思想世界自然達到了極為廣博的熟悉，又基於此一廣博的熟悉，他對於拉斯金文字的表述及其意義遂產生出非比尋常的深刻洞見。這就不難理解，這一謹嚴、精湛的譯本問世後，即令那些挑剔已極的批評家們也不得不承認，在拉斯金著作所有法語譯本中，普魯斯特的譯筆讓這兩部英文著作在高傲的法語世界重新獲得了生命。要之，面對文字，＂真正的”閲讀、＂真正的”翻譯、“真正的”註解、“真正的”寫作原本就該是普魯斯特所“變態地”踐行的那樣＂圓融一體”的。
……
對於熱愛《了不起的蓋茨比》及其作者司各特，菲茲傑拉德的讀者而言，好萊塢“黃金時期”八卦專欄作家希拉．格雷厄姆（Sheilah
Graham）初版於1967年的回憶錄《一個人的大學：菲茨傑拉德是如何教育他心愛女人的故事》是一部頗具價值的著述。在此一回憶錄的第五章，格雷厄姆繪聲繪色記述了她同作家菲茲傑拉德熱戀之時，作為“一位天生的老師”，菲茲傑拉德是如何耐心細緻且循循善誘指導她學習閱讀的：
“讀普魯斯特你一天一定不能超過十頁，”司各特勸告我，“此書太難讀了，要是你一味貪多，你就會發現難以完成。”他立即為我制定出一個計劃：每天讀十頁，直到我完成三分之一；然後我可以每天讀三十頁，而《在斯萬家那邊》（Swann’s Way）最後三分之一的部分我可以每天讀四十頁。他將其他幾卷扣留着直到我需要它們，這樣，閱讀的量級便不會把我嚇到……這確實是我們“一個人的大學”的開始——孜孜不倦地閱讀普魯斯特。
其實，所謂為格雷厄姆一人開設的“一個人的大學”，不過是司各特用他寫作時的那台打字機一字一字深思熟慮敲擊出來的一份規劃精細的＂閱讀書單”（Reading List）以及嚴謹的閱讀＂總體進度計劃” （the master plan），其中所列的著作“多是難讀之書”。這份珍稀閱讀書單主幹之一部分，出現在這部回憶錄第七章“課程”開首的兩頁（回憶錄書後附此書單影印件）。格雷厄姆解釋＂閱讀書單”説：＂司各特將威爾斯的《史綱》（Outline of History）劃分為四十個部分，每一個部分則由一部小説或一部戲劇作為隔斷。”例如，依書單看，《史綱》 185-205頁所對應的是蕭伯納的《人與超人》 ；《史綱》 285-303頁所對應的是狄更斯的《荒涼山莊》（第二部分）；《史綱》 376-387頁所對應的是德萊塞的《嘉莉妹妹》 ；《史綱》 1152-1170頁所對應的是莎士比亞的《夜色溫柔》。莎士比亞竟也寫過一部名叫《夜色溫柔》的作品？原來開列這份閱讀書單時，菲茲傑拉德的《夜色溫柔》已絕版經年，而純粹是出於內心頑皮的自娛自樂之秉性，菲茲傑拉德索性將自己業已難覓的著作歸在了莎翁的名下。幸虧格雷厄姆為後人記下了這趣味橫生的一筆。
也恰是這樣一份在我看來（或許對其他讀者亦然）“價值連城”的“書單”卻給我帶來一場令 我寢食難安，至今揮之不去的＂噩夢”。
菲茲傑拉德“閱讀書單”中作為重要參照框架的那部威爾斯的《史綱》究竟指的是哪一版本？從書中提供的材料看，菲茲傑拉德沒有標明所用《史綱》的版本。而確定不了他在那一時刻使用的具體版本，＂閱讀書單”中所有那些與《史綱》所列頁碼上相關內容遙相呼應的其他著作便如斷線風箏，失去了任何聯繫在一起相互參照的可能，因為威爾斯1920年推出一卷本的《史綱》之後，1931年曾出過一個修訂版，且在其生前對《史綱》又進行過多次修訂；即使在1940年菲茲傑拉德辭世前，《史綱》印製的版本之多（有十六七種）、每版裝訂冊數之不同（有一卷本、兩卷本、兩卷合一本和四卷本）、每冊書頁頁碼由此發生之變化（有493頁、760頁、780頁、1171頁、1174頁、1255頁、1395頁等）簡直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地步，若非假以時日有緣扎進菲茲傑拉德文字檔案的汪洋中尋覓這一版本細節，怕是這場對我而言的“閱讀噩夢”難見“夢醒時分”了，因為對於那時的兩位當事人而言具體版本之資訊乃是不言自明的，但這一資訊對於當事人之外和之後的讀者而言卻是不可或缺的。本以為格雷厄姆會以這份非同凡響的＂閱讀書單”金針度人，讓我們也能有幸踏入她“一個人的大學”之堂奧，不承想置身於愛的溫柔之鄉的她竟如此“不拘小節”地將“徹底的無望”抛給了我們的期望。
似乎是希望將我從這一耿耿於懷的“閱讀噩 夢”中徹底喚醒，在其所賜的序言裏，劉鋒兄對我説了這樣兩句寬慰我的話：“一個人怎樣讀，就有怎樣寫的衝動。”“壓榨云云，與其説是壓榨文字，毋寧説是壓榨生命。”
是啊，生活之中每當我面對文字與思想竭力地較真而為各式各類的“閲讀噩夢”纏繞之時，真正能夠令我感到寬慰的，不正是我數十年始終堅守的關於“怎樣讀”就“怎樣寫”的衝動、關於“壓榨文字”也就是＂壓榨生命”的態度，不正是我内心高懸於我探索前行的道路的前方那一關乎生命之於文字、關乎文字之於生命所理當企及的至高境界。
2024年7月末寫於香港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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